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4日訊】我是中國大陸遭受共產黨殘酷政治迫害的老人，現已69歲。1958年在中學讀書時，中共先以「家庭出身」罪名迫害我，使我失學失業走投無路。繼之以寫「反動日記」罪名，不經審判就關我進勞改營新疆煤礦22年。我寄出1600多封申訴信無回音，向法院起訴不被受理。如今，當年的中學生已成白頭翁，至今不能恢複戶口，依然遭受歧視打擊，並且子女的升學就業處於歧視艱難困境。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就是個大監獄，回首生活過來的幾十年，勞改營煤礦人間地獄般血腥恐怖的經歷至今仍是個夢魘。
絕望中的「座右銘」
1958年反右後，中學開展「向黨交心運動」，我在北京三十五中學高中畢業時，學校以「家庭出身」「關管殺」子女為由，給我畢業操行鑒定為「差」等（優良中差劣五等）。不發畢業證書，不准畢業，不准升學，不准工作。我失學失業走投無路，成為任人欺侮迫害的賤民。
眾所周知，上大學和找工作首要是政審，畢業鑒定「差」等如同處以政治死刑，升學無望工作無門。我以「同等學歷」五次報考大學都因政審是「差」等不能通過，沒進考場就已除名，當時日記中有「未入考場名已除，悲憤出身定前途」句。我到高考招生辦查分數，有一位元秘書答覆說：「我若告訴你的分數我就要犯錯誤。高考是從政審、體檢、分數上擇優錄取，政審是首要,分數高也沒有用」。1958年7月考入中科院，調檔政審是「差」等，「不適合科研工作」不能轉正。1980年「平反」學校黨支部到中科院去人去函「消除影響」，我要求回中科院工作，答覆說：「時隔22年，人事皆非且，未轉正無法挽回。」
我自學《高等數學》、《電氣設備運行維修》及《無線電電子技術》，1963年10月經北京市電業局筆試、操作及面試三場考試合格獲得《低壓電氣設備運行維修工作執照》，設計製作出《高靈敏度高選擇性高音質收擴音機》、《注吸式電烙鐵》等五種電子設備（有技術鑒定書），但還是找不到工作。我到自來水公司問要不要電器維修工，自來水公司說：「向你們辦事處要電工一直說沒有哇。」北京市自來水公司要我去做電工，但派出所街道辦事處因為學校給我畢業鑒定「差」等，不給我開電工介紹信，說我只配做搬運、刨地、挖煤等髒累的壯工，要活著就得靠賣苦力糊口。我在自來水公司和其他單位做電工，因為沒有電工介紹信，一直是做電工的活拿壯工的錢，同工不同酬受歧視，還不如沒有《工作執照》的電工，最終還是因為沒有電工介紹信而不能工作下去。這種所謂「工作」實質是殘酷政治迫害。
1958年10月我在周口店山裏做修山路工，山谷裏只回蕩著我鑿山的敲打聲，過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原始人生活，住在山頂的破屋裏，躺在鋪草的地上，夜裏睡覺可以通過屋頂的破洞看星星。山溝裏狼嗥般的颳風聲寒氣侵人，整天饑寒交迫。後來，我又到倉庫做搬運工，當時正值大躍進年代，每天兩班連軸轉16個小時勞動，儘管我年輕力壯，搬運多裝快跑，工作指標直線上升連放「衛星」，但因我是「關管殺」子女，學校畢業鑒定「差」等，經常開會遭批判受歧視被孤立，領導若發現有人親近我，就把那人找去警告，曰為黨的「政治關懷」。
由於我一心想上大學準備高考，為此每週小組開會都要被批判，罪名是「成名成家」「白專道路」「資產階級思想」，沒完沒了。組長老孫到我家對我母親說：「小劉是好小夥子！幹活像小牛，月月放‘衛星’。批判是領導佈置的，沒辦法，只能走走形式」。1960年中國新年發「大躍進獎金」，會上黨支書點名說：「劉啟旻的白專道路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必須端正認識才能發給獎金。」坐在我身邊的老孫組長等人小聲對我說：「講幾句接受黨的批判改造，跟黨走的話就拿到獎金了。」我站起來坦然的說：「在別人打撲克下棋玩鬧時我專心看書有什麼不好！我想上大學，年輕人想學習有什麼錯！」結果可想而知，人人有獎金，唯獨我沒有。
1960年，我又被冠以「書寫反動日記」罪名遭拘捕關押，不經審判被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十三處大興黃村天堂河勞改場強制勞動，這是不經審判的「勞教」。
那時正是大饑荒年月，人人餓肚子，勞改營更是重災區，要從早到晚在公安隊長監視下勞動，一日三餐是三個沒有拳頭大的高糧面的小窩頭，吃飯時大家都拿出自己家裏送來的一個紙包大鹽粒，一口窩頭一撮鹽粒吃得滿口香甜，感覺好極了。一個窩頭入肚，甜嘴麻舌的，肚子卻還是饑腸漉漉，大家都異口同聲的驚呼：「小窩頭好像是掉到井裏了！」。由於饑餓，大家在挖地時都小心留意，看到一條白色草根，趕緊撿起來擦掉泥土填到嘴裏咀嚼，滋味有點苦也有一絲甜味，有的則是味苦澀堅硬如木。後來，「老強勞」對草根的形態品味性質都能辯別，個個都成了吃百草的神農氏李時珍，還有榆樹皮、柳樹葉、觀音土，都被大家饑不擇食填進肚子裏，結果人人都全身浮腫，用手一按一個坑，感覺全身乏力，尤其痛苦的是拉不出屎來，憋得夠嗆。「老強勞」流傳下一句膾炙人口的警句：「拉不出屎來不是病，憋久了真要命！」
天天晚上是例行的政治學習、思想改造，還經常搞大批判鬥爭，每次開會都要把那個「敵我矛盾」揪到前面去批鬥，揪頭髮，擰胳膊，拳打腳踢，開會能坐在下面喊口號就是幸運的。打人的總是那幾個是「人民內部矛盾」的積極份子，雖然都是「強勞人員」，但「人民內部矛盾」的積極份子由於「表現好」而享有特權，「敵我矛盾」不服，「人民內部矛盾」的就可以揍你。「思想改造」是勞改營的重點工作，公安隊長說：「‘積極份子’是思想改造可利用的依靠物件，這是思想改造策略。」「積極份子」聽了這話美滋滋的，經常奉命找被批鬥挨打的人做思想工作談心，談心到最後總是趴在被打的人耳朵邊小聲說：「識時務者為俊傑，幹嘛自己挨打？聰明一點！」。說得被打的人低頭垂淚，好像是領悟了人生哲理，打人的與被打的握手成為「同一戰壕的戰友」，說是「不打不成交」。從此被打的變成打人的，表現「好」起來，躋身於「積極份子」之列。不過這類由「敵我矛盾」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的人心裏總感到自己「階級本質」不好，根不正苗不紅，底氣不足，所以打起人來比「根正苗紅」的出手更狠，喊口號更響，更積極。
1966年8月至1980年8月，文革中，我被以「無業」為由送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二師紅山煤礦勞改營「強制勞動」，後來說是「組織勞動」「勞動就業」，這是不經審判的」勞改」。大家每天下井挖煤，還要開批鬥會改造思想，政治犯經常被批鬥挨打，並且勞動最重，每天下班要挑一擔水或一擔煤上山是對政治犯例行的懲罰。上班前要早請示，晚彙報要跳忠字舞。黑夜裏跳忠字舞，放眼過去，一群挖煤勞改犯睡眼惺忪、黑影晃動，景象恐怖至極。
山上住地缺水，冬天裏，伙房的人就鏟地上的積雪倒進大鍋裏煮玉米麵糊糊，而地上又到處是糞便，有人端一碗糊糊吃時，常從糊糊裏挾出「麵塊」來，起初還高興得舉著筷子上的「麵塊」，像是得了便宜，可是經過品嘗，感覺味道不對勁，後來經過對其他人的「面塊」進行仔細分析，大家一致得出鑒定結論——挾到的「麵塊」是地上幹透硬化的屎橛子。在一次「政治學習」會上，有人談改造收穫時發言說：「改造到滾一身牛糞吃糞如飴，是從靈魂到肉體徹底改造，達到脫胎換骨的進步之階」。我認為這句話對認識「思想改造」形象深刻、言簡意賅，具有代表性，應當連同具體實例一併寫入「思想改造」工作條例中。
我是從北京積水潭醫院危重病人病房被送往新疆的。那時，我胃出血，剛輸過兩次血，醫囑不能進食不能走動。在去新疆煤礦的路上，我想到下井挖煤一準會大吐血活不成了。到煤礦第一天登記姓名、特長，隊長問我會修電動機嗎？礦裏有一台抽水用的電動機壞半年多了修不好，全礦人吃水要到山下去挑太困難了。我把電動機碰鐵短路處進行絕緣，又進行烘乾浸漆，七天後修復正常了。此後隊長就叫我看電動機抽水，我又把煤礦的擴音機修好了，隊長又叫我管理擴音機。因此我才得身處絕地大難不死。
煤礦裏有不少新生員是陝西人、甘肅人，很多是孤身老人沒有家屬，老人們給我講述了全家親人餓死的悲慘情景，講得很詳細，給聽的人心理神經造成巨大的震撼。老人說餓死與老死病死大不相同，餓死的人到動不得，躺在炕上昏死過去，一會兒還甦醒過來，由於餓得難受，於是端起碗喝一肚子水又躺下，過一會兒又甦醒過來喝水，這樣折騰幾次最後才餓死。最讓老人痛心的是小兒女餓死的淒慘情景，撕心裂肺，十多年後說起來，老人乾澀的眼裏還是流下兩行淚，嘴角蠕動著講不下去。老人說當年路口都有民兵把守，不准人出村逃荒要飯，所以是整戶整村的人死絕。甘肅每家都有個大坑儲存雨水，叫做水窖，許多人就是全家男女老幼跳到水窖裏自殺的。老人刑滿回家，看到家已經是「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全家親人都餓死了，黨支部書記還告誡不准說是餓死的，要說是病死的。
大饑荒過後十多年在我1980年離開新疆以前，新疆的煤礦和農場還是有許多人家餓肚子，因為新生員很多是從農村接來，父母妻子兒女沒有口糧，我家就是這樣，全家人吃新生員一個人的口糧。有精力過盛的礦領導經常把新生員家屬的女人叫到家裏「談話」。「談話」回家後，女人從懷裏拿出一兩個饃饃，說是領導給的。這是女人被強迫掙來的。
我妻是四川農村人，沒有口糧，所以生的子女也沒口糧，當時我全家四口人吃我一個人的口糧。有一次，我三天沒吃飯還要挖煤，這跟大饑荒沒有區別。礦領導叫我到學校教物理，我一直不去，我答覆說：「我是挖煤工，教不了書」。開學那天礦教導員說要一早來我家帶我到學校報到。我半夜就起身到礦井去逃避他們，因為天太黑，山路崎嶇，跌倒摔傷，眼鏡摔碎了，滿臉是血。在醫務室，礦教導員找到我問我有什麼困難和要求，答應有戶口名額就給我妻子和兩個小女兒報戶口，暫時每月給我抖麵口袋掃下來的麵粉，麵粉裏有泥土還有老鼠屎，但總算有糧食吃了。可是到我離開新疆也沒給我家屬報戶口，礦教導員騙了我。後來，我考中高中教師，上面才按規定待遇給妻子和子女「農專非」，有了城市戶口，有了口糧，妻子才有了工作，成為教師。
周圍的天涯淪落人，其命運也很悲慘：
與我同班挖煤的張繼蘆原是劇團美工，妻子倒垃圾時把一張毛畫倒掉，像被人舉報，小張愛妻情深，代妻承擔責任，為此被定為「反革命」，遭批鬥判刑八年，張妻成為「反革命」家屬，受歧視打擊，日子難過，他們把孩子送人，改嫁給了劇團領導。這個恩愛家庭就為一張毛畫像被拆破，八年刑滿後，他由「勞改犯」成為「新生員」，還是挖煤，變化就是由吃犯人的定量份飯改為買飯票，上廁所不用再喊「報告」。
我在紅山農場勞動時曾看過有對戴眼鏡的夫妻倆，後來聽知情人說他們都是高級知識份子「右派」，批鬥會經常站在臺上被批鬥。一次在場部開批鬥大會，夫妻倆去場部的路上經過水閘高架橋，他們的小女兒只有五六歲，跌跌撞撞哭喊著追來，他夫妻倆抱起小女兒過橋送回來放在橋頭，可是剛走過橋，小女兒又哭喊著追上來，夫妻倆又抱起小女兒過橋送回來放在橋頭，如此三四回，最後小女兒才哭著用小手抹著眼淚走了，夫妻倆看著小女兒走遠了回身走到橋上，拉著手雙雙從橋上跳下自殺了，閘深水急無法搭救，圍觀的人都驚恐失色。我今年已是69歲的老人了，時隔四十多年，回想起這幕人間慘劇，寫到這裏依然痛心疾首忍，不住老淚縱橫。
有一共青團員小青年打掃黨支部房間，摘下牆上的毛畫像時嘴裏順口說「請你下來」。這句話招來批鬥大禍，小青年跪在毛畫像前請罪，用剪刀把自己舌頭剪斷才得倖免判刑災難。
一天夜裏響起‘噗噗’聲，大家從夢裏驚醒，點燈看到一人躺在被子裏用小刀割脖子，正用拳頭把刀往脖子裏敲進去，血從刀口噴出來發出’噗噗’聲，悲慘恐怖。
有一婦女得知丈夫被批鬥打死，夜裏上吊自縊，天亮大家發現後把婦女屍體放在床上，她的小孩爬過來扒開衣服吃奶，人人看了落淚。
礦井裏打眼放炮崩斷手腳砸死炸死人，冒頂塌方瓦斯中毒著火水灌死人是經常事。一次煤礦巷道著火，我同大家進入巷道搶運器材，中毒暈倒，醒來時是躺在礦井口地上，頭劇痛像是被唐僧唸了緊箍咒的孫悟空，不知是哪位勞改犯及時把我從巷道裏背出來的，如果暈倒在巷道裏的時間長一些就死定了，這位不知名的勞改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終生感念不忘。因為這次瓦斯中毒留下頭痛病根，直到今天經常頭痛。
運煤的大卡車爬上山來，如看到車廂裏的煤堆上有一堆像麻袋包的東西，那多半是礦井下死的人，順便就埋在戈壁灘上，如同是埋只死貓狗。
我家歷經數十代三百餘年開荒耕種，辛勤積累的田地、房產、工商財富被中共以所謂「掃地出門」搶劫一空，致使家破人亡赤貧如洗，無棲身避風雨之屋、無耕種求生存之地。中共「土改」「掃地出門」，並且妖魔化地主、異類化地主、奴隸化地主，其殘暴血腥登峰造極。他們編造「黃世仁」「劉文彩」「南霸天」「周扒皮」所謂」地主惡霸」個案，然後把這些編造的個案加在整個地主群體的每一個人，並且搶劫屠殺迫害延及子孫後代九族，中共對「地主」「資本家」「財主」一切富人的財產都搶劫一空，殘暴血腥，並加以莫須有的「剝削」罪名，制定嚴厲殘酷血腥的「階級鬥爭」暴政，稱做是中共的」黨性」。「家庭出身」血統迫害的殘暴血腥深入到社會各行各業每個角落，婦孺人人皆知其殘酷恐怖可怕。在鬥爭有錢人的會上無需罪證，只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群體罪名：「為什麼你有錢！」，這一句話就是剝削的罪證，頓時群情激憤，「非殺不足平民憤」。
我曾耳聞目睹不少人不堪迫害自殺，於是我給自己寫了絕望中的「座右銘」：「我可以失敗在客觀條件上，但絕不能失敗在自己的主觀努力上。無論在任何情況條件下，我也絕不放棄自己主觀上的努力！」。用以自勉和激勵他人在絕望中頑強地生活，為光明的未來努力奮鬥。我堅信「長夜終有盡，冬後必是春」獨裁暴政必亡！當時我有一首七律記錄了我當時的這個思想。
七律收到不錄取通知書（1960年）
求學覓業兩無門,罪自天生定出身。
日裏勞作多遭辱,燈下自修常受嗔。
苦工繁重有硬骨,時光流逝總痛心。
豈為貪生未輕死,不信冬盡不是春。
寧進監獄，絕不入黨
1984年《人民日報》刊登廣告向全國招聘高中教師，空前絕後「三不要」：不要戶口，不要檔案，不要介紹信，只要筆試、試講、口試，三場考試合格就聘用。我經三場考試合格得到《高中物理教師聘請書》轉幹評為「中教一級」。「三不要」只此一次，倘若沒有「三不要」我充其量依舊是「以工代教」老壯工。若不是「三不要」即使我考試成績再優異也不能通過政審而被除名，因為平反的復查結論只是澄清「差」等的是非真相，並沒有公正解決問題，就像是「摘帽右派」還是「帽子」壓在頭上。
當時有叫曲嘯和李燕傑的人，勞改20年妻離子散受盡苦難，平反後到全國各地宣講說他對黨毫無怨言，入黨做官。屯留中學校黨支部要我像曲嘯和李燕傑那樣，把1958年學校錯誤處理、22年煤礦勞教勞改生涯、「對黨毫無怨言」的經歷做宣傳，並要吸收我入黨，但被我斷然拒絕。我對家人說：「如果入黨和進監獄二者取其一，我寧進監獄絕不入黨為虎作倀」。屯留中學校黨支部為此對我打擊迫害，把我的女兒逐出教室不准上課，我去評理把我後腦打破，在醫院縫合8針(有醫院手術證明原件)。他們並且打罵我妻子兒女，將我僅五歲的小兒子捉去，捆綁手腳灌酒精至昏迷不醒。屯留中學教師家屬大院過中國新年時家家戶戶門上張貼紅紙寫的對聯，全大院一片紅，寫的都是歌頌黨的偉大恩情似海，生活幸福美好「芝麻開花節節高」。我在屯留中學任教七年過了七個中國新年，我家沒張貼一副對聯，這件平常事卻在學校引起校領導的注意，成為學校每年中國新年的新聞，議論紛紛。
1989年6月2日我去四川聯繫工作，屯留中學校黨支部指控我是到北京參加動亂，是動亂分子，要我書面交代清楚整個行程，報給公安局立案偵查，並派三人專案小組到我一路住過的旅店核對住店記錄，還到四川親友家調查，指控我參加動亂，危害國家安全，對我嚴加監控、孤立迫害打擊，學校黨支部密令党團員學生在我講課時錄音，嚴密監視我的言論。
1990年，長治市潞安礦務局中學要調我去任教，政審被告之我是家庭出身「反動官僚地主資本家」、「關管殺」子女、受過「差」等處分、「強制勞動」人員、新疆勞改煤礦「勞改犯」、六四動亂嫌疑分子、「收聽敵臺」、「思想反動」、「臺屬分子」（我妻伯父在臺灣空軍任職），一長串政治犯罪名，潞安礦務局教育處長害怕擔政治責任，不敢將我調入。1991年我全家被迫調到我妻家鄉四川屏山縣偏遠山區。我是高中教師，應當調到縣高級中學任教，因為我的一長串政治罪名受歧視打擊，只能調到樓東鄉村學校初中任教，我是物理教師，卻偏被安排教化學教地理教植物，唯獨不讓教物理。
現在我已退休多年。當年「寧進監獄，絕不入黨」是我苦難人生中最正確的決定！
化解惡毒詛咒
1980年3月我得到平反。但他們對「反動日記」的結論卻是：「日記中有些詩詞對現實不滿，但夠不上反動」。這簡直令我怒火中燒。「夠不上反動」，為何要給我扣上反動的帽子？拘捕關押送進勞改營煤礦22年，我這一輩子都被毀了。我向市區政府、黨委、人大多方投書申訴要求恢復北京戶口，得到反饋說：「文化革命開始後，因你無業，由西城分局組織到外地勞動就業，現已在外地退休。目前沒有政策，不能滿足你的要求。」
學校給我的「復查結論」說：「畢業操行鑒定‘差’是錯誤的，現在予以糾正，操行鑒定應為優等。由於學校的錯誤處理給升學和就業造成很大困難」。所謂的「糾正」就是一張紙，這就像是打傷了人只給你一張紙，說把你打傷了打殘了打錯了，卻不負責任。我大聲疾呼：「中共傷害了人不負責任，天理不容！」
我多次向法院起訴不被受理，寄出一千六百多封申訴信無回音，四十多年的艱辛申訴,我不知道哪里有講道理的地方。我今垂老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受害到死不吭聲，死不冥目；一是冒死也要呐喊：「中共傷害了人不負責任天理不容！」。
我半生受殘酷政治迫害，老年退休回到北京至今不能恢復北京戶口,住在北京是「暫住證」二等公民，住房拆遷居住生活艱難，老伴患病骨折癱瘓在床十多年無錢醫治，現在體重不到30公斤，瘦成皮包骨，醫院報價骨關節置換手術要五萬元，我今生是無錢給老伴做手術了，我和老伴都是退休教師，都看不起病，小病忍著大病等死，更何況下崗的工人和廣大農村的農民，他們比我的處境更艱難。
有記者曾打電話去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詢問我受迫害的事，人事科一位女士說：「劉啟旻的事學校已經給他平反落實政策，他也拿到了有關處理的意見。他要求恢復北京戶口，學校把他的事反映到區裏，至於區裏怎樣處理的不太清楚。」記者又問「因為學校作了錯誤的鑒定影響他一生，一個人能有幾個幾十年呢？學校應當解決他現在的具體困難」。她解釋說：「當時是執行極‘左’路線，不僅僅是他一個人受到影響，許多學生也因家庭出身而受影響。他的事學校已經給他改正過來了，他要解決他的北京戶口的問題，學校把他的事反映上去了，當地有關部門說戶口的問題不好解決。他兒子在北京讀書，他自己也曾在北京打工。」
這簡直豈有此理！如果車子撞了人，就給你一張紙說是把你撞錯了，但人被撞殘廢了，它們一點也不負責任，這算是解決了嗎？對當時的路線問題，而且受影響的不僅僅是劉啟旻一個人的說法，我要說，這算什麼理由？難道日本侵略中國，日本可以說當時屠殺中國人也不是屠殺一個人，難道殺的人多就可以不負責任嗎？那是不是殺一個人是殺人犯，殺10個人殺更多的人就不是殺人犯？這真像史達林說的話「殺一個人是殺人犯，而殺千萬人則只是個數字。」中共是政黨組織嗎？簡直是流氓無賴黑社會！
1997年7月4日，中共國家安全部和公安局把我從家裏帶走，盤問給哪些國外「反動」報刊電臺寫了哪些文章，拿出截獲我寄給臺灣中央廣播電臺的應徵文稿《從中國歷史看中國統一》，指控我與「反動」組織往來通信，危害國家安全，要嚴加監控。我在文章中指出：「近代中國由於’洪楊之亂’‘共匪之亂’分裂成兩國，中共是分裂中國的元兇。中國的統一不應再是‘打’出來的而應當是‘選’出來的，反對毛澤東‘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只有‘選’出來的統一，中國子孫萬代才能得到民主自由人權法制，永享和平幸福。臺灣是民主的曙光中國自由的燈塔。」國安部公安局人員要我寫保證書不要再聽國外電臺寫什麼投訴信，說這是執行公安條列，否則一切後果自負。時至今日我依然生活在恐怖中。
我的小兒女生在文革以後改革開放的今天，還是經受歧視打壓不公正待遇，在學校學習成績是全年級第一名卻不能評「三好學生」，因此高考不能按規定加20分，並且高考的錄取分數比有北京戶口高出一百五十多分(北京戶口370分；外地戶口530分)，上學讀書要交高價，大學畢業後有北京戶口可留在北京工作，外地學生學校留京名額很有限。
2002年北京住房拆遷，沒有北京戶口居住生活艱難,北京住房租金每月千餘元，而我的退休金只有八百元，無力租房。1993年中國新年學校發紅包每位教師給88元，取諧音「發十發」中國新年祝福之意，我的教學成績名列全區第二名，卻不零不整發給24元，有四川話「兒是死」的諧音是個不吉利的數字。我有三個小兒女都在上學，當時我把這24元分成三份給三個小兒女，做為新春賀歲錢每人正好是八元，有前程「發」「發」「發」的諧音，化解惡毒詛咒把「兒是死」變成「發發發」。現在三個小兒女都是研究生。
附錄一：
我的家庭背景
我父親劉軔舉，字友穆，號肇祥，北京朝陽大學法律系畢業，是遼寧省參議員,國民黨員,1952年被捕入獄,1959年死于天津茶澱勞改場。
我祖父劉鯉門，字恩格，號懷園，是大清山東候補知府,中華民族國會眾議院議長,1919年南北議和北方代表,執筆起草《國會組織法》、《中華民國憲法》。庭推祖父出長山東，因為反對袁世凱二十一條和質問善後大借款,被捕入獄，險遭殺害,史稱「八議員案」。晚年是天津市政協特邀政協委員。著作和譯著有:《世界各國憲法之比較》、《盛宣懷與日本》、《日清戰爭記實》和《補桐可談路録》、《遼佐詩鈔》詩集多卷。
附錄二：
附：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支部委員會《關於劉啟旻畢業操行評為‘差’等問題的復查結論》
劉啟旻是我校五八屆高中畢業生,在校學習期間,擔任過班主席,班宣傳委員,少先隊中隊輔導員，國立北京圖書館通訊員。高一、高二操行優等,評為《三好學生》,畢業時各科成績優良,思想要求進步,工作積極,曾幾次提出申請加入共青團,遵守學校紀律,但操行卻評為‘差’等,不發畢業證書,由於操行‘差’等不能升學,當時學校又未能積極與勞動部門聯繫,協助解決其工作,給劉啟旻升學、就業造成很大困難。
根據本人申訴,從新進行復查,認為操行‘差’是錯誤的,現在予以糾正。根據當時在校表現,畢業操行鑒定應為優等。參加工作時間應從一九五八年七月參加科學院工作時計算工齡。
中國共產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支部委員會
一九八零年三月
──《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