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日訊】
歐陽懿
“政治犯”不是一個可尊敬的、而是一個可怕的頭銜，是永不得翻身的政治賤民。在專制者眼裏，根本就沒有“釋放”一說。因為他們的邏輯是強姦了第一次就可以隨時再強姦。而社會對前政治犯的避而遠之，人們內心對政治的怯弱和恐懼，更加劇了這種警方對待前政治犯的肆無忌憚。套用一句名言，在中國做人難，做關心政治的人更難，做一個因為關心政治而坐過牢的人，就難上加難，難於上青天。
這是我的好友王怡、廖亦武兩位先生，在今年4月7日，我外出尋找商業機會的出遊中被杭州、四川國安當局實施綁架後發出《呼籲關注歐陽懿先生和一切中國政治犯的人權》一文中的片段。
現在，我要用我此次出行的部分經歷和我的一位朋友的親身經歷表明：中共當局對前政治犯的持續侵犯鐵證如山。
2004年12月4日，是我出獄的日子。那天早晨6：35，其他在押人員還沒穿好衣服，我就被成都、遂寧兩市的國安強行押回老家，並被告知不得外出。對於當局而言，對我這樣的人的人身自由的剝奪，才剛剛開始，是永永遠遠沒有休止沒有盡頭可言的。
“根據……你外出必須報告！”一位姓周的國安如此宣佈，似乎要先給我一個下馬威。
“事實表明：我是在行使現行憲法文本所明確規定的權利時，被人迫害，我沒有犯罪，而是執政當局中的某些人違反憲法，對我實施了侵犯和侵害行為，我將在適當的時候，追究這種侵犯和侵害行為。所以，我不會服從你們的這種規定性。你可以向你的領導如實反映這種情況，我在任何情況下保證證明你已經對我宣佈了這種規定。”我如此回答這位國安先生。然後又是轄區派出所的一位小丫頭員警來如此羅唕，我只好再重複我的意思。
我選擇了“兩會”結束、“建設和諧社會”大肆張揚的時候外出。事先我諮詢了有關法律人士，說是沒有明確的法律方面的障礙。
我對友人說：一旦他們發現，可能要將我擄回家，或關押起來，估計沒有大的危險。我會快去快回。不要為我擔心，我要努力於在監獄外立住腳，而不是在監獄裏站住腳跟呢。
就這樣，我開始了2005年春的向南向東的旅行。
沿途多有不順。國安當局的跟蹤一直沒有斷絕，我沒有太在意，因為我明白我要努力於在監獄外立住腳而不是在監獄裏去爭鋪位或站腳跟，我沒有什麼笨笨的大動作，也不玩弄什麼聰明的小把戲。便衣們被迫顯身時，我們還胡亂聊幾句。另外就是交通不方便，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的出行，我沒有想到交通還處於這樣的不方便中。看看走不動了，就想家，想兒子，幾次買了回川的車票，突然發現又可以走動一下，就退票，繼續往前行。
我始終與多位友人保持著密切的通訊聯繫，以免被綁架而無聲無息。後來，有一位老朋友批評我不用心擺脫對方的跟蹤：“換一張神州行的手機卡不就行了？”他說。
他不知道，對方的監控遠遠超出了他的想像。除了監控卡號外，手機的機號本身也是可以監控的。另外，除了監視我，我需要接觸的朋友，也能夠提供通訊上的監視方便。大大方方，讓他們監控好了，與朋友們保持聯繫才是最恰當的。
去杭州的車上，時間較寬裕。我要到老朋友雷風雲先生的手機號，給他發短信。
老雷是四川廣安市人，1989年，他是西南師大的研究生，參加和領導了重慶的示威遊行。大屠殺後，他對下令開槍的同鄉鄧小平非常痛恨，所以在一公開場合表示“恨不得回去挖了鄧小平的祖墳”，因此被判刑十二年。2000年6月減刑一年後獲釋。7、8月份的一天，我和他一家人在成都的一家招待所見面。當時我初到成都，很是艱難，也不能給他多少幫助，心裏很難受。老雷表示，外面的世界變化太大，首先要熟悉環境，然後再設法找一份工作。他進去時女兒四歲，出來時女兒快高中畢業了。他說：“得讓她受良好的教育，彌補一下對她的虧欠。”
因為這種情況，為了給他創造一個安靜的環境，以後的四川以及全國的抗爭運動中，我們就主張不聯繫他參與。再後來，我與他中斷了聯繫。
我出獄後，到網上流覽了一番，知道他又和大家在一起，私下心底裏感動和高興。
雷哥，你好！我是歐陽。
“歐陽兄，別來無恙。一別快五年了，你們近來可好！近年來，為了生計奔波，又屢受當局騷擾，無大發展，真是愧對眾位仁兄厚望，你現在情況怎樣？”
我被他們弄進去兩年，出來三個月了。身體沒問題，你可好？現在的情形如何？
“我開始在一家私立外語學校教書，還算受器重。還不到一年，國安就找到學校，要學校別雇傭我。我又到另一所學校，也受賞識。做到教導主任，後又被國安查到，他們又向學校和主管部門施加壓力解聘我。使我不得不為生計東奔西跑。總擔心哪天有找上門來，他們就是這樣無休止地迫害我們，欲置我們於死地。”
嫂子和孩子可好？代我問候她們，跟上我們這種人，太牽累她們了。
“家人還好。孩子在北京上大學，老婆在家，還不時受到騷擾，被追問我的去處。現在就有好的工作，都不能接受，因為更容易被國安狗盯上。”
我現在在旅途中。方便時與你再聯繫。雷哥，挺住呀！
“好的，我這些年忍氣吞聲，只想彌補一下對孩子的虧欠，得供她上完大學，現在都深感力力不從心。有勁也無處使。平安！”
看著這幾封短信，我感到莫大的悲哀和憤懣。我們太自以為是了！我們以為避開不再言語就能夠得到這個“偉大、光榮、正確”、“始終代表……先進，始終代表……廣大……，始終……”的原諒或遺忘，就由此等到平安、平靜，我們竟然沒有想到一個極端的利益集團是那麼睚疵必報，竟然沒有想到“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象寒冬一樣殘酷無情。”“名聲上搞臭！經濟上徹底搞跨！”的張揚決不是說來玩說來嚇小孩子的。
這就是中共治下的前政治犯的真實處境！
前幾年，國內和國外的相當一部分人，對國內持不同政見者的在經濟上、進而在其他生活領域的邊緣化原因不甚明瞭，現在，相信隨著相關資訊的積累，大家能夠有一個相對明確的認識。以四川為例，廖亦武先生當初的走投無路，蕭雪慧老師被剝奪上講臺的權利，張明先生找不到一份起碼的工作恨不得崩潰了事……等等，都足以證明這個持續迫害的存在現實。現在，又有一個雷哥雷風雲的經歷來證明。
以往，和這次出行的與國安打交道，我一再提出和譴責他們的這種侵害，他們自然是不樂意承認和矢口否認。
考慮到快到杭州和可能的麻煩，考慮到這些短信的保存的意義，我把她們轉發到一個可靠的地方保存，為了萬無一失，我又在隨身的一冊袖珍本《日瓦戈醫生》的夾縫中也作好記錄，然後放心休息……
然後，我到杭州，然後被綁架、被關押十三日。幸有國內國際友人的救援呼籲，才得以避免更糟糕的結局。
我作證：中共當局對前政治犯的持續侵犯沒有絲毫改變！
我作證：中共當局對自己已經簽署的國際人權檔及其規定責任沒有支付起碼的誠意。
2005年4月28日星期四
作者為四川異議人士，因文字入獄，去年12月獲釋
──轉載自《觀察》網站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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