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1日訊】近年來，台灣媒體亂象頻生，屢受批評。然而，監督、制衡媒體的机制与力量卻難以成形。高度商業競爭的媒體產業環境，徒然顯得媒體自律的呼聲天真可笑；而泛政治化的媒體社會環境，似乎已更難讓中立媒體監督及教育机制的產生。
媒體多元化的自由表現，是社會民主及進步的一環，然而夸大聳動、未經查證、錯誤報導、污名化社會弱勢族群、激化社會恐慌情緒等情況，一直到現在還是未曾改變；甚至有愈演愈烈的情況。
三月二日，台北縣新庄市發生一則人倫悲劇，晚間電視新聞大幅報導之後，三月三日的各大報紙也用斗大的「躁郁症父持斧砍傷兩女」跟進。一個失業又欠債，連健保費都繳不出來的父親，逞凶後落寞的表示：「希望女儿投胎做有錢人」；這個事件的背後隱含的問題，不只是信用卡惡性循環的悲哀、社會中下階層高失業率、社會慣用暴力解決問題的陰影而已。
對一般大眾、甚至主管机關而言，此時此刻都應該開始努力去正視，媒體在商業競爭及時效壓力下，對精神疾病的錯誤認知、忽視由專業鑒別診斷的影響；更遑論層出不窮的社會事件，到底有多少比例是精神心理問題的起因、還是結果。
以上述人倫悲劇的事件為例，從專業精神醫學角度來看，這位父親被冠上了「躁郁症」的病名，為其錯亂暴力的行為做解釋；從他被逮捕後靜寞黯然的神情觀察，然而他也可能是精神官能症、或其他的病症，早就急需社會支持、好好治療的。
精神疾病患者絕不能与暴力行為畫上等號，統計數据中也沒有明确的正相關系數證明精神病人有較高的攻擊性；警消人員在掌握媒體發聲工具的同時，應該有足夠的精神疾病的專業予以鑒別診斷，而媒體則應做第二個查證新聞守門人，才能發揮正向的社會教育功能。
現在的媒體，要的只是麻辣新聞，因為麻辣而導致來不及查證、或輕忽查證過程的嚴謹；導致的結果，就是對所有精神疾病病症及患者全部一體看待，也相當的不公平。
綜觀媒體上曾出不窮的政治或社會事件，在新聞真實性的表達中，處處充滿著令人不安及錯誤的訊息。或許從政治角度來說，政治是主觀的，端看閱听人如何解讀；但是攸關弱勢團體事件經由媒體的發聲或撰寫，即使立意良好，卻往往因刻意要求聳動、煽情及時效性，產生了「污名化」的負作用。這個負作用，站在精神醫療及預防醫學的角度，對社會問題造成的影響，尤其令人擔懮。
「媒體新聞處理失當」可能包括以下各种情況：
1. 鹽洒傷口
記者采訪時未顧慮當事人感受，例如，記者采訪死者家屬，追問家屬「你母親死了，你有什麼想法?」
2. 煽情夸大
過於強調「死亡」事件、人數，而忽略其死亡原因，以及适時引導反思及預防教育。
3. 血腥殘忍
媒體刊登或播放過於血腥、殘忍的鏡頭，例如跳樓流血、心智不足、重病掙扎等。
4. 生煎隱私
媒體公布應保有隱私權者的資料，不宜貿然公布姓名，或是暴露出足以讓社會大眾猜測出他是誰的相關資料。
5. 謠言四起
未經查證的新聞指的是，媒體未能為新聞提出有力證据佐證，例如媒體報導坊間謠言、媒體直接引用未具名的消息，卻未采訪此文章作者或求證其他專業相關人。
6. 選擇性的暴露与理解
媒體到底該用什麼角度報導事件，是從政府決策、社會大眾、還是相關事務的專家？是否引用了立場或專業判斷相左的人？不同角度未必沖突，但是如果記者總是從特定角度切入新聞、主觀為事件下診斷，對當事人以及相關疾症的人都是不公平的。
7. 統計數字的迷思
。有的時候，媒體為求聳動，喜歡數字報導統計、也喜歡排名；但有的時候這些數据，并代足以代表事實或演繹出社會深層問題。
8.有關事實資訊的确認
許多攸關事實的資訊傳遞含混不清，有誤導民眾之嫌，警政單位的研判、媒體的報導，都不是專業醫療人員，如果媒體隨知隨報卻未能查證比對、資訊紛雜，對社會大眾來說，恐將增加對精神相關疾病的誤解，社會同理心及面對疾病的勇气，也都將因此而淪喪。
想想看，在競爭力過度的社會文化里，人心脆弱，導致壓力及情緒管理失控，正當精神醫療服務專家、公益團體及有志之士，想凝聚力量協會大家一同面對日益增多的精神疾病壓力時；媒體及社會環境卻提供了一則則可能導致社會大眾認知錯誤，甚至未經專業協助鑒別的精神疾病診斷訊息，是多麼的令人沮喪和不安啊。
而我們的下一代正在看著我們构筑一個沒有同理心的社會，但愿媒體在處理疑似精神疾病導致的社會案件時，能以嚴肅的態度，尋求更具專業及公信力的報導。讓我們的下一代在成長過程中，能試著用同理心對待每一個人；而在面對重大社會事件時，能有更多的力量接受自我考驗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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