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250周年：波士顿老北教堂见证美国历史

【大纪元2026年05月05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Lawrence Wilson撰文／张紫珺编译）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1763—1783年）的历史始于一座古老的教堂。

1775年4月18日，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老北教堂（Old North Church）尖塔上挂起了两盏灯笼，它们发出的亮光在向爱国者发出警告，早早提醒他们英国的军队正在靠近。

在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时，如果没有提及这座历史悠久的宗教礼拜场所，我们的活动将会有所欠缺。作为国家历史地标（National Historical Landmark），这座礼拜场所现在每年接待超过50万名国内外游客。

然而，老北教堂不仅仅是一座博物馆。它是一个充满生机、蓬勃发展的基督教教会，也是波士顿市最古老的圣公会教堂（Episcopal church）。

老北教堂的故事并不是仅仅从教会中爱国者的英勇事迹开始，也没有以他们的事迹告终。它是一部跨越几代人的传奇，讲述了他们在面对困难挑战时的坚韧不拔，对待世事变迁时的灵活适应，而最重要的是，对教堂创始人的愿景始终如一的忠诚。

这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自由的故事。老北教堂的故事，就是美国的故事。

繁荣的殖民地，兴盛的信仰

随着当时英属马萨诸塞湾省（British Province of Massachusetts Bay）及其主要城市波士顿（Boston）的发展，老北教堂（正式名称为基督教堂/ Christ Church）开始兴建。

到1723年教堂建成时，殖民者已经在当地居住超过100年。而波士顿的第一座圣公会教堂国王礼拜堂（King’s Chapel），当时已经人满为患。

为了满足城市及圣公会信徒人数不断增长的需求，波士顿市建立了这所基督教堂。牧师蒂莫西‧卡特勒（Timothy Cutler）博士以圣经的“万民祷告之殿”为愿景为教堂举行了奉献礼。

当时，整个国家正处于一场被称为“大觉醒”（Great Awakening）的宗教复兴运动之中。随着国家的发展，教会也随之不断壮大。

英国牧师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与他的兄弟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一起在英国创立了卫理公会（Methodism）。1736年，查尔斯‧卫斯理在殖民地巡回布道期间，曾经多次在基督教堂里讲道。

基督教堂位于波士顿富裕的北区，吸引了富商、船长以及农民和水手前来做礼拜。由于奴隶制当时在英国殖民地仍然合法，获得自由的黑人以及奴隶身份的黑人也曾经在基督教堂做礼拜。

虽然有色人种也可以参加礼拜，但他们只能坐在二楼的看台区。较为富裕的教徒，（其中一些是奴隶主）则在一楼购买了预留的靠背长椅座位。

1740年，教会为基督教堂增建了尖塔，使其成为当时波士顿最高的建筑。十年后，15岁的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1735—1818年）成为这座教堂的敲钟人。里维尔后来成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著名的爱国者。

效忠派和爱国者

18世纪末，这片英国殖民地日益繁荣，而政治局势却变得紧张。北美爱国者们（Patriots）积极争取独立，而托利党人（Tories）则效忠于英国王室。

基督教堂里持两派观点的人都有。

教堂司事罗伯特‧纽曼（Robert Newman）是一位爱国者。他坐在教堂过道东侧的一排长椅上。驻波士顿英军司令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将军则坐在西侧。

当英国军队准备进攻康科德镇（Concord）的殖民地军火库时，政治紧张局势达到了临界点。

效忠派牧师马瑟‧拜尔斯（Mather Byles）于1775年4月18日辞职。

当晚，教堂司事纽曼和另一位教会领袖约翰‧普林二世（John Pulling Jr.）在教堂尖塔上点亮了那两个著名的灯笼。

而这仅仅是教会参与参与战争的开始。

两个月后的邦克山战役（Battle of Bunker Hill）中，英军司令盖奇在教堂尖塔上督战。他信任的下属约翰‧皮特凯恩少校（Maj. John Pitcairn）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最终不治身亡。皮特凯恩也是基督教堂的教友，被安葬在教堂的地下墓室中。

据当地传说，战争期间，这座建筑曾被用作英国军医院。

拜尔斯于1776年前往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其他人也相继离开，只剩下少数基督教会家庭留在波士顿。

在点亮灯笼的那天，教堂关闭了，一关就是三年。

新国家，新教会

后来，一位曾经在英国军队服役的前牧师倒戈，宣誓效忠美国。基督教堂于1778年8月重新开放。教堂祈祷书中为国王祈祷的内容，很快换成了为大陆会议祈祷的内容。

然而，战争结束后，无论是教会还是这个新生国家，很多方面都没有恢复常态。

前殖民地在如何组建政府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基督教会也面临着内部分裂的问题。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大量逃离法国迫害的胡格诺派（Huguenots）新教徒来到新英格兰（New England）地区定居。

战争结束之后，大量胡格诺教徒涌入，几乎使原本就已衰弱的教会不堪重负，这威胁到教会对基督教信仰的传统诠释。不过，教会原来的许多教徒也陆续回归，足以让他们继续保持圣公会的传统。

1789年，基督教堂成为美国新成立的新教圣公会（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的一部分，正式与英国国教决裂，但保留了其信仰和礼拜习俗。

波士顿这座城市本身也因为战争而发生了变化。

北区（North End）成为成千上万涌入美国的移民的聚居地。当地的富裕家庭搬到了灯塔山（Beacon Hill）地区，使他们原来的社区沦为这座城市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据一位牧师后来报告，到1803年，基督教会处于“虚弱和沮丧的状态”。

城市复兴

1805年，一位新牧师的到来改变了教会的命运。

阿萨‧伊顿（Asa Eaton）牧师的带领下，教会经历了一段扩张时期。新加入的信众不是在富有的商人，而是为美国日益增长的工业化提供劳动力的移民。

伊顿创办了一所主日学校，向所有教派的年轻人开放，包括黑人学生。在那个年代，主日学校是许多劳动人民唯一能接受的教育，主要教授阅读、写作和算术等。

教会欣然接受了这项新的事工。会众成立了“衣物捐赠协会”（Fragment Society），为贫困学生提供合适的衣物。孩子们可以在周日领取衣物，周一归还。

1823年，基督教堂庆祝成立100周年时，教友约有500人。

伊顿记录显示，1805年至1823年间，有650多人受洗，240对夫妇结婚。主日学校成立后的前九年里，有1,000多名儿童就读，分发的书籍达3,000多本。

“与此同时，教会成员在神圣生活的德行和恩典方面也相应得到了成长。”伊顿在百年庆典布道中对会众说道。

十年之后，这个曾经财政拮据的教会获得了足够的资金，对教堂的历史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翻新。

冲突与损耗

在19世纪期间，共有28个州加入联邦。然而，联邦的快速扩张加剧了关于奴隶制的争论，最终在1861年爆发了美国内战。

基督教堂的发展历程也与之类似。

虽然已经重新站稳脚跟，但教会和国家一样，还没有真正解决种族和奴隶制问题。

1933年，教堂接待了来自马里兰州巴尔的摩（Baltimore）的黑人圣公会牧师威廉‧莱文顿（William Levington）。莱文顿牧师当时正在为他的教堂筹款，该教堂同时也是一所黑人儿童学校。

但是历史学家指出，莱文顿之所以获准在基督教堂发表演讲，可能只是因为伊顿牧师的强烈推荐，而这位深受爱戴的牧师当时已经搬到了另一个教区。

该活动的报纸公告中提到，有色人种仍需坐在二楼看台区。

1837年，当马萨诸塞州反奴隶制协会（Massachusetts Anti-Slavery Society）寻求在波士顿的教堂举行会议时，圣公会传教团（Episcopal mission）的领导人回应说，圣公会教堂只能用于宗教用途。

他指出，虽然反奴隶制条款是出于善意，但它具有政治意义。

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杰米‧克鲁姆利（Jaimie D. Crumley）在2月24日的一段视频中说：“19世纪的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从未在奴隶制问题上采取过坚定立场。或许牧师们认为废奴并不是一项灵性的事业。”

后来教会陷入了衰落期。到1843年，参加周日礼拜的人数下滑至381人。教会内部各派系之间争吵不休，导致19世纪50年代发生了一系列诉讼。

与此同时，美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年）于1860年发表诗歌《保罗‧里维尔的骑行》（Paul Revere’s Ride）。波士顿的老北教堂也因其在革命中的作用而开始受到全国关注。

进入20世纪，教会的状况重蹈100年的覆辙——信众人数不断减少，财政拮据，难以维持一座老旧的设施。

教堂的主日学校于1907年关闭，教会牧师发现自己布道时，长椅上的信众寥寥无几，于是辞职。有人认为应该关闭教堂，并将建筑专门用作历史遗址。

然而，1912年，一位圣公会主教介入，想要组织了一次翻修，并为此筹集了超过25,000美元。

教会再次找到了继续发展的方法，组织了招待协会，为士兵和水手提供娱乐和住宿等。

访客和信徒

二战（World War II，1939—1945年）结束之后，主教面临着一个难题。根据教会章程，教堂归信徒所有，而基督教堂的信徒人数不足40人——而且大多数人还去其它教堂参加活动。

因此，在1946年，主教根据新的章程和细则对教会进行了重组。主教还对教堂建筑进行了修缮。教堂可以对公众开放参观，但仍然是教会的礼拜场所。

1961年，联邦政府将基督教堂列入国家历史地标名录。

1975年4月18日，正值里维尔骑行200周年纪念日，时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1913—2006年）访问了老北区。总统称美国是一项伟大的实验。

“几十年来，这项实验面临着诸多挑战。”福特在谈到这个国家时说道，或许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也在描述基督教堂的情况。

“一个半奴隶、半自由的国家能否存续？一个由如此多元的人民、种族与宗教所组成的社会能否成功？这个新国家会不会被自身福祉所带来的物质主义所吞噬？”

基督教堂的会众在2023年教会成立300周年之际，认真思考了这些问题。

当时，牧师马修‧考德威尔（Matthew Caldwell）报导说，教会的资深成员安‧希茨（Ann Sheets）谈到了教会的发展历程。

“顺应时代变迁，这是我们历史的一贯原则，也是我们对国家及其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希茨说道。

“我们一直在思考，作为自由的象征，这一称号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早的许多成员都远非自由之身。”考德威尔说道。

如今，尽管这里是著名的历史遗址，但是基督教堂与其它许多教堂并无二致。星期天，教堂的长椅上可能会坐满人，其中或许有一半是游客。

除了周日礼拜之外，基督教堂还开展青年和儿童事工，进行圣经学习，并为慈善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和志愿者服务等。

教会网站上写道：“通过这些事工，我们在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和践行上不断成长，加深对敬拜体验和对神圣事物的领悟，互相鼓励，彼此支持，并服务于我们身边及世界各地的邻舍。”

“许多人都能在我们的故事中找到自己和自己的故事。”考德威尔说道。

“这座雄伟的教堂见证了300年的历史，见证了胜利与奋斗，见证了分裂与和解，见证了奴隶制的罪恶，见证了自由的光芒和丰沛奇妙的神恩。

“一路走来，我们一直努力成为所有人的祈祷之殿，并日益成为正义和光明的灯塔。”

原文：250 Years: Old North Church Is the Living Story of America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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