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5月05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Lawrence Wilson撰文／張紫珺編譯）美國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1763—1783年）的歷史始於一座古老的教堂。
1775年4月18日，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市老北教堂（Old North Church）尖塔上掛起了兩盞燈籠，它們發出的亮光在向愛國者發出警告，早早提醒他們英國的軍隊正在靠近。
在我們慶祝美國建國250周年時，如果沒有提及這座歷史悠久的宗教禮拜場所，我們的活動將會有所欠缺。作為國家歷史地標（National Historical Landmark），這座禮拜場所現在每年接待超過50萬名國內外遊客。
然而，老北教堂不僅僅是一座博物館。它是一個充滿生機、蓬勃發展的基督教教會，也是波士頓市最古老的聖公會教堂（Episcopal church）。
老北教堂的故事並不是僅僅從教會中愛國者的英勇事蹟開始，也沒有以他們的事蹟告終。它是一部跨越幾代人的傳奇，講述了他們在面對困難挑戰時的堅韌不拔，對待世事變遷時的靈活適應，而最重要的是，對教堂創始人的願景始終如一的忠誠。
這是一個關於信仰的故事，也是一個關於自由的故事。老北教堂的故事，就是美國的故事。
繁榮的殖民地，興盛的信仰
隨著當時英屬馬薩諸塞灣省（British Province of Massachusetts Bay）及其主要城市波士頓（Boston）的發展，老北教堂（正式名稱為基督教堂/ Christ Church）開始興建。
到1723年教堂建成時，殖民者已經在當地居住超過100年。而波士頓的第一座聖公會教堂國王禮拜堂（King’s Chapel），當時已經人滿為患。
為了滿足城市及聖公會信徒人數不斷增長的需求，波士頓市建立了這所基督教堂。牧師蒂莫西‧卡特勒（Timothy Cutler）博士以聖經的「萬民禱告之殿」為願景為教堂舉行了奉獻禮。
當時，整個國家正處於一場被稱為「大覺醒」（Great Awakening）的宗教復興運動之中。隨著國家的發展，教會也隨之不斷壯大。
英國牧師查爾斯‧衛斯理（Charles Wesley）與他的兄弟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一起在英國創立了衛理公會（Methodism）。1736年，查爾斯‧衛斯理在殖民地巡迴佈道期間，曾經多次在基督教堂裡講道。
基督教堂位於波士頓富裕的北區，吸引了富商、船長以及農民和水手前來做禮拜。由於奴隸制當時在英國殖民地仍然合法，獲得自由的黑人以及奴隸身分的黑人也曾經在基督教堂做禮拜。
雖然有色人種也可以參加禮拜，但他們只能坐在二樓的看台區。較為富裕的教徒，（其中一些是奴隸主）則在一樓購買了預留的靠背長椅座位。
1740年，教會為基督教堂增建了尖塔，使其成為當時波士頓最高的建築。十年後，15歲的保羅‧里維爾（Paul Revere，1735—1818年）成為這座教堂的敲鐘人。里維爾後來成為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著名的愛國者。
效忠派和愛國者
18世紀末，這片英國殖民地日益繁榮，而政治局勢卻變得緊張。北美愛國者們（Patriots）積極爭取獨立，而托利黨人（Tories）則效忠於英國王室。
基督教堂裡持兩派觀點的人都有。
教堂司事羅伯特‧紐曼（Robert Newman）是一位愛國者。他坐在教堂過道東側的一排長椅上。駐波士頓英軍司令托馬斯‧蓋奇（Thomas Gage）將軍則坐在西側。
當英國軍隊準備進攻康科德鎮（Concord）的殖民地軍火庫時，政治緊張局勢達到了臨界點。
效忠派牧師馬瑟‧拜爾斯（Mather Byles）於1775年4月18日辭職。
當晚，教堂司事紐曼和另一位教會領袖約翰‧普林二世（John Pulling Jr.）在教堂尖塔上點亮了那兩個著名的燈籠。
而這僅僅是教會參與參與戰爭的開始。
兩個月後的邦克山戰役（Battle of Bunker Hill）中，英軍司令蓋奇在教堂尖塔上督戰。他信任的下屬約翰‧皮特凱恩少校（Maj. John Pitcairn）在戰鬥中身負重傷，最終不治身亡。皮特凱恩也是基督教堂的教友，被安葬在教堂的地下墓室中。
據當地傳說，戰爭期間，這座建築曾被用作英國軍醫院。
拜爾斯於1776年前往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其他人也相繼離開，只剩下少數基督教會家庭留在波士頓。
在點亮燈籠的那天，教堂關閉了，一關就是三年。
新國家，新教會
後來，一位曾經在英國軍隊服役的前牧師倒戈，宣誓效忠美國。基督教堂於1778年8月重新開放。教堂祈禱書中為國王祈禱的內容，很快換成了為大陸會議祈禱的內容。
然而，戰爭結束後，無論是教會還是這個新生國家，很多方面都沒有恢復常態。
前殖民地在如何組建政府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基督教會也面臨著內部分裂的問題。
在過去一個世紀裡，大量逃離法國迫害的胡格諾派（Huguenots）新教徒來到新英格蘭（New England）地區定居。
戰爭結束之後，大量胡格諾教徒湧入，幾乎使原本就已衰弱的教會不堪重負，這威脅到教會對基督教信仰的傳統詮釋。不過，教會原來的許多教徒也陸續回歸，足以讓他們繼續保持聖公會的傳統。
1789年，基督教堂成為美國新成立的新教聖公會（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的一部分，正式與英國國教決裂，但保留了其信仰和禮拜習俗。
波士頓這座城市本身也因為戰爭而發生了變化。
北區（North End）成為成千上萬湧入美國的移民的聚居地。當地的富裕家庭搬到了燈塔山（Beacon Hill）地區，使他們原來的社區淪為這座城市最貧困的地區之一。
據一位牧師後來報告，到1803年，基督教會處於「虛弱和沮喪的狀態」。
城市復興
1805年，一位新牧師的到來改變了教會的命運。
阿薩‧伊頓（Asa Eaton）牧師的帶領下，教會經歷了一段擴張時期。新加入的信眾不是在富有的商人，而是為美國日益增長的工業化提供勞動力的移民。
伊頓創辦了一所主日學校，向所有教派的年輕人開放，包括黑人學生。在那個年代，主日學校是許多勞動人民唯一能接受的教育，主要教授閱讀、寫作和算術等。
教會欣然接受了這項新的事工。會眾成立了「衣物捐贈協會」（Fragment Society），為貧困學生提供合適的衣物。孩子們可以在週日領取衣物，週一歸還。
1823年，基督教堂慶祝成立100周年時，教友約有500人。
伊頓記錄顯示，1805年至1823年間，有650多人受洗，240對夫婦結婚。主日學校成立後的前九年裡，有1,000多名兒童就讀，分發的書籍達3,000多本。
「與此同時，教會成員在神聖生活的德行和恩典方面也相應得到了成長。」伊頓在百年慶典佈道中對會眾說道。
十年之後，這個曾經財政拮据的教會獲得了足夠的資金，對教堂的歷史建築進行了大規模的翻新。
衝突與損耗
在19世紀期間，共有28個州加入聯邦。然而，聯邦的快速擴張加劇了關於奴隸制的爭論，最終在1861年爆發了美國內戰。
基督教堂的發展歷程也與之類似。
雖然已經重新站穩腳跟，但教會和國家一樣，還沒有真正解決種族和奴隸制問題。
1933年，教堂接待了來自馬里蘭州巴爾的摩（Baltimore）的黑人聖公會牧師威廉‧萊文頓（William Levington）。萊文頓牧師當時正在為他的教堂籌款，該教堂同時也是一所黑人兒童學校。
但是歷史學家指出，萊文頓之所以獲准在基督教堂發表演講，可能只是因為伊頓牧師的強烈推薦，而這位深受愛戴的牧師當時已經搬到了另一個教區。
該活動的報紙公告中提到，有色人種仍需坐在二樓看台區。
1837年，當馬薩諸塞州反奴隸制協會（Massachusetts Anti-Slavery Society）尋求在波士頓的教堂舉行會議時，聖公會傳教團（Episcopal mission）的領導人回應說，聖公會教堂只能用於宗教用途。
他指出，雖然反奴隸制條款是出於善意，但它具有政治意義。
美國當代歷史學家傑米‧克魯姆利（Jaimie D. Crumley）在2月24日的一段視頻中說：「19世紀的聖公會（Episcopal Church）從未在奴隸制問題上採取過堅定立場。或許牧師們認為廢奴並不是一項靈性的事業。」
後來教會陷入了衰落期。到1843年，參加週日禮拜的人數下滑至381人。教會內部各派系之間爭吵不休，導致19世紀50年代發生了一系列訴訟。
與此同時，美國十九世紀著名詩人亨利‧沃茲沃思‧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年）於1860年發表詩歌《保羅‧里維爾的騎行》（Paul Revere’s Ride）。波士頓的老北教堂也因其在革命中的作用而開始受到全國關注。
進入20世紀，教會的狀況重蹈100年的覆轍——信眾人數不斷減少，財政拮据，難以維持一座老舊的設施。
教堂的主日學校於1907年關閉，教會牧師發現自己佈道時，長椅上的信眾寥寥無幾，於是辭職。有人認為應該關閉教堂，並將建築專門用作歷史遺址。
然而，1912年，一位聖公會主教介入，想要組織了一次翻修，並為此籌集了超過25,000美元。
教會再次找到了繼續發展的方法，組織了招待協會，為士兵和水手提供娛樂和住宿等。
訪客和信徒
二戰（World War II，1939—1945年）結束之後，主教面臨著一個難題。根據教會章程，教堂歸信徒所有，而基督教堂的信徒人數不足40人——而且大多數人還去其它教堂參加活動。
因此，在1946年，主教根據新的章程和細則對教會進行了重組。主教還對教堂建築進行了修繕。教堂可以對公眾開放參觀，但仍然是教會的禮拜場所。
1961年，聯邦政府將基督教堂列入國家歷史地標名錄。
1975年4月18日，正值里維爾騎行200周年紀念日，時任總統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1913—2006年）訪問了老北區。總統稱美國是一項偉大的實驗。
「幾十年來，這項實驗面臨著諸多挑戰。」福特在談到這個國家時說道，或許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他也在描述基督教堂的情況。
「一個半奴隸、半自由的國家能否存續？一個由如此多元的人民、種族與宗教所組成的社會能否成功？這個新國家會不會被自身福祉所帶來的物質主義所吞噬？」
基督教堂的會眾在2023年教會成立300周年之際，認真思考了這些問題。
當時，牧師馬修‧考德威爾（Matthew Caldwell）報導說，教會的資深成員安‧希茨（Ann Sheets）談到了教會的發展歷程。
「順應時代變遷，這是我們歷史的一貫原則，也是我們對國家及其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希茨說道。
「我們一直在思考，作為自由的象徵，這一稱號意味著什麼，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最早的許多成員都遠非自由之身。」考德威爾說道。
如今，儘管這裡是著名的歷史遺址，但是基督教堂與其它許多教堂並無二致。星期天，教堂的長椅上可能會坐滿人，其中或許有一半是遊客。
除了週日禮拜之外，基督教堂還開展青年和兒童事工，進行聖經學習，並為慈善組織提供資金支持和志願者服務等。
教會網站上寫道：「通過這些事工，我們在對基督教信仰的理解和踐行上不斷成長，加深對敬拜體驗和對神聖事物的領悟，互相鼓勵，彼此支持，並服務於我們身邊及世界各地的鄰舍。」
「許多人都能在我們的故事中找到自己和自己的故事。」考德威爾說道。
「這座雄偉的教堂見證了300年的歷史，見證了勝利與奮鬥，見證了分裂與和解，見證了奴隸制的罪惡，見證了自由的光芒和豐沛奇妙的神恩。
「一路走來，我們一直努力成為所有人的祈禱之殿，並日益成為正義和光明的燈塔。」
原文：250 Years: Old North Church Is the Living Story of America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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