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李大衛特稿）台灣台北、高雄兩直轄市市長選舉，在硝煙戰火中於九日落幕，執政的民進黨與在野的國民黨各有斬獲。北高兩市分別由國民黨的郝龍斌與民進黨的陳菊當選執政，市長換人，但政黨顏色依舊；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敗選後，則宣布正式退出政壇。
政權更迭透過和平的選舉方式而非流血的暴力革命，那麼政黨競爭中有勝有敗，亦如同運動競技場中有贏有輸一般，此乃兵家之常事，沒啥好大驚小怪，特別是在成熟的民主社會當中更是如此。
著名意見領袖龍應台在美演講時指出，台灣的民主選舉對中國大陸具有典範作用。 甫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奇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 )的余英時教授，12月5日在華府受獎時表示：對於台灣的民主，他很珍惜，台灣目前雖有很多問題，但只要走上民主就好。
然而華人世界中有少部份人士，從台灣選舉表象上的紛亂與經濟發展的遲緩，歸咎於兩黨政治的不足取，進而為中國大陸中共「一黨專制」統治提供合理化的藉口，卻絕對是極大的謬誤。
特別是近期胡錦濤的肅貪行動，拿江澤民的嫡系上海幫陳良宇殺雞儆猴，彷彿給人們一種錯覺：只要共產黨願意改革，共產黨還是有希望的，因此繼續給予中共掌聲。但大家也都明白，對「病入膏肓」的人無論怎麼處方，都挽回不了「撒手歸西」的命運。
從制度面講，共產黨的反貪是「人治」，民主國家的反貪才是「制度」上的必然。因為政黨的競爭中，對手必定會用最嚴格的標準，來檢查執政黨及其從政首長的所作所為。這也就是為什麼「操守」與「廉潔」成了此次台灣北高選戰的主軸；當然這也反映了「操守」與「廉潔」仍然是台灣民眾心中對從政者的衡量標準與價值。
共產黨是講辯證法的，但共產主義的實踐其實完全不符合辯證法的精神。反而是民主社會中的兩黨政治，才真正體現出辯證法的精神。
民主政治中三權分立、政黨競爭的機制，才真正體現了辯證法中，正、反兩種對立的命題在矛盾中發展的精義。資本主義講究市場自由競爭的原則，同樣體現了這種正反兩命題在矛盾中創新發展的辯證法則。
因此共產黨人充其量只是藉共產主義奪權，上了台仍是舊社會、舊勢力、舊結構那一套，絲毫沒變；反而是變本加厲，更專制、更獨裁、更極權而已。比如說共產黨講革命，要是被打為「反革命份子」那可是要人命的事。可笑的是，共產黨只准許自己人革命，共產黨以外的人是沒有革命的權力；更荒謬絕倫的是，什麼是革命是由黨中央決定的。
而在民主政治中，人民就可以透過選舉機制，來和平地進行革命，對不適任者透過選票要求其下台。相較之下，共產黨的謊言一戳就破了！
也因為如此，台灣在此次選舉中，連「首長特支費」都被嚴格檢驗，最後發現其實是制度上確有暇疵，規定不明確所致，因而將對首長特支費作更清楚的界定。那麼模糊的制度不就在執政黨與在野黨的競爭中，得到進步了嗎？
馬克思的老師黑格爾，在鉅著《歷史哲學》中稱這樣的情形就叫做「理性的狡黠」（The Cunning of Reason）。表象上利用了人性中互相攻訐、爭鬥的不理性，實質上卻得到了制度上的進步，使普遍性的制度更符合理性的要求。
因此，中共若不能追隨台灣，選擇全球政治管理的主流，以兩黨或多黨政黨政治推動政治改革，中國將永遠得不到真正的現代化，貪腐、擅權等人治的弊病都將層出不窮。短時間也許呈現出繁榮的假象，但很快會化為烏有。因為造就昌盛現代文明的機制，是人文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與政黨政治所構成的，這是成套的結構，缺一不可。
流氓性格的中共想要一黨獨騎資本主義大車，只想利用市場經濟，不想要人文自由主義與政黨政治，這種結構是不能夠長長久久的，終究是要翻車的。因為不可能在市場領域中有自由競爭，而在政治領域中可以不必競爭。「自由競爭」已是滲透到現代世界各個領域中的普世價值。
可憐的是廣大的中國老百姓，在中共專政下，成了實驗馬列共產主義的白老鼠，更因而付出了一個民族半個世紀的幸福。承受巨大的災難與悲劇之後，仍然傻傻的相信流氓共產黨人改革開放的甜言蜜語，到頭來卻只是極少數人短暫地淺嚐了一下市場經濟的甜頭，馬上又將為結構轉型的宏觀實驗的崩盤失敗，致使整個民族墜入更痛悔的深淵當中…。
台灣人民也將很快會看到，也許追求民主的過程中降慢了經濟發展的速度，然而從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自然反撲與嚴重到難以生存的生態污染，將會讓更多的人們認識到：一昧地追求高經濟成長其實未必是好事，還可能是件壞事；經濟發展的趨緩但穩健的成長，才是一種長長久久的好事與真正的人民福址！◇(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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