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6日訊】法國思想家阿隆曾說：「歷史是活人為著活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
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記錄歷史是生者應盡的基本義務之一。20多年急劇變遷的中國歷史，是最值得記錄的。因此，相對於知識份子，中國還需要一些「知道份子」。為了那些極有可能被湮沒的話語，為了那些至今還被有意掩蓋或歪曲的事物，我們必須盡可能地作記錄，使歷史「存活」在文本上以待來者，使他們明白我們這個時代所發生的一切真相，從而使他們能夠穿透謊言瀰漫的時空產生一種真實的歷史感和強烈的使命感。而我們這些生者也將不再無言以對，不再傾聽空虛，而愧對後人。
前蘇聯暴君斯大林有句名言：「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得。」這位暴君在位期間炮製了多少人間冤獄，冤殺了多少無辜生命，然而這位暴君用謊言和恐怖包裝起來的「盛世」最後還不是被戳穿了嗎？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文革」初期被打成「工賊」、「內奸」、「中國的赫魯曉夫」，下放到河南開封勞改營被迫害致死。在彌留之際他微微地說了這樣一句話：「好在歷史是由人民書寫的」。我們能夠體味其中的無限悲愴和無奈。我們這些生者要用自己的努力證明，歷史不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女孩，歷史更不是由強盜書寫的！
在今日中國，說出真話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時候需要極大的勇氣，承擔很大的風險，甚至做出巨大的犧牲。在我們的頭頂上還時時面臨著權杖的敲打。
在今日中國，平等、公正仍然是一個極為沉重的話題，有些公道討還起來面臨著很大的阻力。尤其沉重的是，我們無法不面對「三農」問題所包含的辛酸、苦澀和痛楚，無法不面對那些弱小無助者的無奈沉默或血淚吶喊。先看下面的兩則「文本」吧，或許會對我們有很深的啟迪呢。
◆「文本」之一：「我始終良心不安。哦——懦怯的我，你是農村千萬同齡人中滾爬出來的博士啊，在那些可憐無助的人們的眼裡，竟然被他們尊為人傑！
「講講我家父母吧！他們不算高齡，68、9歲矣。這個年齡，城裡人有退休金，離休金。換句話說，國家養著他們了。這很應該，畢竟要老有所養，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可是我的父母們呢？他們享受了什麼？過去，他們忍受著巨大的『剪刀差』，為這個國家積累財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他們勞苦一輩子，到老仍然要承受著每年160元的苛捐雜稅！他們生病了誰來管？他們只能小病不醫，大病等死。我常常對城裡人講，除了身上穿的可能是化纖，家道稍富有的可能還有個半導體、電視機什麼的，他們的起居勞作與500年前，甚至一兩千年前沒有太大的本質差異。講這樣的話，我的心裡充滿了苦澀。」
◆「文本」之二：「六年前從西部走出的我，作為歸國學人再次走進西部，去看望那裡孩子的生活、學習。我想說，那一口米飯好辣，好辣……
「當城裡的孩子將整只的『巨無霸』毫不可惜地丟棄的時候，甲壩民族小學的516名學生每天、每月的每一頓飯吃的都是白米飯，就著足以讓人吐舌頭的辣椒，或生怕多倒而小心翼翼地在米飯中放進一點已沒了味的醬油權當佐料，欺騙著自己的味蕾。要變花樣也就有時把辣椒醬換成醬油或在鍋上蒸飯的時候，在白水中煮點沒有油腥的土豆、白菜佐餐。現在，我的舌尖上還留存著那一勺米飯的苦辣，我想這滋味可能在今後一想起西部的家時就會不由自主地濃烈起來。
「這所學校今年考上高中的有七個孩子，但真正去上的只是三個，剩下的幾個孩子家裡實在無法擠出學費，和其他落榜同學一樣，或種田放羊，或遠走他鄉開始打工。我雖沒見到他們，卻能深深地感到他們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選擇的是一種叫無望的東西。」
看完這兩個「文本」，我心中慨歎不已。我也是一位農民的孩子，也是從那貧困、落後的黃土地走出來，通過自己的努力有幸到了大都市上大學。我是一個幸運兒！可是，和我小時候玩耍的小夥伴們大多數都無奈地留在了那片貧弱的土地上，面朝黃土背朝天，十分艱難地謀生，勉強養家餬口，用他們的話說，就是「混碗飯吃」。我看到他們真的是很無奈，甚至無言以對，心中痛苦極了！
讓我們再來看一組數據吧。現在，中國有近3,000個縣、5萬個鄉，有縣鄉部門70萬個，縣鄉吃財政飯的人員至少有3,000萬人。以此推算，縣鄉村要發工資，要保運轉，要保最基本的公共品安排，至少需要7,000億。這7,000億至少要農民負擔70%.這就是說全國農民的負擔平均在4,000億元以上！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3,255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萬元大關，達到10,493元，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例高達3.22:1，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
哪裡有歧視，哪裡就必然有不公，哪裡就必然有特權！不人道的戶籍制度，造就了城鄉分治、城鄉兩重天的奇特景觀。農民沒有自己的合法組織，沒有自己的代言人，找不到有效途徑表達出自己的利益訴求。當他們遭遇壓迫和傷害時，要麼默不作聲、忍氣吭聲，要麼走上一條充滿血淚斑斑的上訪路。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兄弟們，干最苦最累的活卻拿最少的工資，還要遭受某些城裡人的白眼，到年底能否拿到那微薄的工資還是個未知數。四年前，青島有個市民竟通過當地報紙提議在公共汽車上設立「民工特區」以免那些外來民工破壞市容市貌。這不僅讓我想到了上世紀60年代以前在美國盛行的「種族隔離」。21世紀的社會主義中國難道還要允許這臭名昭著的種姓制度繼續存在嗎？
《中國農民調查》以極為沉痛的筆調控訴道：「我們要說，我們看到了你想像不到的貧困，想像不到的罪惡，想像不到的苦難，想像不到的無奈，想像不到的抗爭，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動和想像不到的悲壯。」數億農民飽含無盡辛酸的血和淚，作為「沉默的大多數」的無力掙扎，湮沒在那些所謂「主流媒體」泡沫般的宣傳論調裡。中國的所謂「繁榮」在很大程度上寫在少數幾個精心裝飾的大城市的臉上，寫在官方宣傳機器製造的「太平盛世」的神話裡。
在20世紀中國還有一樁特大冤案還始終沒有個說法，這就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中的三千萬農民餓殍；還有一件人間最大的不平事還沒有揭開，這就是農民遭遇的種種歧視還沒有完全被清算，農民的種種法定權益還沒有落實，種種應該享有的現代權益（比如遷徙自由和福利保障）還沒有被法定。農民的辛酸還在於，有苦說不出來，他們根本就沒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也沒有表達訴求的合法渠道。正是如此，著名雜文家焦國標先生在世紀之交力挺發動一場新的話語革命，營造地三個話語中心，「它將是以中國農村社會為訴說對象，話語主體正虛位以待那些超越個人遭際、為民請命的文化人」，「通過悲憫農民悲憫社會」。
其實，不止是農民的悲愴，還有礦難兄弟們和他們親人的哭天喊地，六四死難者和天安門母親們的奔走無告。那些弱小無助的人們，那些受到欺凌和侮辱的人們，那些受到傷害被迫保持沉默的人們，那些要討個說法卻處處碰壁受阻的人們，他們的身影在充斥著「假大空」的宣傳媒體上是從來不會閃現的。但他們卻是我們這個底層社會的有機組成，是我們這個時代苦難的「載體」和見證。他們為中國的進步默默地承受了多少，他們所受的苦難有多麼深重，絕非那些高高在上的「肉食者」們所能體驗得到的。面對這種種不公，儘管我們很卑微，我們不會無言以對，但我們不會去指望那些心安理得的既得利益者發發「慈悲」，我們寧願忍受劇痛分擔他們的苦難，和他們站在一起共同面對生活中各種磨難的洗禮。
「無言以對」不過是白白地增加了「沉默的大多數」和「受傷的大多數」的悲涼氣氛罷了，但我們決不願意做一個冷血動物。面對這種種不公和苦難，我們確實是力不從心，愛莫能助，真的是人微言輕。然而，喊出一些真實的聲音，把我們的所見所聞記錄到歷史的「文本」中，立此存照，告知來者，也是對我們這些生者良心的莫大安慰。
（2006年5月25日）
轉自《網路文摘》(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