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4日訊】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海郊區的刑場上。一名年輕的文弱的書生被執行了槍決。
他因思想而被殺害。他的悲慘命運與三十多年前在延安被殺害的王實味一樣。他以他的死亡證實了一個政權的獨裁、殘酷和無恥，他以他的生命捍衛了人類亙古以來就信奉的一條真理——「不自由，毋寧死！」
他就是王申酉，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之一，也是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就對毛澤東的邪惡本性有深刻認識的少數先知先覺者之一。他被我們遺忘了二十多年，跟顧准一樣，他也是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朱學勤語）。如今，王申酉的文集終於整理出版了——遺憾的是，這本文集依然只能在作為「海外」的香港出版，大部分大陸讀者依然沒有辦法接觸到這位先知灼熱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
在這本文集中，收錄了一些王申酉論文、交待材料和日記等文字。其中，他的日記是我最感興趣的部分，他在寫這些日記的時候真的做到了「我筆寫我心」。在文化專制主義造成知識分子普遍處於風聲鶴唳、杯弓蛇影心態的背景下，王申酉像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的小孩一樣勇敢地說出了「皇帝什麼都沒有穿」的真話。如果說那個說出「皇帝什麼都沒有穿」的孩子是出於天真和本能，那麼王申酉對毛澤東締造的極權主義體制進行質疑和批判則是出於一種思想的自覺。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九日的日記中，他寫道：「完全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萬人的腦袋。這恐怕是空前絕後的。在六萬萬人的、佔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陸地上以一個同類生物的思想作為神聖的意志來主宰一切。這一成功實在是難以想像的。」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我就是敢於追求真理！！！我只服從於真理！我寧死，寧放逐到最危險最邊遠的地方去做奴隸，也不願放棄真理。我敢於對現實懷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的日記中，他寫道：「依我看，只有回覆到沒有奴隸主的奴隸社會，大批的人們去做最簡單而繁重、單調、效率極低的勞動，才是最符合他們的想像。他們的政策決定了將走向這個極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記中，他寫道：「古今中外從來也沒有出現過如此瘋狂的大獨裁者，但越獨裁，越搞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最聽不見別人的話，也越受孤立，現在真是『眾叛親離’的時候。」
放在今天的背景下，這些觀點似乎「卑之無甚高論」。然而，在那個全民族集體被催眠、集體陷入瘋狂的年代裡，能夠一眼看穿毛澤東的專制本性和陰險伎倆的人確實寥寥無幾。在日記以及後來的「交待材料」中，王申酉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思想：否定反右和文革這些倒行逆施的政治運動、停止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遵循價值規律發展商品經濟，打開國門實行對外開放……這些思想後來部分地成為鄧小平的施政思路，但直到今天他所涉及的某些方面還是言論禁區。雖然三十多年過去了，王申酉生前所希望的「自由中國」依然沒能成為現實，這更說明其思想的「先鋒」價值。尤其是對毛澤東及其思想體系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中國現實社會中一個繞不開的、官方也不敢觸動的問題。
在新左派高舉毛澤東畫像作為反對全球化的旗幟的今天，重溫王申酉的文字更加重要且必要。昨天，王申酉因為批毛而被殺害；今天，新左派卻因為擁毛而獲得國內外的各種資源。其間，歷史的弔詭讓人深思。愚昧往往與喧囂聯繫在一起，而智慧從來被迫保持沉默。這也正是毛澤東至今依然呆在神壇上的原因，正如學者陳奎德所言：「現在是對毛澤東進行歷史性清算的時候了。否則，在當代，由於官僚集團整體性的腐敗，由於貧富差距驚人的懸殊，由於中國弱勢群體的空前無助，由於被迫害者被冤屈者無法討回公正，由於生存現狀的急劇惡化，由於人類的健忘本能，同時也由於審美的距離感所產生的浪漫效果，如同屢次的出現過的人類的集體性遺忘和集體性心理回潮一樣，勢將導致的對歷史的詩化。中國大陸時起時伏地出現的『懷毛熱’就是明證。它把那血腥時代供奉上神壇，中國人的血淚成為裝飾歷史性浪漫畫卷的色彩，使左翼極權勢力捲土重來，強烈干擾中國進入文明世界的進程。簡言之，沒有對毛時代的批判性補課，中國的一切實質性進展都無從談起。」
在閱讀王申酉的文字時，我不禁想起了那些識破毛澤東醜惡面目的思想先驅們，他們當中，既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學術大師胡適，也有從中共陣營中反戈一擊的啟蒙領袖陳獨秀；既有作為北大學子和基督徒的林昭，也有曾經擔任過毛澤東秘書的「老革命」李銳。我還想起了關於傅斯年與毛澤東之間的一段故事：抗戰勝利之後，傅斯年被國民參議會推舉為訪問延安代表團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訪問期間，他發現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傅斯年和毛澤東當年曾在北大相識，他們單獨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傅斯年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小說在內，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結論：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裡去研究農民心理，去利用國民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之流。毛澤東陪同傅斯年來到禮堂，傅看見裡面密密麻麻掛滿了錦旗，是各地獻給偉大領袖的，便諷刺說：「堂哉！皇哉！」毛感覺到了諷刺的意味，沒有出聲。在代表團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沒有出息，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傅斯年當面對他們說：「你們把他看作護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領以歿嗎？」傅斯年的估計相當準確，討好毛澤東的章伯鈞、黃炎培等人，都沒有逃過中國建政之後的若干次政治運動，最後的結局都是不得好死。
王申酉不是毛直接下令處死的，但毛無疑是殺害王申酉的元凶。王申酉之死是毛仇恨知識分子的又一例證。余英時曾經分析說，毛相信自己在思想上與馬克思主義合而為一，是後者的最新化身，因此他自己即是上帝。在現實世界中，他則與人民群眾合而為一。這兩重的「合一」使他成了「信仰的卡里斯瑪」。這種「信仰的卡里斯瑪」最能感召虔誠的信徒，但是最終卻最容易引起知識人或學者的懷疑。余英時認為：「毛一貫反知識分子，其根源即在此。因為智性的懷疑足以動搖他的卡里斯瑪的信仰基礎。」因此，像王申酉這樣敢於懷疑毛的「偉大、光榮、正確」的知識分子，是不會被毛澤東的帝國所容納的，他不得不死。
王申酉為了揭露毛的專制合獨裁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我期望未來的中國能夠建立一個「大屠殺博物館」，或者將今天的毛澤東紀念堂改造成這樣的一個博物館。在這座博物館中，應當揭露毛澤東的暴行和罪惡，也應該紀念許許多多像王申酉這樣被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所殘害的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正像學者陳奎德所揭示的那樣——「清算毛遺產也是極富現實感的國民課題。」、「對毛的公開公正審判，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其意義就在於：「它勢將打碎仍然籠罩在中國人頭上的最後的體制性和精神性桎橘，衝破遮羞布式的意識形態牢籠，破除中共一黨壟斷政權的諸種藉口，把中國從半個多世紀的極權暴政下真正徹底地解脫出來。」我想，只有那一天到來了，王申酉、林昭、遇羅克們才能真正安息；只有那一天到來了，我們才能真正過上「擺脫恐懼」的自由生活。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七日、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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