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7月01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Jeffrey A. Tucker撰文／信宇編譯）眾所周知，當前歐洲經濟正面臨嚴峻困境，高企的通脹、繁瑣的監管、根深蒂固的企業壟斷，以及龐大的福利體系都令其舉步維艱。解決之道始終是節儉、削減預算、健全的貨幣政策和自由市場。這本應是顯而易見的，但不知何故，事實並非如此。
關於這個話題的記者們總是把事情搞砸。這些人對經濟學只有一知半解的了解；他們只是模糊地記得多年前上過的基礎課程，然後就憑空捏造。
不知何故，在這種即興發揮的過程中，記者們竟然重新發明了英國經濟學家、現代宏觀經濟學奠基人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年）的謬論，甚至包括他最粗糙的分析。請看我剛剛從一家主流媒體讀到的這篇報導：
「近年來，歐洲人更加注重節儉——這給歐洲大陸帶來了又一個經濟難題。消費者不願消費是歐洲經濟落後於美國的一個關鍵原因，在美國，強勁的消費，尤其是高收入人群的消費，推動了經濟增長。
「節儉和謙遜的社會傳統，以及對戰時物資匱乏和通貨膨脹的揮之不去的記憶，使得儲蓄成為一種執念和道德義務。」
人們或許會覺得這是件好事。收入大於支出總是好事。這只是會計上的常識。而過度消費會導致破產。這對家庭來說當然是好事。但在凱恩斯主義（Keynesian）的思維模式中，對家庭有利的事情，對宏觀經濟卻是不利的。這就是所謂的悖論：如果你做對自己有利的事，就會傷害他人；而如果你做對自己不利的事，反而會幫助他人。
雖然這並非凱恩斯的原話，但意思大致如此。我們可以從他1936年的著作中看到他理論的雛形：
「因為，雖然個人的儲蓄額不太可能對他自身的收入產生顯著影響，但他的消費額對他人收入所產生的影響，使得所有個體同時儲蓄相同數額的儲蓄是不可能的。每一次試圖通過減少消費來增加儲蓄的做法，都會以某種方式對收入產生影響，使得這種嘗試最終必然以失敗告終。當然，對於整個社會而言，儲蓄額低於當期投資的總額也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一旦嘗試這麼做，收入必然會上升到某個水準，使個人選擇儲蓄的總額恰好等於投資的數額。」
我引用這段話並非希望讀者能理解他的思路，因為實際上，他的思路根本站不住腳。或者更確切地說，一旦我們改變了詞語和因果關係的傳統定義，它就似乎說得通了。
凱恩斯在這裡表達的觀點更明確：
「如今，許多關心祖國的民眾認為，他們和鄰國能做的最有效的事情就是比平時更加節儉，以此來改善現狀……這完全是有害的、錯誤的——與事實恰恰相反。」
好了，就是這樣。停止儲蓄，開始消費。這才是為國家福祉做貢獻的方式。凱恩斯如是說。
事實上，如果你聽從這種建議，最後只會落得破產的下場。你不過是成就他人（或這件事）所犧牲的代價罷了。與凱恩斯的預言相反，即使揮霍無度能在短期內營造出繁榮的假象，整個國家最終也會走向破產。
這套理論是羅斯福新政（New Deal，1933—1938年）的基礎，而羅斯福新政卻將那場經濟災難延長了十年。政府政策試圖阻止物價下跌，然後又試圖刺激人們增加支出，而他們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多錢。政府會儘可能多地支出以提供幫助，而這正是政客們所熱衷的。
這種觀點基於這樣一種理論：經濟衰退是由於總需求不足造成的，而實際上這是由於前十年貨幣擴張導致生產和消費不匹配的結果。
經濟需要的是一次重置：新的價格體系、新的商業模式、不可持續產品的破產，以及更多的儲蓄。無論如何，儲蓄最終還是出現了，並為戰後巨大的經濟復甦奠定了基礎。凱恩斯主義者的騙局最終沒有得逞，這是一件好事。但他們的確在此過程中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其中一項損害就是政府過度支出的習慣，導致財政赤字和債務不斷累積。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個問題起初並不嚴重，但幾十年來卻愈演愈烈。此後，政府的節約便成為過去式，而經濟增長也隨著時間推移而放緩，這單純是因為政府債務排擠了民間投資。
換而言之，事實證明凱恩斯關於社會可以通過支出擺脫經濟衰退的觀點完全錯誤。實際上，這種做法對家庭和整個經濟體都產生了相反的效果。
不知為何，經濟教訓總是難以被人們記住。每當經濟衰退時，人們反而會呼籲增加消費，而實際上應該做的恰恰相反。如今歐洲的情況正是如此，各國政府和媒體都在指責普通民眾消費不足，從而導致市場需求下降。
這些人似乎連簡單的數學都理解不了。儲蓄的最終目的是投資，而投資是實際生產和產出增長的基礎。儲蓄的資金會轉化為借貸資金，並最終形成用於匹配生產和消費的資本存量。這是無可替代的。當然，央行融資並不能起到替代作用，它不能作為一種虛假的、強制的儲蓄來取代真正的儲蓄。
歐洲充斥著殭屍企業和政府，部分原因是反對節儉的政策所致。
平心而論，凱恩斯關於經濟增長是由消費而非生產驅動的觀點並非新穎之見。他借鑑了幾十年前就已流傳下來的著作。
這種理論很奇怪，因為它完全顛覆了經濟問題的本質。問題的關鍵從來不在於如何刺激人們購買更多商品。我們生活在一個慾望無限的世界，真正有限的是滿足這些慾望的手段，而這正是經濟學試圖解決的核心問題。
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被譽為現代經濟學之父，他在250年前的巨著《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全名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試圖解釋的是國家財富的來源，而非國家的消費。財富的生產始終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歐洲無法通過增加債務和放鬆節儉來重振經濟。那樣只會走向更嚴重的衰敗。相反，我們有大量歷史數據表明，高儲蓄社會往往能帶來巨大的產出增長。原因很簡單：高儲蓄意味著低利率和可持續投資，因為在一個需求無限而資源有限的世界裡，這在數學上是成立的。
對於由過度消費和債務引發的低增長問題，並不存在什麼神奇的靈丹妙藥。對家庭而言的長期解決方案，對國家同樣適用：量入為出，為未來積蓄資源，不要試圖利用寬鬆貨幣政策和債務來鑽制度的空子。這種智慧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雖然世界上許多國家已經放棄了這種理念，但這並不影響其正確性。
作者簡介：
傑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奧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10本書，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 2019）一書的編輯。他還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學專欄，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廣泛發聲。聯繫方式：tucker@brownstone.org。
原文：The Paradox of Thrift Revisited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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