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1日訊】于建嶸做過記者和律師，后來到華中師大讀法學博士，現為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員。1999年6月，他正沿毛澤東當年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路線，進行農村社會調查，寫他的博士論文。
中國青年報記者董月玲7月9日報導，一個偶然的机會，他得知湖南衡陽縣，在一個月內就發生3起農民与鄉鎮政府沖突事件，感到十分震惊。“這与主流媒體和學界所宣稱的農村形勢相去甚遠。以前，我都以為沖突只是小規模的，是個別地方的個別農民鬧事罷了。”
他很想知道被農民稱為“減負代表”的都是些什么樣的人，為什么要領著農民和鄉村干部抗爭？他們是怎樣組織起來的？村民為何冒著風險營救他們？鄉村干部是怎樣平息沖突的？被打擊后“減負代表”還會繼續抗爭嗎……
在衡陽的一天傍晚，3個農民找到于建嶸的住處。他們都是當地農民說的“減負代表”。
從這時起，于建嶸開始了對農民“減負代表”為期3年的跟蹤調查。“在獲取大量故事的同時，我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正是這些考察和研究，改變了我對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看法。”
“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責任來完成這一研究課題”
來見于建嶸的3個農民中，有一個人叫彭榮俊。
回憶初次見面的印象，于建嶸描述：彭榮俊是個健壯的中年男人，中等個子，著裝和我們在城里街頭常見的農民工無异，但無論是走路還是閑坐，他的腰總是直直的，講話也很干脆。他煙癮很大，可知道我不喜歡煙味后，在同我談話時，從來沒吸過煙。他說自己為人正直、敢作敢為和有克制力，這些都是在部隊養成的習慣。彭榮俊高中文化，1979年參軍，1982年轉業回鄉務農。
問起他們上訪的原因，彭榮俊說主要是看到農民負擔過重和國家有關政策差距太大。“作為一個公民，應該為貧苦農民和党的政策說几句公道話”。
他做糖生意，要收本地芝麻，有次赶集，一個老頭賣芝麻給他時，別人告訴他這個老頭是“人民的大好人”，說他為農民減輕負擔。彭榮俊就是從這個老人手里得到了中央和省有關農民收費項目和標准的文件。
晚上，他和愛人都看了文件。兩人議論說，干部按縣里規定收的錢和中央、省里的文件大不相同，“再加上我們農民的生豬稅都要按人頭來攤，最高每人要攤17塊生豬稅，把人當豬來攤錢。她很气憤，對我說，你是個退伍軍人，是個男人的話，就要領農民同這些腐敗分子斗。”
在一次村民小組會上，他讀了中央和省有關文件。村民听了很生气，大伙說，你彭榮俊如果能向上級反映，把不合理負擔降下來，我們出錢請你上訪。“這事很快傳開了，有不少老百姓找我，也有老党員、老干部，根据群眾的要求，我找來了13個有社會經驗、名聲比較好、歷史清白又愿意替農民說話的村民，當減負代表，基本上是每個村一個代表。
“我們先寫了一份《關于減輕農民不合理負擔的報告》，然后，挨門挨戶讓村民在報告上簽名蓋章，大家還出了340塊錢作為上訪費用。”
听說有人要上訪，鄉村干部找彭榮俊談話。“那個鄉干部和我是一個大家族的，輩份比我大四輩，他說，我以族里最大班輩的名義，以我現在的身份，要鎮壓你上訪！我說，我彭榮俊一不違紀二不違法，我就要上訪給你看看。我勸你憑良心干點實事，不要昧著良心坑害老百姓。他回答說，你是個聰明人，上面政策講的是一套，下邊根本做不到；現在市場上肉都要五塊錢一斤，我們現在一百多塊一個月，吃什么都沒有……”“那次我們去了長沙，到了湖南省減負辦、信訪辦、勞動廳、財政廳、省監察廳，有人熱情接待了我們。我們搞了4顆紅印回家，但到了底下就不一樣了。”上訪回來后他們決定向村民宣傳。
“赶集的時候，我們在市場上架了高音喇叭宣讀中央和省里的文件，管區干部把電停了。我們又租了台發電机，群眾也出面保護我們。鎮干部找我說，這樣干違法，沒有經過審批。我說，我宣傳党的政策違了什么法？你講法為什么亂收費。最后他們答應和談，我們也暫不上街宣傳。
“和談那天，我定的地點在水管站，干部定在原鄉政府，我們不愿意去。干部說縣委也來人，我們就去了。實際上縣里根本沒來人。“干部將我們每人一間房分開談，他們打了我們的代表，有人就說干部打人了。我愛人听見后，以為是我挨打了，就喊了兩聲，那些鎮里請來的人把她打得鮮血直流，昏在地上。我出來勸，他們又把我打到溝里不能動彈。”
彭榮俊還說，后來縣里把上訪的人抓了20多個，捆起來挂牌示眾，開万人批斗會，最后全被農民搶走了。農民沒打到多少人，當場打到一個黑社會的人。農民也不怕冷，追到河邊打，把他打到河里去了。那次抓了屈剛，他69歲了，被捆綁在台上，手都搞斷了。他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還有的減負代表被判了刑，現在還關著……
他們一再邀請于建嶸到他們村里走一走，向更多的村民做調查，并幫助解救被判刑的農民。于建嶸表示自己只是一個研究者，不能出面，也無能力幫助他們解救同伴。
“當他們的腳步聲在黑夜中消失時，我的心若有所失，總感覺欠了這些滿怀希望而來的農民兄弟什么。但是，面對中國農民的苦難，我一介書生又能為他們做些什么呢？惟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責任來完成這一研究課題。”
“党內依法，群眾就會依法”
2003年黃曆新年前后，于建嶸再次進入衡陽縣，与他同行的還有社科院的陸雷博士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農業大學的部分研究生。他們調查了兩個多月，訪問了更多的農民“減負代表”。
于建嶸說：“我原以為，他們被抓、被打、被判刑了，不會再搞減負上訪了，事情應該平息了。結果我們發現，他們不僅堅持抗爭，而且形成了全縣性的网絡組織，這究竟為什么？”
談起上訪經歷，“減負代表”凌學文講：一開始上訪，都是先到鄉里和縣里，回來以后受到打擊，然后到了市里；再次受到打擊后，又到了省里，最后上到中央的。“我到衡陽市，感到沒有辦法，就跑長沙；長沙跑了30多次，上面也沒有解決，于是跑到北京。凡是上訪的人，家里人基本都受過打。但越打越是要去上訪，因為政策不是我的，是党中央的，我是為了維護党的政策，我受了委屈當然不服。”
凌學文是在市政府院里砌牆時，有個市領導給了他中央有關文件看。有一次在家赶上干部來收稅，他与干部起了沖突。“我說生豬稅，絕對不能按人頭平攤，要收就拿文件給我看，不給看就別收。我很气憤，干部竟然在下面這樣騙農民！在這种情況下，我就去上訪了。
“我跟家里打了招呼，我去上訪，家里有風吹草動就把鑼拿出來，如果在緊急關頭，有十多二十個人到家里來打東西，就把鑼用力敲，加急敲；如果是一般的事，鑼就打緩一點。我也跟鄰居打了招呼，他們說，你為農民說話，如果這些人來報复的話，我們一定赶到。
“那次，政府派了12個人來家里打人時，是我小侄儿敲的鑼。听到鑼聲，村里人都赶來，把政府的人圍起來了。他們怕群眾打就逃走了，吉普車也不要了。”
在“減負代表”鄧仔生家，于建嶸詫异地發現，這個強壯而有頭腦的農民，一家人住的卻是半邊倒塌、破爛不堪的房子，屋里什么都沒有。“實際上，鄧仔生和他的妻子都是非常能干和勤快的人。他的鄰里給我提供了許多證据。他的家之所以如此敗落，按鄧仔生自己的話來說，是‘上訪敗家’。”
鄧仔生上訪的路線也是先去鄉里、縣里，再到市里、省里。他講：“如果當時鄉政府把問題解決了，我們也就不動了；但鄉政府不解決，我們就一路上訪，上訪的錢全部是自己掏。今年又走了好几次，去市里的次數比縣里的多，縣里去了也沒用。到省里去了十多次，到北京去了一次。上訪的費用一共花了七八千塊錢，都是車費和复印費。錢都是借貸款，現在還欠信用社一千多塊錢。”
他上訪的起因是要求村務公開，村干部不肯。“他一掌打在桌子上說，看你有多狠，讓你去告，你去上訪去吧！我就咽不下這口气，你個小小村干部就逼農民去上訪！”
他和另一個農民到了縣里，找縣長。“我把村里賬務沒公開向他交個底，他問我有哪些，我說：第一，村干部打牌打扑克做不做賬，打牌吃東西做不做賬？他說不能做。第二，村干部走親戚送禮做不做賬？他說那不合理。第三，在村干部手中，一張發票就是一千多兩千，吃腳魚吃狗肉，招待哪個貴客？這合不合理……”人還沒回村，和他同來上訪的另一個農民家就出事了。
“他老婆被人從樓上推到了地上，打得神志不清。群眾說，為了上訪被打成這個樣子，我們必須到醫院去看。當天去縣里，起碼有80多人，第二天又去了300多。群眾听說省里有人來，就堵車，堵車了干部就會有人露面，這是群眾的想法。結果堵住了橋，加上還有本地人，听說這事，都憤憤不平。”
“11月‘嚴打’開始了，要抓我，說哪個捉到鄧仔生就獎勵500塊錢！還嚇唬老百姓，凡是去縣里看人的都要罰款，都要捉住關起來，強迫參加學習班，去學習的就被關被打，還要交100塊伙食費。農民沒去，政府就出動車子到人家里去捉，大家怕被抓就躲到山里去睡，山里睡了好多人，老人們說，這跟當年‘躲日本’時一模一樣。“我沒躲在山里，而是躲在了市紀委。我每天都坐在那里，他們有事我就回避，沒事了我就向他們講下邊的事，吃飯是我自己吃。看我沒在家，他們就抄家，把我家里的東西全都打掉。我堂哥家也被抄了，說他支持我上訪；另外還有個堂弟，被打得九死一生，口里流血……”
眼看快過年了，紀委的人勸他回家。人還沒到家就被抓了，鄧仔生偷跑出來，又回到市紀委。“那時剛好上班，很多人，我哭起來，我說共產党的真理在何處？到這個時候，有家都不能歸！”
“正月二十几，我向朋友和信用社貸款，借錢上北京，一定要告到北京去。后來，他們還是把我關起來學習10天，但你越關我，我越要反對你；中央有法律，下面就要依法辦事，党內依法，群眾就會依法。”
有鄉干部問他：你上訪花錢花精力的，值不值得？鄧仔生說值。“我說，小時候赶上‘文革’沒讀書，上訪一年胜過讀三年書。他問為什么，我說，第一，以前不懂政策，不懂法律，現在學習了，就當我讀三年書；第二，因為現在群眾不知道政策，我能夠代表群眾去上訪，把政策要到，傳到下面來；第三，我從來沒見過這些領導人，現在和這些領導人都能接洽了。”干部又說，看看你家這個爛屋，會倒的，你在家多做點事，把錢積起來建個新房不好嗎？“他這也是好話，但我要堅持下去，情愿犧牲自己的利益，能夠讓廣大群眾覺悟起來，能夠讓大家日子好過一些。”
在鄧仔生家里，他還這樣告訴于建嶸：“開路人難，走路人容易；如果像今天這樣的冰凍天气，會有露水，第一個人身上會搞濕，要吃點虧，但走過以后，第二個人就好走一些，走的人多了，路就好走了。”
經過調查，于建嶸發現，這些農民“減負代表”，年紀都在四十至五十歲之間，初中以上文化；大都當過兵或在外打過工；也有少數党員和村組干部；上訪前家庭比較富裕，在當地可算中上水平。
“自1992年始，這個縣20多個鄉鎮的一些農民因負擔過重和干部作風等問題多次上訪，并逐漸形成了一支減負上訪隊伍，被稱為‘減負代表’的有80多人。這些‘農民利益代言人’，依据中央和省政府的有關政策，組織并帶領農民，對縣鄉兩級政府制定的不符合中央政策和國家法律的土政策進行各种形式的抵制。“在這些代表心目中，中央就好比全能全善的上帝，中央的政策就像句句是真理的圣經，宣傳政策好比傳播福音，為此受苦受難是為了維護党的利益，為此流血坐牢是為真理獻身的殉道。對于鐵了心的減負上訪代表不能以常理度之，他們追求的不是生前的幸福，而是死后的名聲。他們在乎的不是上級怎么看，而是子孫后代怎么想。与普通農民相比，這些人有一個突出的心理特點，就是經常在公眾場合表現出強烈的英雄主義情怀。
“村民在評价這些人時，稱他們‘敢為農民說話’、‘敢打抱不平’，并說現在農村正因為有了這些懂得党和國家政策的‘減負上訪代表’，鄉鎮干部才不敢過于囂張，如果沒有這些‘英雄好漢’，那農民根本就沒有活路了。”
某些鄉鎮將政府權力私有化，成了‘掠奪性政府’，這才是認識三農問題的關鍵
采訪中，我問于建嶸：現在稅費改革，農民負擔減輕了，應該好些了吧？
他答：“就我調查的情況看，雖然今年農民的稅費負擔較之往年均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減輕，但農民的不滿，并沒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因為費改稅政策的明晰性和更強的量化性，農民看到的是政策与執行之間更大的反差，因而，對縣鄉政府也更加不滿。”
在下邊，農民告訴他：“稅費改革，輕是輕了一點，但是攤分不合理，還是沒有按政策辦，還是在亂搞。”“虛增田畝數，標准產量過高，群眾無法承受。”“稅費改革關門算賬，群眾不知道。上級檢查稅費改革，基層干部請客，向上級匯報，成績顯著，驗收合格，但老百姓倒霉。”“如果真按上面政策收，我們還是愿意出。但當官的自己帶頭違法，他們的親戚朋友都不出。”
農民在評价鄉鎮干部工作時說，他們就是“要錢要命”（收稅和計划生育）。“天天吃到這里，喝到那里，應付上級檢查。平時連個人影儿也見不到，一收錢都來了。”
“計划生育本來是國策，可你不想生，干部還要你生哩，搞錢嘛，這是放水成災，把計划生育當成了市場買賣。崽還沒生下，就要別人交500元押金。”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把農民的心一天一天搞得和他們勢不兩立，才引起農民上訪。”
鄧仔生曾問過鄉長：為什么現在干部和群眾越來越疏遠，究竟是哪儿出了問題？他答就是為錢，沒人辦事。
“我們鄉政府有100多干部，全鄉總共才21000多人，差不多200個人養一個鄉干部。農民是水，干部是魚，應該是魚水關系，可現在魚要离開水，水要离開魚。歷史上有話說，水可以翻船，船卻翻不了水。隨你多大的船，水也可以翻了你啊。”鄧仔生說。
于建嶸的觀點是：“鄉鎮干部与農民的沖突，絕不是几個農民上訪鬧事的問題，其中有更深層的原因，這是體制性沖突。
“一個鄉鎮，如果沒有其他財政來源，那么鄉鎮政府只有從農民手里收錢，收上錢才有工資發，收不上錢就沒有工資發，鄉鎮政府与農民的關系成了‘要和不給’的關系。某些鄉鎮將政府權力私有化，把權力變成掠奪社會財富的一种手段，成了‘掠奪性政府’，這才是認識三農問題的關鍵。”
他認為：如果這种體制不改變，這种矛盾就不會根本解決。“鄉村干部迫于各种壓力和出于自己的利益對農民暴力相向，讓不少農民揚言与干部誓不兩立，你死我活。這是他們雙方的不幸，更是國家的不幸。”
于建嶸說：“在衡陽縣，我看到了許多流淚的場面。農民在講述他們受的冤屈時痛哭失聲；減負上訪代表為自己受到政府不公正對待和得到農民舍身營救与精心照顧而淚流滿面；鄉鎮干部為因為領不到工資而不得不讓獨生女遠行打工而哽咽難言。應該說，流淚的農民和流淚的鄉鎮干部，都是不合理的干部管理體制的受害者，而這不合理的體制又把兩個受害者變成了冤家對頭。”
于建嶸也問過農民，現在搞村民自治，既然對村干部不滿，你們也可以參加競選呵？
凌學文就說：“在下邊按票數我是第一，可是選上了，他們也不讓我當呵。鎮里的人就說，如果讓凌學文在村里當干部，不但我們搞不到錢，反而還要找錢給他呢。”
還有村民講：“群眾選上去是沒用的，我們組的群眾干脆棄權不選，大家說不要干部。”
可總是上訪，也不是辦法，“減負代表”們也想到這個問題。
“上訪終究是一件吃苦的事情，而且上訪花錢。我家里做豆腐、喂豬和收谷的錢，被我到省里走一趟就花掉了。”“到了上面，最多也就給你搞個條子。今天這個問題解決了，明天那個問題又來了。今天這個當官的被搞掉了，如果明天又來個貪官，比現在的干部更坏，那又怎么辦呢？”“是不是應該找個和政府机构協調的辦法，就是說政府做什么事情我們都知道，我們可以和他們商談，不走上訪這條老路了。”“有事可与干部互相協談。該交的就要交，不該交的就不能交，不能影響社會的穩定。這樣上訪起風波，政府也麻煩，群眾也不安宁。”
“所以，農民要成立組織才能解決根本矛盾。上級干部沒有誰自己是農民，沒有人為農民來說話。”“村委會成了政府部門，農民有一個組織，就可以一級一級把情況反映上去。”
“這個組織的干部，干得好，可以讓你多當几年；干得不好，農民有權罷免你。現在村委會就是沒有這樣搞，交頭接耳，拉幫結派，沒有通過群眾。”
“讓農民自己管農民。當得不好就只當這一屆，第二年另選。由農民自己推選自己的干部，不要上級委任。”
“大家和小家是一樣的，家庭搞得好，你可以常任家主；當不好，儿子可以任家主，父親可以退休。農民自己的組織也是一樣。還要反腐，干部有多少工資，是否脫离群眾，每年的行情往費開支多大，抽的是什么樣的煙，財產是從哪里來的。通過農民組織，讓農民覺悟起來，自動去監督他們。”“推荐上去的人要沒有私心。有私心的人，什么事情都干不好。工作上一切都要幫助農民，要想著農民的事，要有這樣的人才能領導農民致富。現在農民也要開拓經濟市場，要打入經濟市場，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要把這個東西搞出來了，再組織農民把東西推出去，這樣才有錢。”
“第一，我們不能到群眾中去派錢，第二，有的人家里富裕，可以捐出一些錢。選出的人保管這些錢，賬目要公布，不能到自己口袋里去。大家都這樣做，農會就可以辦得好。”
“農民有了自己說話的地方，就沒人去上訪了。你合情合理，沒有亂攤亂派，如果我不給你，只能靠思想工作去做好；農民自己宣傳起來，十個人有八個人思想能通，另外兩個也就通了。通過這樣的渠道，一要國家，二要私人。”
于建嶸說，事實是，農民減負組織已開始從村、鄉鎮走向全縣聯合，農民把這個橫向聯合過程稱為“聯网”。這是農民由直接對抗，轉向与縣鄉政府有組織協商對話方向發展的重要表現。“減負代表”們提出：
其一，農民組織的主要任務是：宣傳党和國家的政策，團結全體農民，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扶貧幫困，引導農民走向市場，共同致富；維護社會穩定，清除社會黑惡勢力。其二，在組織形式上，各個鄉鎮成立基層農民協會，全縣成立統一的協調机构。
于建嶸又擔懮地說：最好的控制方法就是給它一個合法的渠道。但是目前，縣鄉政府對農民自發組織的活動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即對農民的合理要求不予理睬，對進行各种活動的農民自發組織也就不能進行正常的管理。“如果農民的合法權益長期遭受侵害和減負上訪代表的正當要求得不到滿足，他們也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激進主義觀點，進而發展成為反體制的力量。”
“我們要重新認識農民，了解農民，讓農民自己講話”
前不久，于建嶸的論文《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公開發表。他在清華大學做了一次講座。作為學術探討，他提出：應該允許農民成立農會，它可以是個社會整合組織，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有個博士問：“農會要是被坏人利用了怎么辦？”于建嶸說自己當時心里一陣悲哀。“我們的學者有這种心理，老是覺得自己比農民高明，可中國的農村改革，有哪一樣是知識分子提出來的？中國學者最大的毛病是想當然，待在書房里假想一些問題。
“一個合法的、規范性的組織，它怎么會被利用？現在的農民，已不是過去的農民，所謂的小農。我們要重新認識農民，了解農民，讓農民自己講話。事實上，農民一直在講，他們講的，比自覺為農民利益說話的知識分子講得更精彩、更深刻。
“我注意到，在關于農村群體性事件的調查，几乎無例外地斷言這些事件的組織者‘別有用心’。這种陰謀論的看法過于簡單化，与事實不符，掩蓋了事態的嚴重性和政治性，會誤導決策。
“我認為，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農民，更沒有理由害怕和防范農民。党和政府必須嚴加防范的是那些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封鎖農民心聲、民意，為追求個人升遷不惜犧牲國家和人民長遠利益的地方党政領導；是那些推諉責任、不關心農民疾苦、麻木不仁的官僚；是那些避重就輕、粉飾太平、無視農民抗爭、甚至以陰謀論解釋農民抗爭、為一己私利不惜誤國誤民的所謂農民政治研究者。
“根据這些年在農村的所見所聞，我形成了這樣一個基本判斷：半個多世紀的共產党領導使廣大農民對党中央有堅定的信任，多年的革命宣傳已經使人民當家作主的公民權利觀念深入人心，20多年的改革開放給了農民一定的經濟自主權，文化教育的發展使農民有了作出獨立政治判斷的能力，現代化的通訊和宣傳為農民提供了獲取党中央政策信息的渠道。這一切都決定了党和國家不可能再以命令主義的方式管理農民。与時俱進是中國共產党長盛不衰的生命線，在政治上重新認識農民、信任農民、承認和尊重農民作為政治人的公民權利、与廣大農民開展協商對話是時代的要求，也是中國政治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
對于建嶸搞的這個課題研究，有人為他擔心，認為他暴露了社會的陰暗面，自己也有政治風險。
于建嶸回答這個問題時有些激動，他說：“國家養了我們這幫人到底干什么用？我認為，作為一個學者，發現問題并探索解決的辦法是我們的社會責任，這樣要比歌功頌德更有意義。”
“就說非典吧，假如年初，當廣東、湖南發生搶購板蘭根和食品時，就給予高度重視，采取有效措施的話，怎會發展到后來這种地步。中國社會需要完整的預警机制，出了事再重視，代价太大了。為此，需要堅定地改革現在的政治體制。”
談起自己這几年的心境，于建嶸坦言：是由最初的震惊，到如今的擔懮。
“天下可懮在民窮，天下可畏在民怨。少數農民從對基層干部施政行為的怨恨，發展到對體制的不滿情緒，應該是一個十分清楚的政治信號。如果執政者不能清楚地理解這個信號，將產生的政治后果則是可以預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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