【大紀元2025年12月05日訊】2015年，我在陝西省榆林市子洲縣讀高中。那一年，我遭遇了兩場令人終生難忘的校園暴力。這些暴力的根源並非爭執或金錢，而只是因為我會日語，喜歡日本文化。在同學們眼裡，我成了「叛徒」，被嘲諷地稱作「小日本」。
第一次事件發生在校園附近的環城公路上。放學後，一群同學把我堵住，拳腳齊下，高聲辱罵：「小日本」「日本狗」「漢奸」。他們幾乎用盡全力，推搡、踢打、抓拽，我被逼到路邊的護欄旁，幾乎站不穩。全班大多數學生都參與毆打，少部分同學和路人只是圍觀，沒有一個人敢伸手幫我或報警。我的臉腫得幾乎認不出自己，身上淤青布滿全身，內心充滿恐懼和孤獨。旁觀者的沉默，比拳腳更令人心寒——在中國，連目睹暴力的人也被教會了麻木和順從。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所謂法律和正義，在這裡只是一紙空文。
被群毆後，我獨自徒步前往當地縣城的城關派出所報警。沒有手機，也沒有錢坐車，我一步步走在烈日下，肩膀酸痛，心中卻仍抱著天真的信念：法律會保護受害者。然而，現實狠狠打了我一巴掌。門口的警察不耐煩地指向二樓：「上去報。」我上樓後，另一位警察冷漠地看著我，連筆錄都不做，只說：「小孩打架，去找老師解決，不歸我們管。」我追問：「被十幾個人群毆算不算犯法？」他白了我一眼：「別多問，回去吧。」整個報警過程毫無意義，我徒步趕來的疲懼、恐懼、絕望如同巨石壓在胸口。那一刻，我徹底明白，在中國，法律不是保護公民的屏障，而是權力的擺設，弱者的呼救從來不會被傾聽。
幾週後，第二次暴力發生在教室內。一名同學將我拖到樓道，一腳把我踢向樓道護欄上的玻璃窗。右臂被玻璃劃傷，鮮血順著手臂淌下，滴落在地上，鮮紅而刺眼。熾熱的夏季，我卻感到全身冰冷，可能因失血過多。疼痛、恐懼和羞辱感交織，我哭著去找校長。校長沒有一絲關切，只讓我去學校附近的小診所處理傷口，再讓母親支付帳單。老師、教導主任、校長，甚至派出所，誰都沒有表態。整個社會像一堵無形的牆，把我的血和痛隔絕在外。
這種冷漠並非偶然。南京的法官曾冷漠地說：「不是你撞的，為什麼要扶。」2006年南京彭宇案更讓社會陷入恐懼：攙扶摔倒老人反而可能被索賠，讓旁觀者不敢伸手。校園中的觀望，和社會的冷漠一脈相承：即便暴力顯而易見，也無人伸手，人們學會了沉默，把正義留給了權力。在中國，受害者永遠是孤立的，法律、學校和社會共同塑造了一個冷漠麻木的環境，讓弱者無處求助。
我嘗試求助學校，但老師只是讓施暴者道歉，沒有處分，也沒有任何反思。學校的冷漠、警察的無視，構成了完整的社會壓迫鏈條。孩子在其中被教會順從、被迫沉默，痛苦被官方和集體忽視。血肉之軀在極權體制面前無力掙扎，這就是所謂「法治」的現實。
2023年8月22日加利福尼亞州時間15:30，我踏上美國土地，心中充滿喜悅。終於可以來到一個真正自由的法治國家，這裡的法律透明而公正，警察保護公民而非威脅他們，學校鼓勵獨立思考而非思想統一。回想那兩場校園暴力，我慶幸自己脫離了極權社會，但也清楚，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整個社會體系對弱者冷漠和壓迫的縮影。
中共種下的反美、仇日思想，總有一天會自食惡果。在中國，法律不是保護弱者的屏障，而是冷漠的見證者。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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