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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愛宗:從孫大午「判刑」回家看「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

昝愛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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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7日訊】11月1日,孫大午被「判緩刑」後,離開看守所,自由回家;10月28日,湖北網絡作家杜導斌也像5月27日孫大午一樣離開了家——「被抓」,失去了自由。一抓,一放,一時間成為紙媒體及網絡媒體的關注焦點,網絡上聚集了眾多為孫大午辯護和為杜導斌簽名、呼籲儘快釋放的網友,他們說話並不僅僅為別人「討個說法」,有時候也是為了自己。這種「討個說法」的現象顯示了一種來自網絡的民主——紙媒體上的民主就不那麼容易實現了。

坐牢,對於一個人來說,則是一種「牢獄之災」。但是,如果他確實不能躲過的話,就只有選擇這一惟一的權利。看過有關孫大午報導的人,都應該知道孫大午並不是「孫大牛」,他沒有逃避飛來之禍,他選擇了「被抓」——失去自由。在看守所,或許他的心在流血,或許他也會很瀟灑。11月6日《南方週末》報導,孫大午在看守所裡並沒閒著,他在近半年時間內看了約50本書,「那裏能看的書,幾乎都翻完了」,他出來時跟看守所所長說,「書太少,回頭我給你捐。」不失為一種別樣的瀟灑。

孫大午逆境中流露出的瀟灑,彷彿沉重的人的臉上露出一絲笑容,讓我看到這個在貧困環境中成長的中國企業家的精神。雖然他的家人千叮囑萬囑咐「不要再說了」,但他還是說了,「人為甚麼要有思想?有思想是多麼的難受!單身號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驢子!」說完這話,他選擇站了起來,他不會倒下。

而孫大午釋放前兩天,杜導斌的「被抓」,卻又讓我看到一絲黎明前的失望。如果言論可以治罪的話,那麼人人就會陷入不敢說話的恐懼之中。理不辯不明,話不說不透。如果自己的嘴巴被別人所統治,那麼人只有連小鳥的鳴叫權利都失去了。

曾經,電子情本人也曾因一篇《嚴打,新的恐怖主義》發表在網上,而受到了網絡安全部門的「嚴格管理」。電子情本應吸取教訓,偏偏不願意沉默,而是又要說話。問題是,網絡上的寫手還不清楚:我們《憲法》上的言論自由條文到底有哪些限制,我們說話是否也要看清楚有哪些底線不能碰?尤其對於杜導斌這樣的網絡作家來說,他到底觸犯了哪條戒律,為甚麼不能公開說明原因。總之,抓人總不能沒有嚴格而明確的法律依據吧?

如果說,以言治罪在愚昧的封建時代是一種必然的無奈,那麼在現代社會,以言治罪則是一種必然的倒退。古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在其著作《政治家——論君王的技藝(邏輯上的)》一書寫道:「國家亦即政治家問題。至少在理論上,國王或政治家可以有違國民意願甚至使用暴力去做有益於公民的事」——前提是去做有益於公民的事,如林肯總統派荷槍實彈的憲兵保護黑人學生背著書包,進入以往都是白人天下的學校讀書,以此消滅種族歧視。在現存的世界上,柏拉圖發現有三種主要的政體——「依重一個統治者的,由少數人統治的和由多數人統治的。一個像神那樣的完美無暇的統治者可以不用法律進行統治,但人類的政府只能是神的模仿者。因此,對他們來說,法律是必須的。最好的政體被認為是有法律的君主制(如後來的英國與日本等國)。少數人實施統治的政體是居間的;民主政體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沒有力量,所以它是有法律的政府中最不好的,而又是無法律的政府中最不壞的。」(《政治家》,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42頁)

生於公元前427年前的大哲學家柏拉圖,有此明確的判斷,可以看出當時的言論是多麼的自由,言論自由對人類的貢獻是多麼的重要。一個人的思想解放,也就意味著一個時代的解放。如果沒有當初的思想解放,自然也就沒有這段有關民主制度「最不好」、「最不壞」的話,更沒有《政治家》這部給後人帶來巨大影響的著作。或許,柏拉圖的關於民主制度「最不好」、「最不壞」的論斷,使孫大午回了家,繼續他的事業;或許,經過若干時日,杜導斌也許會在某種制度的安排下,得以恢復自由。@(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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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1-07 2:0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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