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日訊】第一次見劉賓雁是1978年冬天，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經濟系讀碩士。那時社科院沒房，暫時借住在北師大西南樓，上課則在教三樓。一天劉老師來師大演講，談他寫作《人妖之間》前期後後的情況。那時報告文學《人妖之間》洛陽紙貴，人民日報高級記者劉賓雁的名字，大中學生幾乎無人不曉。階梯教室座無虛席，我們一群社科院的研究生，只好擠坐在圓形講台周圍的水泥地上。講座和討論進行了兩個多小時，許多同學仍然不散，圍著老劉問東問西。我們感到，老劉從報告文學角度講授給我們的人生哲理，比充滿馬列教條的教科書更為深刻，也更加受用。從此之後，我每逢見面，都稱他為劉老師，雖然我們之間，並無正式的師生關係。後來的幾次見面，都是在海外。一次是八三年他訪問麻州大學，後來是訪問我轉學之後的紐約州立大學，再後來是八九以後，他流亡海外，定居在普林斯頓，我差不多每年都能見他一兩次，有時在普大，有時在美國東西岸召開的學術會議上，還有一次是在西班牙一個叫丹尼亞的海濱度假小城裡。2005年夏天，我又在他普林斯頓的家中見到了劉老師。那時他已罹患癌症多時，雖然因化療和放療導致體力不佳，常常坐不了多久，就得斜靠在沙發上歇歇氣，但精神很好，頭腦清晰，眼光敏銳，對我們談論的農村社會轉型問題，步步深挖，窮追莫捨。那天臨別，約好明年，即2006年召開文革研討會的時候，再來美國看望他。
萬沒想到，那次竟然是最後的訣別！
劉老師對我最大的影響，或者最令我懷念的地方，有下列幾點：一是他偉大的道德感召力。27年前他在北師大說過的話，至今仍然縈繞在我的耳旁。他說：「因為《人妖之間》的發表，觸動了一些腐敗份子的既得利益和敏感神經，他們肯定會瘋狂反撲和拚命報復。我己經不止一次收到恐嚇信，有的還裝有子彈。所以，我已經做好隨時被人暗殺的思想準備。對於我個人來說，名利二字已經無所謂。論地位，我雖然沒有官位，也是行政13級（即高干）的高級記者，論名譽，在百姓中的名氣也有了，我已經沒有什麼個人追求。唯一想做的，就是為民請命，推動中國社會的改革與進步。」以劉老師的博大胸懷，無慾無私，對照其他一些人熱衷追求名利地位，甚至不惜出賣靈魂的卑鄙行徑，其光輝形象，不是正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嗎？
二是他念念不忘關注中國普通民眾的疾苦。毛澤東年代，曾經以「下放」作為懲罰知識份子的手段，以「同工農相結合」為藉口，分化知識份子、製造階級和階層的矛盾和對立。改革開放20多年，共產黨又走向另一個極端，改為用金錢和地位收買知識份子，加大其和工農民眾的差距與矛盾。如此以來，脫離工農、蔑視工農，不僅成為社會現實，而且成為社會風氣。在所謂專家學者中，誰要一提下鄉下廠，好像誰有神經病。這種浮躁的知識份子通病，也影響到許多海外學者和留學生。但劉老師對此風氣給予嚴厲批評，他仍然孜孜不倦地關注民間疾苦。因我經常回國和做農村調查，所以他常常問我許多村民和農民工的情況，比如農民的飲食結構變化，住房變化，農民工欠薪如何討要，各地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差距，珠三角民工荒的原因等等，他都要一一詳細打聽，對某些數字還做記錄。對基層社會的瞭解，使他慢慢轉變思想，開始對國內知識分子感到失望，認為將來中國社會轉型的主要推動者，將會是勞工階層，而非知識階層。
三是他對民主自由與社會正義的不懈追求。為了追求社會正義，他被兩度開除黨籍，又因此而被拒延護照，被迫長期流亡海外，因懷念故土而忍受巨大的精神痛苦。隨著對西方社會的深入瞭解與研究，他一方面更加堅定對自由與民主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對美國社會兩極分化的擴大和社會正義的欠缺，而深表憂慮，因此，他一度對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開始感興趣，並由此探索中國未來民主政治的具體形態問題。為此，我同他討論過中國土地公有還是私有的問題。他似乎更傾向於維護土地公有，以避免在農村產生無地的赤貧階層。但我以台灣的經驗為例，說明土地私有不見得製造更多無地農民，而目前所謂的「土地公有」，也不見得能保護農民，防止他們被從土地上趕走。為此，我還向他推薦了秦暉先生的理論。
四是他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感。他的愛國情操，具體表現在對民族和故土的眷戀上，對祖國和民族命運的關懷上，而非表現在對一黨專政的那個國家政權的認同上。不錯，他曾經同那個政權有過某種溝通，也給某些領導人寫過信，表示回國的願望。但據我所知，他從來沒有乞求過，更沒有在原則問題上妥協過。他所希望和要求的，只是一個中國人本應享有的出國權和回國權，是有尊嚴的回國，光明正大的來去自由，而不是屈辱之下的回國。如果他不是寧折不屈，如果他可以接受屈辱條件，那麼，以他的資歷和名望，他早就可以成為統戰對象，回國陞官發財，安享晚年，完全不必遭受流亡者所經歷的痛苦。但是，劉老師守住了底線，保持了晚節，給有尊嚴的流亡者們，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
同劉老師的多年交往中，偶爾也感到他有固執的一面，有時情緒急躁，甚至幼稚得可愛，對中國形勢的分析判斷時而過分樂觀，時而又過分悲觀。這些人性弱點或者認識局限，應屬人之常情，但同時也反映了他作為作家，長期的寫作習慣，已經養成形象思維的慣性。我自己因沒有學過政治學，所以從來不敢放言預測政局發展，只能就社會演變趨勢，做有限度的推理。我曾經勸過他，千萬不要預測政局發展時間表，那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情。要想以科學方法預測政治發展趨勢，恐怕還得多讀些政治學方面的書，否則有欠理性和嚴謹，難免失誤。當然，這些小小瑕弊，絲毫也不影響他在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恰恰相反，正好說明劉老師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一面。
這便是永遠活在我心中的、可愛的劉賓雁老師。
－－轉自《北京之春》06年1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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