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7日訊】 一、
1949——1976年之間上演的經濟烏托邦鬧劇，讓中國人民經歷了一場夢魘般的政治大迫害！文化大破壞！經濟大劫難！！ 隨著荒誕劇的落幕，「四五」運動的爆發！人們看清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荒謬、嘗到了毛澤東計劃經濟政策的苦頭，也動搖了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追求。70年代以後，隨著政治狂熱頭腦的逐漸冷靜，中國人開始對「文化大革命」政治鬧劇進行反思，認識到「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鬥爭已造成了國家經濟的嚴重倒退。也正是在中國這座火山即將爆發、專制政權生死危機的時刻，中共不得不拋棄計劃經濟政策，把鄧小平推上政治前臺，開始了一場「非馬非驢」混合雜交主義的經濟改革開放。
鄧小平作為 中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在離開政治舞臺7年之後，被恢復副總理的職務，並於1974——1975年間主持國務院經濟管理工作。當時一些御用經濟學家，力勸鄧小平採用混合主義經濟理論進行經濟改革，提出在可掌控的情況下，混合雜交經濟政策可以迅速實現高速增長、高就業率，而只要密切注意觀察經濟形勢的變化，把握好動向、並及時地調控就行。即便是出現一定的通貨膨脹也是可以承受的。他之所以採用混合雜交主義經濟政策，是因為想擺脫毛澤東所造成的政治、經濟危機，把經濟從崩潰的邊緣拉回來。既然西方混合主義能幫助他渡過危機，他也就不管是否會爆發惡性循環的通貨膨脹！也不管這個理論是「姓資姓社」、「白貓黑貓」，只要能鞏固、維護一黨專制的統治，都是好「貓」，都可以「摸著石頭過河」拿來使用。
他恢復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於1975年2月25——3月8日在北京舉行各省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以解決鐵路運輸問題，做出了《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3月5日召開了鋼鐵工業問題座談會，決定對鋼鐵工業進行整頓，要求把鋼鐵產量提升上去，發出《關於努力完成今年鋼鐵生產計畫的批示》。6月18——11日又在北京召開計畫工作務虛會，部署工業生產和計劃經濟的強制整頓，發表了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二要安定團結；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三項指示。10月授意制定《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暗示胡耀邦寫出《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以及作出了（《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條例）的三大文件。
在是否繼續採用馬克思主義經濟政策的路線問題上，鄧小平覺察到人們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已是怨聲載道？這個時候他在《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的文件中，提出了：「要堅持學習與獨創相結合的方針，必須虛心地學習外國一切先進的優良的東西，有計劃重點地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為我所有，以加快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這個檔在中共內部引發了一場是否進行經濟改革開放的大爭論。
毛澤東不願承認自己的經濟路線有問題！也不願意讓人否定他的「文化大革命」，為此策劃了旨在把鄧小平打下去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但是，鄧小平獲得了中共黨內老幹部及大部分黨員的支持，這場「風暴」只是使他暫時離開了中共的政治前臺。因為鄧小平在74年——75年的經濟調整，確實使混亂惡化的生產狀況有了一定的改變，下降的經濟也得到了一定程度增長和恢復。以鐵路系統的生產為例：原來生產混亂，客車常常是晚點、停開、貨運完不成計畫，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經過他的整頓，1975年4月份全國20個鐵路局有19個超額完成了裝車計畫，全年鐵路貨物運輸量，由1974年下降5﹒3%增長為12﹒7%。客車秩序也大為好轉。到6月份，全國幾大骨幹鋼鐵企業情況也逐步好轉，全國日產量鋼超過計畫水平，另外，原油、原煤、發電量、化肥、水泥、內燃機、紙及紙製品、鐵路運輸量在五、六月份創造了歷史上月產最高水準。全年工業總產值由1974年只增長0﹒3%上升到15﹒1%，農業總產值比1974年增長4﹒6%。這種增長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最好的。
鄧被迫離開權力中心後，國家經濟再次陷入癱瘓之中，剛剛建立起來的經濟規章制度複度被打亂和廢除，已恢復正常的生產又再次遭到了破壞。工農業產品、產量急劇下降，總產值比上一年下降了1﹒7%，大大低於計畫的要求，其中，農業下降2﹒5%，工業下降了1﹒3%，全國企業虧損額達到了177億元。這個時候國庫空虛，財源枯竭，財政收入比「批林批孔」時期還要低，赤字財政296億元，整個國家經濟出現了嚴重倒退，處於崩潰之中。
「四五」民主運動爆發，全國各地民眾「借」悼念周恩來，以空前憤怒的舉動表達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憎恨和拋棄毛澤東思想！轉而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二
混合雜交主義經濟，起始於1972年中美之間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合作、交流，以及後來鄧小平的訪美，正式施行是在1978年月12月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1979年1月1日，中美發表了聯合公報，宣佈兩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兩國加大了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合作。1月28日，鄧小平應美國總統卡特的邀請，對美國進行了為期八天歷史性的正式訪問。出於對鄧小平經濟改革的支持，美國政府對訪問給予了極大的重視，他受到了國家元首級的禮遇。報刊評論說：這是中美「歷史上最具歷史意義的事件之一」是「戰後國際關係的一個轉捩點，」也是「促進亞洲與世界和平的里程碑」。
混合主義經濟學理論也就是在這種國際背景下被鄧小平引進中國。現代經濟學實際只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它是以亞當、斯密自由主義《國富論》作為開端的。現代經濟理論分為三大流派，其中米瑟斯、哈耶克、弗裏德曼繼承了自由主義古典經濟學的傳統，成為民主國家的主流學派。另一支是馬克思主義計畫控制學派，其計劃經濟理論影響了20多億人，成為社會主義共產黨國家經濟政策。凱恩斯1936年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薩繆爾森1948年出版的《經濟學》，創立了混合干預主義宏觀調控經濟理論。
凱恩斯批判的物件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張干預經濟，這和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控制經濟是同路貨色。凱恩斯干預主義理論核心是：社會的就業量決定於有效需求的大小。所謂有效需求是指預期可給社會帶來最大利潤量的總需求，它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兩個部分；而有效需求最終是由「消費傾向」、「對資本資產未來收益的預期」和對貨幣的「流動偏好」這三個基本心理因素與貨幣量決定的。消費傾向決定消費需求；對資本資產未來收益的預期決定「資本邊際效益」（即預期的利潤率），流動偏好和貨幣量決定利息率，而資本邊際效率和利息率則決定投資需求。凱恩斯認為由於這些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一方面隨著收入的增加，消費的增加往往趕不上收入的增加，這就引起消費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隨著投資的增加，資本邊際效率下降，利息率升高，從而吸引投資的誘力減弱，造成投資不足；這樣就使社會就業量在未來達到充分就業之前就停止增加，形成大量失業。而經濟危機的爆發，則主要是由於政府對投資的未來收益缺乏信心，引起資本邊際效率「突然崩潰」的結果。
凱恩斯《通論》一書所「開創」的「總量分析」，也稱「宏觀分析」，是薩繆爾森「混合經濟學」理論的來源。只不過薩繆爾森認為：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在國家經濟活動中，所有國家的政府對經濟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政府和私人對經濟同時發生作用，為了修正自由經濟市場看不見的手失靈缺點，就需要用看得見的手，去調控市場。現代的社會經濟制度，沒有一個是純粹形式，社會是帶有市場、命令和傳統成分的「混合經濟」 ，這種作用表現在三個方面：（1）政府開支不斷增加，（2）國家對收入進行重新分配，（3）政府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和控制。薩繆爾森把凱恩斯和馬克思混合起來，將總收入決定理論的要素與早先相對價格和微觀經濟學經典理論相結合，利用邊際生產力論來分析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即「薩氏混合主義」（薩繆爾森《經濟學》第十四版）。
三、
鄧小平自訪美回來後，就在中國這個專制主義大棚裏，把凱恩斯、薩繆爾森主義嫁接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樹樁上，期望長出特色社會主義的果實。1978年月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過後，中共基本上就按照這個「總設計師」的混合雜交主義經濟思想，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在這種經濟理論指導下，1979年中共政府開始採用混合雜交主義經濟政策，擴大公共開支，實行赤字財政政策，大量增加貨幣投放社會，以刺激衰退的經濟復蘇。
拿農村改革來說：中共的農業文件是以草案下發試行的，文件雖然肯定了聯產計酬、包產到組的作法，卻明確規定：「不許分田單幹，不許包產到戶」，是在農民罷耕、罷種，萬里率農業考察團從美國和歐洲訪問回來後，才大起膽子把「包產到組」改變為「包產到戶」。安徽原有289000多個生產隊，只有占0﹒5%的隊沒有建立責任制，95﹒5%實行責任制的生產隊，不聯產的隊占38﹒4%；聯產的隊占61﹒1%，其中，包產到組的占22﹒9%；大包乾到組的占16﹒9%，包產到戶或包乾到戶的占10%，採取其他聯產形式的占11﹒3%。當時引進的混合雜交經濟政策，的確使農村發生一些大的改變，79年農民的收入平均年增長率達到了15% ，當時農民挺高興地說；「家庭承包責任制就是好，照這樣下去，要不了多少年，就會城鄉不分，咱鄉下人就會過上城裏人一樣的生活」。
當時大部分中國人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都顯得自我陶醉、迷糊，沒有看出這是 「中體西用」 洋務改革的現代翻版。也正如萬里講出了鄧的心裏話：「如果說分田單幹意味著集體經濟瓦解，退到農民個體所有和個體經營的狀況，那麼，包產到戶仍然是一種責任到戶的責任制，是搞社會主義，不是搞資本主義。」
在城市，1979年自由「民主牆」運動的爆發，魏京生和許多民運人士不願用紅布蒙上自己的眼睛，喊出了「我們是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鄧小平經濟改革的目的是拖延政治體制改革，是在麻痹人民，其維護專制政權頑固本性根本沒有改變！當88年「大搶購」浪潮出現、通貨膨脹率達到了18、5%的時候。89年6月4日鄧小平舉起屠刀殘殺學生、平民過後，民運人士坐牢，人們手中的錢開始縮水，才嘗到了專制大棚裏生長的特色社會主義果子是極其苦澀的！
中國農村在土地私有狀態下，一直在進行著自然的生產、自由的買賣和分配。由於毛澤東對私有土地的暴力沒收和對經濟的蠻橫干預，打亂了自然的生產調節方式。毛澤東時代，農民就向「被綁的奴隸」一樣被繩子捆綁起來，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只不過是鬆開了綁住他們手腳的繩子，其經濟政策仍然像繩索一樣，把農民的鼻子緊緊給拴著，而且還給農民開了一個30年的空頭支票！始終都不肯把「強搶」的土地還給農民！
即便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過後，捆綁農民幾十年的「統購統派」「統購統銷」一直都沒有放鬆、改變過，仍然在控制著農副產品的生產、產量和價格。政府缺什麼就向農民派購什麼，且派購的農副畜產品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大，根本不考慮農民的承受能力，很大程度上粗暴地剝奪幾億農民生產及產品的自由處置權，切斷了農民與自由經濟市場的有機聯繫。鄧小平經濟政策和毛澤東經濟政策實質上沒有多大區別，都在用那只看得見的「專制之手」破壞著幾千年來的經濟基礎。
在民主政治制度自由市場經濟下：政府沒有什麼可干涉的！它只有保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讓上帝之手去自然調節經濟。只有老老實實遵循自然經濟秩序，讓農民真正擁有屬於自己私有的土地，享有充分的自由去耕種土地、去買賣他們生產的產品，國家才會逐步繁榮昌盛起來。中國的繁榮富強，決定于農村的富裕，而農村的富裕又決定于農民的自由生產，正如魁奈指出：「假使農村的住民，不再被任意地徵收土地稅，那麼他們就有可能和大城市的居民一樣，安心地生活。這樣，很多土地所有者就會回到農村來，自動地把自己的所有地開拓起來，因而人們就不至於放棄和離開農村」（《魁奈經濟著作選集》第38頁）。
我們知道，薩繆爾森混合主義調控經濟是美國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下的產物，它是對自由市場經濟的調整和補充，不能不受市場規律的制約和支配。而鄧小平雜交主義經濟政策呢？它是從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承襲下來的，其社會主義公有制壟斷性質絲毫未改變，這與西方民主國家的宏觀調控經濟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他的這種雜交經濟政策對提高國營企業的生產效率是徒勞的，卻導致了國家財富的流失以及被「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既得利益集團所瓜分，成為官僚所有制、權貴所有制。這種所有制既不是原教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計劃經濟的原有形式，也不具有純正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而是一種比早期資本主義還要糟粕，比之還要血腥掠奪、還要落後的一種「非馬非驢」專制主義經濟。
這種非馬非驢的經濟模式，至今仍然阻礙著民主政治的建立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和「保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的不確立，「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必將是一個騙人的鬼話！私有企業家、個體私營主將不可避免地落入社會主義的「圈套」。缺少法治憲政保護的私有經濟將來必然似蛤蟆一樣長大餵老蛇。
實際上，鄧小平只是用薩繆爾森「針劑」，在專制僵硬軀體上打了一劑強心針，利用混合主義經濟理論挽救行將就木的專制政權。也正如尼克森訪問中國過後說：「中國的改革派若不從根本上改變其專制的政治體制，就不可能繼續容納經濟上的自由 」。
2006-1-25
來源：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