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7月06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Darlene McCormick Sanchez撰文／張紫珺編譯）在1787年賓夕法尼亞州費城悶熱的夏天，《美國憲法》（U.S. Constitution）的起草者們在保密措施的掩護之下，在一個門窗緊閉的房間裡召開祕密會議。
他們所進行的這項工作至關重要，以至於在賓夕法尼亞州議會大廈（Pennsylvania State House）門前——那裡已部署了衛兵——人們甚至特意在鵝卵石街道上鋪了一層泥土，以掩蓋過往馬車發出的哐噹聲。議會大廈內，55位代表齊聚一堂，共同擬定這個新生國家政府的運作架構。
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包括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年）、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1751—1836年）、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年）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55/1757—1804年）等開國元勛——這些時代的巨人將美國《憲法》打造成了歷史上最具持久影響力和深遠意義的文獻之一。
《美國憲法》被認為是世界上現存時間最長的成文政府憲章。
在現代，美國的憲政共和國經常被拿來與存在了近500年的羅馬共和國相提並論，因為在各自的時代中，這兩個共和國的規模和實力都十分相似。
《憲法》的起草者們正在試圖完成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壯舉——一場大規模的自治實驗。而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世界上的各個國家幾乎完全都是由國王和女王統治的。
正如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歷史系主任卡羅琳‧溫特納（Caroline Winterer）在2020年的一次採訪中所解釋的那樣，美國的制憲者們想要實現的目標堪稱非凡。
「這要求他們徹底顛覆兩千年來關於政治學的思維方式。」她說道。
在當今世上，只有少數幾個小國能夠聲稱它們共和國的歷史比美國更悠久。例如，歐洲微型國家聖馬力諾（San Marino）建於公元301年，自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國；而小國瑞士去中心化的自治制度則可以追溯到1291年的《聯邦憲章》（Federal Charter）。
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推進美國自由」組織（Advancing American Freedom，簡稱AAF）的高級法律研究員漢斯‧馮‧斯帕科夫斯基（Hans von Spakovsky）表示：「我認為我們是人類歷史上存續時間最長的穩定民主國家，這要歸功於我們的《憲法》。」
偉大的政治實驗
19世紀末，英國時任首相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年）曾指出，雖然制定美國憲法的時間只有短短幾個月，這部憲法卻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文獻之一。
「正如英國憲法是歷史進步進程中孕育出的最精妙的有機體，美國憲法則是人類的智慧與意志在特定時刻所創造出的最傑出的作品。」格萊斯頓說道。
美國制憲者們將古代西方政治哲學的精髓——例如源自古羅馬和古希臘的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以及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等——融入了《憲法》之中。
他們研究了古羅馬歷史，借鑑了古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Polybius，前200年—前118年）、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Cicero，前106年—前43年）和古羅馬歷史學家李維（Livy，前64年或前59年—17年）等學者的著作，並將古羅馬共和國視為共和政體的成功典範，儘管在歷史上，該政體最終淪為專制統治。
馮‧斯帕科夫斯基指出，許多《憲法》起草者都受過高等教育，並且熟悉古羅馬和古希臘的歷史。在起草《憲法》時，他們也參考了這些古代西方文明的成功與失敗經驗。
「他們汲取了這些文明中最優秀的特質，同時制定了相關條款，試圖解決存在的問題。」馮‧斯帕科夫斯基說道。
在去年出版的《金線：西方傳統史》（The Golden Thread: 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Tradition，2025年）一書中，美國歷史學家詹姆斯‧漢金斯（James Hankins）詳細記錄了羅馬從君主制向共和制轉變的過程。公元前509年，羅馬人決定用兩名統治者（即執政官）取代單一的國王。這個舉措旨在通過將王權分給兩名執政官，並將其任期限制為一年，從而遏制君主制的權力。
據該書所述，對於羅馬人而言，「自由」（liberty）意味著「拒絕將永久的、不受限制的政治權力交到某一個人手中」。
麥迪遜被譽為「憲法之父」（Father of the Constitution），他通讀了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年—前322年）、柏拉圖（Plato，前429年—前347年）和古羅馬歷史學家普魯塔克（Plutarch，約46年—120年）的著作，對古希臘民主制度頗為熟悉。與亞里士多德一樣，他認為如果由公民直接對法律進行表決，這種純粹的直接民主制度是不穩定的，而且容易淪為暴民統治。
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簡稱THF）肯尼思‧西蒙美國研究中心（B. Kenneth Simon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副主任布倫達‧哈費拉（Brenda Hafera）表示，從歷史上看，共和國通常規模較小，因此公眾的聲音能夠得到傾聽。然而小國更容易被大國征服，也更容易出現可能撕裂國家的派系。
她介紹說，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麥迪遜提出了解決方案。麥迪遜認為，這些派系考慮的只是自身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因此一個龐大且多元化的共和國是應對派系威脅的最佳途徑。
她指出，這些派系很可能會相互制衡，從而降低任何單一派系獲得多數席位的可能性。相反，它們必須說服其他人支持自己的主張。
政府設計成功
羅布‧納特爾森（Rob Natelson）是總部位於科羅拉多州丹佛的獨立研究所（the Independence Institute，簡稱II）和總部位於愛達荷州的山地州政策中心（Mountain States Policy Center，簡稱MSPC）的憲法法理學高級研究員，也是《大紀元時報》的撰稿人。他的憲法學術研究曾多次被美國最高法院（U.S. Supreme Court）援引。他表示，制憲先賢們將共和國視為一個沒有國王的國家——一個尊重法治、並認為政府最終對公民負責的國家。
納特爾森表示，美國作為一個共和國能夠長久存續，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個原因是聯邦政府內部的制衡機制，他指出，這種機制「防止了任何一個政府部門變得無法容忍且不受約束」。
另一個原因是聯邦制，即國家政府與各州之間分權。他說，聯邦制「確保了美國人即使意見相左，也能保持相當程度的幸福感，因為如果他們不喜歡某個州的政府，就可以搬到另一個州去」。
「並非所有事情都由中央統一控制。」
哈費拉對此表示贊同，並補充道，法案在國會通過所需的程序以及總統的否決權都會延緩立法進程，從而更可能讓理性戰勝激情。
馮‧斯帕科夫斯基指出，憲法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保護，以及對聯邦權力的橫向和縱向制衡，都至關重要。
「這種組合至關重要。」他說道。
制憲者設計的政府三權分立機制在聯邦政府內部實現了權力平衡，同時還通過允許各州保留自身權力，對聯邦權力形成了縱向制衡。
在過去的250年裡，美國面臨過許多挑戰，包括內戰、大蕭條和民權運動等。2000年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又經歷了新冠（COVID-19，中共病毒）疫情以及圍繞2020年大選的爭議。
正是得益於這部已有238年歷史的憲法，美國才得以渡過這一切難關。
納特爾森表示，最近一個引人關注的挑戰是政府強制要求接種新冠疫苗。
聯邦政府曾經強制要求聯邦雇員和部分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接種疫苗。然而，在各州和個人提起訴訟之後，該強制令最終被暫停。
這個結果對聯邦政府的權力起到了制衡作用。
同樣，自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以來，《憲法》所保障的和平權力交接傳統，至今仍一脈相承。
在2020年大選期間，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特朗普）動用了所有可能的法律手段對選舉結果提出異議。當憲法規定的所有途徑都已用盡後，川普和平地離開了白宮，喬‧拜登宣誓就任下一任總統。
對共和國的威脅
珍‧特溫格（Jean Twenge）在2023年出版的《世代》（Generations）一書中寫道，在每十名Z世代年輕人中，有四人認為美國的開國元勛「與其說是英雄，不如說是反派」。
此外，社會上還存在著政治分歧：一方否認與其意識形態對立者的言論自由權，而對政治暴力的容忍程度也在日益增加。
總部位於英國倫敦的國際民意調查機構「輿觀」（YouGov）在2025年的一項民調中，42%的自由派受訪者認為，為實現政治目標而訴諸暴力是正當的，而持此觀點的保守派受訪者比例則不到10%。
哈費拉認為，將美國政府體系妖魔化以及對政治暴力的容忍令人擔憂。
「他們正在破壞民主，正在使暴力常態化。這實際上是在告訴人們：如果民主程序無法讓你如願以償，那麼就可以通過暴力將他們趕下台。這可能會導致血腥的內戰。」她說道。
她補充道，憲法正是為了保護1776年《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闡述的理念而設立的機制。
「美國及其憲法的奧祕之一，就在於它植根於對人性與自然法的這種理解。」她說道。
另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是，行政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有時被稱為「深層政府」/ deep state）如何顛覆了制憲者對政府設計的初衷。
她說，問題在於每個聯邦官僚機構都只關注自己的職責範圍，卻沒有考慮其行為可能會對公共利益產生何種影響。
「這實際上顛覆了這個制度本來應有的運作方式——即各分支在三權分立原則下各司其職；這也顛覆了『被治者同意』（consent of the governed）原則，因為這些未經選舉產生的個人掌握著巨大的權力，卻對美國人民置若罔聞。」她說道。
儘管憲法力量強大，但制憲者們還通過各州選舉人（state electors）制度，設計了一個變革緩慢且能抵禦暴民統治的政府。
馮‧斯帕科夫斯基補充道，如果改用普選票而非選舉人團（Electoral College）來選舉美國總統，那麼少數幾個大城市將會掌控整個國家。
他說，如今各州試圖通過《全國普選票州際協議》（National Popular Vote Interstate Compact）繞過選舉人團制度，制憲者們會對此感到不滿。弗吉尼亞州成為最新簽署該協議的州，使協議涉及的選舉人票總數達到222張。
該協議是各州之間擬議達成的一項協議，規定無論本州選民如何投票，都將自動將所有選舉人票授予贏得總統普選票的候選人。一旦獲得270張選舉人票——即當選總統所需的門檻——該協議即告生效。
馮‧斯帕科夫斯基認為，該計劃違反了美國憲法，很可能被推翻——除非最高法院被「操控」（packed），而這將對美國的政府體制構成另一項潛在威脅。
他指出，為了政治利益而非共和國的福祉而試圖改變體制的做法，絕非制憲先賢們所支持的。
「一張空白的羊皮紙」
「在獲得批准之前，《憲法》只是一張空白的羊皮紙。」哈費拉說道，並指出開國先賢們始終明白，共和國的根基在於「品德高尚的公民」（virtuous citizenry）。
「因此，美國憲法與美國人民的品格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她說道，「歸根結底，正是美國人民賦予了憲法以力量。」
馮‧斯帕科夫斯基補充道，憲法的起草者們也深知，這部文件的權威源於人民對其所選擇的政府形式的忠誠與信念。
他說，起草者們明白，在憲法獲得人民批准之前，這部文件「不過是紙上文字」（「just words on a piece of paper）。他們擔心，除非人民忠於憲法並對其抱有信心，否則美國將會覆滅。
他舉例說，蘇聯的憲法承諾賦予公民宗教自由等權利——書面上的承諾。然而，由於沒有人相信憲法會得到遵守，因此它毫無意義。
他說，那些主張廢除憲法的人之所以感到沮喪，是因為憲法限制了政府權力。他補充道，那些人想要的正好相反，他們希望政府擁有對公民的絕對權力。
一個國家的壽命
英國現代軍事指揮官兼歷史學家約翰‧巴戈特‧格盧布爵士（Sir John Bagot Glubb，1897—1986年）於1976年發表的題為「帝國的命運與生存之道」（The Fate of Empires and the Search for Survival）的論文，普及了這樣一種觀點：大多數國家的壽命約為十代人，即250年。
他指出，羅馬共和國作為真正的共和國運作了233年。
儘管如此，馮‧斯帕科夫斯基認為，只要美國保持財政穩定，就能再延續250年。
他所擔憂的是政府債務——其它國家曾經因為這個原因走向衰亡。他表示，政府債務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我們積累的債務如此龐大，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可能會導致國家破產。」他說道，「正是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威權主義就會抬頭。」
他以德國的魏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為例，該共和國於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Adolph Hitler，1889—1945年）上台時宣告終結。魏瑪共和國覆滅之前，曾經歷了一場金融危機，同時因為比例代表制存在缺陷，導致議會分裂。
正如英國憲法是進步歷史進程中孕育出的最精妙的有機體，美國憲法也是人類智慧與意志在特定時刻所創造出的最傑出的作品，
儘管存在擔憂，馮‧斯帕科夫斯基認為，大多數美國人仍然對憲法懷有敬畏之心並保持忠誠。
他特別提到了展出完整美國憲法的美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在那裡，普通美國人排著長隊，只為查閱二百多年前的政府文件。
「在英國、法國或其它國家，你不會看到這樣的長隊。而這正是我們的與眾不同之處。」馮‧斯帕科夫斯基說道。
原文：How the Longest-Living Constitution in History Sustains America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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