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日訊】我不知道我們究竟應當為巴金祝賀甚麼？如果祝賀他百歲壽辰，祝賀他的生命以致延續到了百年之久，那麼誰來分享他在病榻的肉體痛苦？如果我們祝賀他的偉大文學成就？那麼除了一些歌功頌德的散文，他在建國後幾乎沒有任何有份量的作品問世，其寫作生命早已終結，這究竟是值得祝賀呢，還是令人痛心？如果祝賀他曾經力主「講真話」，那麼他那段不講真話的時光，我們是否也要一併加以祝賀？
在巴金百歲誕辰降臨之際，上述問題無可迴避地擺在所有讀者面前。與其在媒體炒作下盲目加入百歲狂歡，不如仔細盤點巴金為我們留下的「遺產」，以便從這位文學老人那裏獲得有意義的訓誡。
巴金的第一遺產就是對自由的高度渴望。他的《家》、《春》、《秋》三部曲曾經是三四十年代青年的案頭聖經，激勵他們走出閉抑的舊家族的道德陰影，去創造自由的新生活；男主人翁覺新的出走成為一個行動暗號，為當時廣泛的精神出走開闢了話語道路。他翻譯的《克魯泡特金自傳》，以優美的文筆，轉達了一個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對自由精神的熱切嚮往。對專制國家主義的失望，點燃了他對一個非國家化烏托邦的信念。儘管他最後放棄了這種社會空想藍圖，但他對自由的極度渴望，卻成為一種代代相傳的薪火，遞送在前赴後繼的人們手裡。
巴金的第二遺產是對政治暴力的痛恨。他描述「那無數難熬難忘的日子，各種各樣對同胞的傷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偽難辨的大混亂，還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他的沉痛聲音至今仍然縈繞在人們耳邊：「我不曾滅亡，卻幾乎被折磨成一個廢物，多少發光的才華在我眼前毀滅，多少親愛的生命在我身邊死亡。」巴金對文革暴力的痛恨和抨擊，就是對國人發出的嚴重警告。當互聯網上到處飛揚著讚美「文革」的「小字報」時，巴金的這種痛切警告變得尤為驚心。
巴金的第三遺產是懺悔和反省。十年文革中，不僅大多數普通民眾成為互相迫害的暴徒，而且逼迫巴金這樣的知識份子參與了罪惡，捲入對老友的政治揭發。巴金回憶起自己「由人變成了獸」（巴金語）的歷史，仍然語帶顫慄：「我怎樣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淵，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類似的懺悔，還曾發生在女作家戴厚英和前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身上。他們是巴金的勇敢的同道，儘管組織或參與過更為激烈的罪惡，卻擔當起了歷史的重負，為自己的行為而痛悔。在緬懷巴金遺產的同時，我想順便提及這兩位早已謝世的作家。他們和巴金組成一起的「懺悔小組」，是20世紀中國湧現的最可珍貴的公共知識份子群體之一，儘管數量稀少，但他們的存在，還是令現代史獲得了道德的深度。因為正是道德懺悔改造了人的靈魂，令歷史有可能轉入更符合人性的運轉軌道。
對巴金的精神遺產的關注，正是當下中國社會缺失的一種曲折的表達。它不僅傳遞了人們對個人自由精神的渴望，也投射著對各種非正義暴力氾濫的憂慮，以及對通過道德懺悔來改造社會的訴求。但巴金並不是神明，我們既不要刻意貶損他的歷史過失，也不要企圖把他變成一個文學和道德神話。正如巴金本人所陳述的那樣，面對一個強大的專制體制，巴金曾經如此軟弱和怯懦，以致喪失了正義書寫的力量，並被迫成為思想檢舉者。這是人性的弱點，也是制度本身的「傑作」。
巴金曾經在1986年撰文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在我看來，巴金本人就是一座微型博物館，在他的履歷中，記錄了中國知識精英曲折痛苦的思想道路。他的故事，就是一部縮微的20世紀中國政治變遷手冊。巴金百年誕辰紀念，與其說是為一個在病榻上痛不慾生的老人做壽，不如說是一次歲月的沉痛回溯，它請求我們返回那些非人的時代，對歷史進行審判，宣佈它的有罪和死亡，並藉此重新審視和設定我們的未來。
轉自盛唐評論(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