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7日訊】據說王達三也是一位當代大儒。友人知我心醉傳統道宗孔孟，便傳來此君的《我為何主張「中國本位文化論」？》一文，說大有參考價值。梟眼才看罷「推進中國本位文化論的十大意見和措施」的第一要點，便沒有興趣第二第三看下去了。其《共識第一》曰：
中國的知識份子應該在如下兩個方面達成基本共識：首先，不管信奉什麼主義什麼思潮，都應堅定地維護國家民族的利益，當務之急是破除「妖魔化中國」而「烏托邦化美國」的畸形文化心理，非是如此則全盤西化乃至是「美國化」則必不可免…。
我敢斷定，這樣的「基本共識」只能紙上談兵根本沒有任何達成的可能，以這樣的「基本共識」來推進「中國本位文化論」，來復興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體現儒家情懷儒學理念，振興和發展儒教事業，是註定沒有出路的！
在中國特殊語境中「堅定地維護國家民族的利益」之類話語都是似是而非的。更基本更應該堅定地維護的價值應該是：人的權利、價值和尊嚴！英-史蒂文-盧克斯的《個人主義》一書（閻克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中引用康得的話曰：「理性的存在叫做人，因為他們的本性表明他們就是目的本身——不可被當作手段使用—–從而限制了對他們的一切專橫待遇（並且是一個受尊重的物件）。所以，他們不僅僅是主觀目的，不僅僅是作為對我們有價值的行為的結果而存在：他們是客觀目的，其存在本身就是目的，是任何其他目的都不可替代的目的，一切其他的目的只能作為手段為他服務；除此之外，在任何地方都不會找到有絕對價值的東西了」。
在西方，產生于歐州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早已確立了人的價值，讓人成了世界的中心和天地間最高貴的存在，一切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學術、道德、社會生活無不以人為出發點和最終目的。人的價值至上、人的權利至高逐漸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
其實，人本（就人與物、人與天、人與神的關係而言）和民本（就人與人的關係而言）思想在中國更為源遠流長。原儒也是將「人」放在「國家民族」之前的。孔子說「仁者愛人」而不是「仁者愛國」「仁者愛君」， 所以他肯定湯、武革命的合理性；孟子曰「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都體現了對人的作用和價值的重視，他進一步強調，對不施仁政的暴君是可以不服從、否定乃至‘「篡權」、「顛覆」的。正如牟宗三先生在《歷史哲學》中所說：「中華民族之靈魂乃首先握住‘生命’者。因為首先注意到‘生命’，故必如何注意到如何調護生命，安頓生命。故一切心思，理念，及講說道理，其基本義皆在‘內用’。而一切外向之措施，則皆在修德安民。」遺憾的是，由於歷史的局限，「仁政」、「民本」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只能成為專制帝王及御用文人們的口頭禪。
可悲的是，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精神已成為普世價值的今天，在中國，人依然是一種手段。為了國家、民族、黨、社會及虛擬化的人民，乃至為了穩定、為了大局、為了經濟發展、為了城市形象，國民個人不斷被要求作出各種各樣的奉獻和犧牲，包括生命在內。
所以知識份子當務之急不是破除「妖魔化中國」而「烏托邦化美國」的文化心理。相反，最應該破除的是「妖魔化民主」的文化偏見，並在這個方面達成基本共識：不管信奉什麼主義什麼思潮，都應堅定地維護人的權利，即言論、信仰、不受政治迫害、免受匱乏等「四大自由」和受教育權、選舉權等最基本人權。
《論語》曰：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也有人說「不」當讀為「否」，認為聖人不僅仁于人，也仁于馬，貴人所以先問，賤畜所以後問，先人後馬，秩序井然，重人輕馬，合情合理。不論怎麼標點和釋意，這個典故都充分體現了原儒的人道主義和人本精神。當代中國知識份子更應該先問人再問別的，在談到國家民族之類宏大話語時，應該問一下「國家民族」傷害到人沒有。
古今中外無數事實早已證明，只要民主制度，才是自由、平等、人權最好最有效的保障，才能把以人為本的思想落到實處。民主是一種不「傷人」的制度底線，有了這條底線，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才有根，推進「中國本位文化論」、復興中華民族中國文化等偉大事業才不會淪為「徒然無用的口號」！在這條底線之上，各種文化各種宗教都可以各顯神通，王達三君的儒家情懷儒學理念才能更好地體現，其儒教事業才有實現的可能。
在制度為人的權利價值和尊嚴作出基本保障之前，強調國家民族之類宏大敍事，無異於儒學的自我醜化和客觀上的為虎作倀，而關於讀經、民俗、孔誕、祭祀、講學、廟產、官員、儒教、儒化等一系列建議和措施，縱然得以局部實施，必如民國軍閥尊孔讀經活動一樣，不過笑柄和鬧劇而已。
首發2006、1、14《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