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1日訊】長期以來，國民黨一直是中共在國內頭號敵人。中共的政權是當年費盡心機從國民黨手裡奪來的，1949年後退守台灣的國民黨仍然是中共政權的主要威脅。所以奪取政權前後，為了煽動對國民黨的仇恨，騙取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證明其奪權行為的合法性，防止國民黨捲土重來，中共千方百計的醜化抹黑國民黨。所謂「萬惡的舊社會」、「黑暗的舊中國」的說法便是中共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編造出來的。按照這個說法，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大陸和台灣災難深重，一片黑暗，勞動人民頭上始終壓著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三座大山」，毫無政治權利可言，受盡剝削和壓迫，給地主資本家當牛做馬，挨打受罵，吃不飽穿不暖，終年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死亡線上苦苦掙扎著。中共建政後出生的幾代中國人，都沒有在中華民國生活過，在中共幾十年如一日的反復灌輸下，幾乎人人都以為「解放前的中國」真的就像他們從小到大在中共的各種宣傳品中所看到的那樣，因而長期以來，幾乎人人都無比痛恨「萬惡的舊社會」，人人都以為共產黨是「人民的大救星」，「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是文革後，隨著越來越多的真象被披露出來，許多人都已漸漸的意識到，所謂「萬惡的舊社會」、「黑暗的舊中國」，完全是中共出於自己的政治私利編造出來的謊言。
無需諱言，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像任何國家和朝代一樣，也有自己的陰暗面，而且在某些方面，比如在專制獨裁方面，一度還相當嚴重，但這些陰暗面遠非像中共所誇張的那樣，已經到了「暗無天日」的程度。除此之外，另有不少所謂「舊中國的黑暗和罪惡」，則完全是中共憑空捏造出來的。不但如此，更可鄙的是，無論是在當年的大陸，還是在後來的台灣，中國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都曾取得過許多值得稱道的進步和成績，而這一切在「萬惡的舊社會」、「黑暗的舊中國」的謊言裡，全都被中共一筆抹殺了，彷彿從來就不曾存在過一樣。
一
按照中共的政治宣傳，在「萬惡的舊社會」，地主階級對廣大農民進行著殘酷剝削和壓迫，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一向騎在農民頭上作威作福，雙手沾滿了農民的血汗，是所謂「舊中國」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地主階級對廣大農民的這種殘酷剝削和壓迫，是所謂「萬惡的舊社會」最顯著的罪惡之一。
從小到大，像絕大多數同齡人一樣，筆者從未懷疑過這種宣傳的真實性，直到撰寫本文前不久方纔如夢初醒：原來這個我們信以為真幾十年的「真理」，卻是一個騙了幾代中國人的地地道道的大謊言！
1949年之後出生的大陸人，誰都不曾見識過生活中真正的地主，見識過他們的橫行霸道，他們的兇狠殘暴，但幾十年來，大家卻都以為生活中真正的地主就像中共所說的那樣壞，即使今天，相信這一點的仍不乏其人。之所以如此，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從小到大長期所受中共一面倒的政治宣傳所致。這方面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只要一提到「地主階級」，我們就會不由自主不約而同的想到至今仍在我們記憶中栩栩如生的劉文彩、黃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們是中共當年為大陸民眾提供的「地主階級」的四個活教材，也是長時期來我們心目中「地主階級」的化身和象徵。不過，從現今已經披露出來的有限資料來看，這四個人物，無一不是中共出於政治需要杜撰出來的假典型。
限於篇幅，筆者只想在這裡談談四大地主中唯一的真實人物劉文彩——一個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所謂反派明星。
１９６５年初，在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四川美術學院的師生們用泥巴塑造了一組解放前農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這組以劉文彩為原型名為《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１１４個，一個個栩栩如生，無言地訴說著劉文彩當年所幹的種種壞事與罪惡——從小斗放貸、大斗收租、私設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不久，部份�s的泥塑在北京中國美術院展出，引起新聞界的關注。中央電視台以此題材為藍本，赴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拍攝了記錄片《收租院》，該片大獲成功，解說詞也被選入小學語文課本。此後，泥塑《收租院》漂洋過海，到日本、加拿大等多國展出。「惡霸地主劉文彩」從此被迫登上中國政治舞台，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反派明星，他幾乎代表著中國人民推倒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惡霸地主的總典型。當年，全國上下到處都向劉文彩舉起憤怒聲討的拳頭，男女老少無不為劉文彩登峰造極的人間罪惡流下控訴的眼淚。以劉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接待觀眾達５０００萬人次，相當於一個中等規模國家的全部人口。時至今日，一提起劉文彩，有人還會湧起滿腔的仇恨。
然而令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個誰都沒有懷疑過其真實性的十惡不赦的大惡霸地主，原來卻是中共當年出於政治需要塑造出來的一個虛假的反面教員，歷史上的劉文彩與中共塑造出來的劉文彩完全不是一回事。
1999年11月，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所著的《劉文彩真相》一書，該書澄清了加在劉文彩身上的眾多不實之詞，為我們還原了一個真實的劉文彩。作者在書中說：他無意替劉文彩做翻案文章，因為無論是從當時的標準，還是以現在的尺度來看，劉文彩都算不上甚麼「好人」；但也絕不是後來被妖魔化的那樣壞。讀了此書我們方纔如夢初醒，原來，在那個人性扭曲的年代，為了揭露所謂吃人的舊社會，從而襯托出生活在紅旗下的幸福的新中國，中共不惜將死了近十年的劉文彩從墳墓裡挖出來，暴屍荒郊野外。當年報紙上連篇累牘「鐵證如山」的劉文彩的罪惡事實，電影一遍又一遍放映的劉家豪宅裡的酷刑用具，如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著「階級鬥爭」的政治模式集體創作出的虛構作品。同樣揭露真像的作品還有香港鳳凰台前一陣子熱播的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據此片披露，劉文彩不但不是惡霸，還是對當地教育做出傑出貢獻的大好人。當年宣傳說劉在他的水牢內虐待長工，而事實上他家裏根本沒有水牢等等……
當年，在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中，知名度最高的莫過於其中的「水牢」。據水牢解說詞稱：劉文彩在佛堂側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後全部被殺害了。勞動模範冷月英是惟一僥倖從水牢裡活著出來的人。
但據《劉文彩真相》披露，從1981年開始，陳列館派出專人採訪了70多名知情者，翻閱了大量文史檔案。經過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證一個也沒找到，物證同樣不見蹤影。莊園陳列館向主管部門送呈的《關於「水牢」的報告》稱：綜合我們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據的。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說，據稱是在1951年的一次會議上。冷月英說：「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劉伯華五斗租谷，剛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拋進了劉家水牢關了7天7夜。」1954年元月，大邑縣舉辦「農業合作化」展覽，以實物模型為主，配以圖片解說，他們根據劉伯華是劉文彩的親侄兒，提出「冷月英坐劉文彩家水牢」的設計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門認可後，籌辦人員就按設想「佈景」。1958年莊園陳列館建館，主管部門全盤照搬1954年製作的劉文彩水牢模型，並給本來空空如也的劉文彩老公館西側的那間原本是存放鴉片煙的地下室灌上水，仿製了鐵囚籠、三角釘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後向社會開放。冷月英也開始到處聲討劉文彩的滔天罪行。後來有記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絕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脫口而出：「你們追著我問甚麼？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
1988年，四川有關部門終於下達了「水牢恢復為鴉片煙庫原狀」的復函。於是，地下室的水抽乾了，鐵籠搬走了，地下室門口掛上一塊「鴉片煙室」的木牌。
那麼，歷史上真實的劉文彩究竟是甚麼樣的人呢？根據《劉文彩真相》一書和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提供的諸多史實，劉文彩並非當年《收租院》所塑造的面目猙獰的大惡霸地主，他既搜刮民脂民膏、助長煙毒，又慷慨興學、濟困扶危。
一位當年深受官方謊言矇騙的網民在看過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後寫了篇值得一薦的帖子，帖子的題目就叫「劉文彩爺爺是個好人!」，裡面介紹了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中的大量事實。
帖子說，「昨天偶爾收看到鳳凰衛視正在熱播的《大地主劉文彩》的其中一集,在這集裡主要是介紹劉興辦教育的事跡,看了以後,對劉問彩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令人難忘。
劉文彩一生樂善好施,熱心於公益事業,為了家鄉的教育事業,為了擺脫老百姓沒有文化帶來的無知,他修建文采中學,幾乎耗盡所有家產.文采中學佔地兩千多畝,當時征地為使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損失,劉爺爺採取的是用兩畝地換一畝地的辦法,學校建成後,劉爺爺廣招教育人才,其教育規模當時在四川地區乃至在全國私立學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學校,<國民政府教育部長語>。
學校建成後,劉爺爺從不干預教育和教學,他只在春秋開學典禮會上簡單說幾句,大概意思也就是要學生們發奮學習,將來報效中華民族,遺憾的是他當時應該說:同學們你們要好好讀書,將來跟著毛主席干革命,建設新中國,這樣的話,文革中他的子孫們也許要日子要好過些的。
再一個就是他對子女及其親屬要求極其嚴格,在文采中學的教訓中劉爺爺明確規定,校產是學校的校產,是老百姓的校產,劉家子孫不得佔有,劉家子孫僅有的權力就是每年對學校的財務進行一次清理,僅此而已。
劉文彩關心貧困百姓疾苦,每遇逢年過節都要對貧困人家走訪和接濟,鄉臨之間糾紛也都要請劉爺爺進行調解,因為他辦事公道正派。
他還慷慨解囊投巨資修建街道,現在未撤除的兩條街道仍不失當年之繁華,當地群眾說起劉爺爺都是交口稱讚!
為甚麼說對劉文彩的評價是真實可信的呢,在採訪的對象中即有仍健在的老人,也有所謂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更有大笆地區的政府官員。
最後我要說的,所謂收租院以及劉文彩殘酷剝削勞動人民全是騙人的鬼話,是政治的需要!!!!!!!! 」（來源：http://bbs.phoenixtv.com/fhbbs/viewtopic.php?p=2394936）
如果說當年中共塑造的「大惡霸地主劉文彩」與真實的劉文彩完全是兩回事，那麼作為文學形象的黃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就更是背離生活真實憑空杜撰出來的虛假典型了。（請讀者參閱「中共扣在地主階級頭上的罪名純屬捏造」）
二
既然中共精心塑造的「地主階級」的形象完全是虛假的，那麼真實的地主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只要翻開歷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你就會明白， 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詞彙，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羨慕，絕對不含貶義。
總的來說，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絕大多數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當然，像任何一個社會階層一樣，許多地主也都是集優缺點於一身，比較複雜的人物。他們的個性、作風、處事方法，無一不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人文環境、風俗習慣息息相關。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著許多儒家道德的傳統優點，同時也沾染了不少社會流行的惡習。拿劉文彩來說，他既有著慷慨興學的美名，不少濟困扶危的義舉，但也有吸鴉片煙、玩女人、討幾房小老婆等當時有錢人的通病。
從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來看，大體有以下三種： 一是祖上傳下來的家業。二是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為地主。 三是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為「田秀才」的能幹人，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的，達到中、小「地主」水平。當然，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為地主的，但這種人只是極少數。另外地主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是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並由當時的政府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再來看地主階級當年在農村中的作用 。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髮起，熱情贊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巨資，人人跟進，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佔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恆產者，始有恆心。這話的意思是：只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份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三
按照中共的宣傳，49年之前的中國和其後的台灣，之所以是「萬惡的舊社會」、「黑暗的舊中國」，一個最為重要的證據就在於，那時的勞動人民吃不飽穿不暖，飢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那麼事實果真如此嗎？
僅拿吃不飽來說，從文革前一直到文革中，為了讓大陸人民牢記「舊社會」吃不飽的悲慘生活，中共經常要組織大家吃所謂的「憶苦飯」，但效果有時竟適得其反，一不留神，反倒暴露了所謂「舊社會」吃不飽的真象。《紅朝謊言錄》一書中有篇題為「『憶苦飯——』連豬都不要吃』」的文章，便講了這樣一件趣事。
作者維迪在文章中回憶說，一九七O年，他在北方一所中學工作，那時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當年一月，被列入「臭知識份子」的他同一些教師一起，被發配到農村去勞動，強迫去做所謂的思想改造，每日三餐吃的是窩窩頭和一些鹹蘿蔔乾，就是這樣，還是每人定量吃食，不准吃飽，因此每餐只得到半餐而已。
這還不夠，學校共黨幹部說：社會主義制度優越，遠勝國民黨的資本主義制度，為了讓大家相信這一條，他們就經常搞「憶苦思甜」大會，讓他們的親信或者他們信得過的人，來回憶國民黨統治下讓人民過的生活，來表明共黨領導下的生活才是甜蜜和幸福的。
那年三月某日，由生產大隊的一位「苦大仇深」的老農作「憶苦思甜」報告，按照慣例，那農民如背誦公式一般地說了一些他以往的生活和今日的生活，作者仔細聽了，覺得沒有很多差別，唯一的差別是他以前是給村裡的一名地主做工，四九年以後，他是給中國最大的地主－共產黨打工。
報告完畢，按例是吃「憶苦飯」，每名教師分到一大碗，作者拿到手後，知道同以往的「憶苦飯」一樣，是由麥皮和一些切碎的爛菜根攪在一起，放點鹽，摻水燒制而成。端在手中如同一碗木屑在面前，吃到嘴裡難以咀嚼。但由於認識到自己是「臭老九」，吃「憶苦飯」，是共產黨幹部在考驗自己的階級立場，再加上肚子很餓，於是張開大口，想法吞嚥下去。
在作者附近是一名數學教師，他們倆人各捧一大碗，努力進食，神色黯然，相對無言。整個屋子裡，鴉雀無聲，每個「臭老九」都在爭取把自己手中的這碗「飯」早點吞下了事。吃到一半時，那位作了憶苦報告的老農忽然走到作者的身邊停了下來，對他碗裡的東西看了又看。
「這樣的東西，我們那時是不吃的！」他壓低了嗓門說。
聽了他的話，作者心裏大吃一驚，他看了看他，那位老農是一副嚴肅的神色。作者再看看那個數學教師，他也聽到了，正瞪著眼睛看著作者。
「這種東西，連豬都不要吃的！」 老農堅定地說著，然後立即走開了。
從那以後，作者明白了，以前設法吞下的一碗碗這種「憶苦思甜」飯， 原來是那位「苦大仇深」的老農在「舊社會」從來都不吃的東西，而且是連豬都不想吃的東西。
看完這個故事，再想想所謂「舊社會」“吃不飽」的說法，究竟有多大真實性，自然不難想知了。
當然，國民黨時代的中國，吃不飽的人肯定是有的，不但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有，任何一個國家和朝代都有，共產黨時代的中國當然也有。那麼，就以國民黨時代的中國與共產黨時代的中國相比，究竟哪個時代吃不飽的人更多呢？如果按照中共的說法，肯定是國民黨時代了，所以那才叫「萬惡的舊社會」、「黑暗的舊中國」。但事實卻恰好相反。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無論甚麼社會和時代，吃不飽的人一多，就會發生饑荒，饑荒一旦嚴重了，就會餓死人；反而言之，一個社會餓死的人越多，說明饑荒越嚴重，饑荒越嚴重，說明吃不飽的人越多。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國民黨時代沒有大規模餓死人的報導，零星的黃河決堤有個別的或者零星的，沒有大的甚麼幾十萬的、幾百萬的、幾千萬的大饑荒，沒有。但在所謂「解放後的新中國」，因為中共的決策失誤，從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間，卻發生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共餓死了3000多萬人。3000多萬人是甚麼概念？中國在1949年前的兩千年中，即使是把因自然災害而餓死的人數都加在一起，也沒有中共統治下的這三年餓死的人多，更不要說僅僅是國民黨統治的時代了。那麼，如果要說吃不飽，當然不是國民黨時代而是共產黨時代吃不飽的人更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多，是要多得多！僅此而論，「新」“舊」兩個時代兩個社會，誰「惡」誰「黑」，豈不是再清楚不過了嗎？
四
為了突出「舊社會」的邪惡和「舊中國」的黑暗以及「新社會」的美好和「新中國」的光明，中共一向熱衷進行所謂「新舊對比」，但在明眼人看來，恰恰正是這種對比再有力不過的戳穿了所謂「萬惡的舊社會」、「黑暗的舊中國」的謊言本質。
按照中共的宣傳，在「萬惡的舊社會」、「黑暗的舊中國」，勞動人民在死亡線上苦苦掙扎。但根據歷史資料，中共建制後的近五十年裡，大陸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達8000多萬，這個數字要比在此之前，將近一百年內各種各樣的外敵入侵、內戰的死亡人數還要多，更是國民黨時代無法相比的。那麼。到底是哪個時代勞動人民才真的是在死亡線上苦苦掙扎呢？
中共多年來的宣傳一直在講，在他們執政以前，中國被國民黨搞得一窮二白。但實際情況是，1946年，國民政府只用一年時間就還清了八年抗戰的全部外債，這說明當時的經濟形勢是非常好的。而且國民黨在中國執政了22年，從1927年到1949年，歷經了那麼多的戰亂和外侮，卻沒有大饑荒的報導，即使是餓死上萬或幾十萬這樣的統計都沒有，所以說那個時代如果就那樣建設下來的話，中國現在應該說是世界前三名。再者，民國初年時，中國的國民收入佔到全球的27％，但是到了共產黨執政2003年的時候，卻只佔4％了。「一窮二白」，能成立嗎？
中共攻擊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鎮壓人民，不錯，他們是曾幹過這樣的事，甚至還開槍打死過抗議政府的愛國群眾，但這樣的暴行中共豈止是幹過，簡直就是家常便飯，拿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當年的鎮壓行為與中共的暴行相比，是典型的小巫見大巫。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當年開槍打死過的愛國群眾至多一次也沒超過百人，但中共在「六四」中卻一次屠殺了上千人。中共為了鎮壓不但使用了國際上禁用的開花子彈，而且把坦克都開到了天安門廣場。
中共說國民黨專制獨裁，不錯，國民黨是曾很專制獨裁，但在國民黨的專制獨裁下，中國人民畢竟還保留了有限的人權和自由。中共出於自己的政治需要，一向將對「舊社會」持批判態度的魯迅捧為文壇泰斗，須知尊為文壇泰斗的魯迅恰恰是在「萬惡的舊社會」、「黑暗的舊中國」時代產生的，同時也活躍於那個時代。國民黨儘管壓制魯迅，甚至曾經一度通緝過他，但畢竟最後不了了之。在國民黨的專制獨裁下，魯迅不但過著中產階級的生活，即使是他那些針砭時弊被稱為匕首和投槍的「反動文章」，也基本能夠自由的發表。試想，如果魯迅活到「解放後」，還能有這樣的境遇嗎？如果他針砭的不再是國民黨時代的時弊，而是共產黨領導下社會的陰暗面，他還能一面過著優裕的生活，一面自由的發表自己的文章嗎？很多大陸知識份子都曾提出和思考過這個問題，但幾十年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看法五花八門，誰也說服不了誰。不過，最近披露的一則史料，卻對中國思想界這個一直懸而未決的疑問給出了一個確定無疑的答案。據魯迅的兒子周海嬰介紹，1957年，毛澤東曾在上海召開過一個文化界人士的座談會。會上，翻譯家羅稷南曾斗膽問毛：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誰都沒有料到，毛沉思片刻後回答說，以我的估計，他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聽了毛的回答，羅稷南先生當即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讀者諸公，不知你看了這則史料後有何感想？為甚麼「解放前」那樣「黑暗」的「舊中國」竟還能向世界貢獻出魯迅這樣偉大的作家，而「解放後」的「新中國」在「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卻至今仍未能培養出另一個魯迅？再糊塗的人至此也該恍然大悟了吧！那麼，由此來說，「舊中國」與「新中國」，誰邪惡？誰黑暗？事實難道還不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嗎？寫到此，我真為魯迅先生慶幸，若是他老人家活到今天，不是被害死，想必也得悶死！從這裡再回到所謂「萬惡的舊社會」、「黑暗的舊中國」，其真實性也就不難想知了。
……
類似這樣鮮明的「新舊對比」，還可以不斷的對比下去。
對於有理智和良知的中國人而言，我相信，對比的越全面越深入你的疑惑也就越大——「萬惡的舊社會」真的是「萬惡」嗎？「黑暗的舊中國」真的「黑暗」嗎？
再深入一步，對比的越全面越深入你最終的結論也就越明確——「萬惡的舊社會」也好，「黑暗的舊中國」也好，都是地地道道的政治謊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