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6日訊】一月多事，開年不利。多事之事，是誰挑起的？去年新春前後，大家為《中國青年報．冰點》事件操心，時隔一年，又有了這件出版主管官員就八部書發表的斥責和處分意見。一切來自傳聞，八部書也多未曾見，但現在顧不上評論各書的得失，就事論事，對當局此舉倒也有些話說。
其實，日光之下無新事。這類事常有所聞，並不只是一年一度。比這件事大得多、嚴重得多的事件，也有的是。不過這次所涉及的《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作者袁鷹、《伶人往事》作者章詒和，是我尊敬並信任的師友，書目中胡發雲的小說《如焉》，我也曾經瀏覽過。是非美惡自有公論，我卻也不能漠不關心。
一個時期以來，除了勒令報刊停刊或出版社停業的動靜大些，一般施之於傳媒的禁令和追究多半只是悄悄地幹，電話通知，不落痕跡，以免「授人以柄」。這一回，為甚麼不避「國內外敵對勢力」藉此攻訐的風險，把「吹風會」的內容吹到了會外呢？莫非是有意為之，以威懾出版社，威懾作者，威懾文化人和整個知識界，同時顯示不是「陰謀」而是「陽謀」？這是五十年前耳熟能詳的老戰法，一時曾所向披靡，卻沒想到會產生甚麼始料不及的遠期效應。
然而，不必問甚麼遠期效應，其當下的影響就值得注意。不久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央全會上講了和諧以至民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文（作）代會上講了說真話和學術創作自由，言猶在耳，而身份為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的人，卻發出不同的聲音，即使不顧憲法和法律而只服從長官意志已經成為官場習慣，但在組織上公然「對著干」、「另搞一套」，原是官場大忌。這就不免觸發疑問：難道今天又出現了「兩個司令部」？
這個聯想是因為文革的陰影尚未消失，而人們往往藉助於往昔的經驗來判斷今天的世像。本來，長期處心積慮要讓人忘記文革、忘記反右派鬥爭及其他禍國殃民的舊案，但諸如此類不絕如縷的遺風，不是恰恰隨時隨地示人以一脈相承的實例，這樣的提醒可比空洞的許諾和宣傳有力得多，這豈不又是某些獻策者和決策者千慮之一失麼？
生長斯邦，躬逢斯世，幾十年間，各樣逆情悖理的人禍，應該說所見多矣，早已「出離憤怒」，但在這些不大也不小的現象面前，還是難免生出悲哀和恥辱之感。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國國民的命運沒有掌握在自己手裡。毛澤東身後，又過了三十年，到了所謂新世紀，我們，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但說甚麼話，甚麼該說甚麼不該說，要由別人規定，就連讓你讀甚麼書，甚麼許讀甚麼不許讀，也有專門的機構為你安排。這樣的無微不至，怎麼消受得起？這說明，大陸中國人在1949年後經過了成倍於國民黨二十年「訓政」的年頭，一直接受「政治正確」的訓練，而芸芸眾生還是這樣扶不起的劉阿斗，不配享受知情權和話語權，能不自哀並自知羞恥麼？大概正是因為中國人包括中國的讀書人如此不爭氣，才需要層層設限，戒備防範，如臨大敵。就如這次的禁書，哪一位作者不是法定的公民，不享有法定的公民權利，包括言論的自由？而由於新聞出版遲遲不立法，於法無據的行為，可以言出即法，暢通無阻，然則「因書廢人」，又復「因人廢書」，無法無天，寧有已時！但是，不管祭出甚麼堂皇的理由，從一般到個別又從個別到一般地剝奪了知識份子的言論和出版等自由權，就是對公民權利的嚴重侵犯，也必然使憲法和法律的尊嚴掃地。這是憲法、法律以及中國「法治建設」的悲哀和恥辱，也是中國讀書人乃至全體中國人的悲哀和恥辱。
這不止是禁幾本書的問題，也不止是堵「一小撮」知識份子的嘴。自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大搞文化專制主義、大搞愚民政策以來，知識份子以外的各階層群眾同樣深受其害。現在習稱為弱勢群體的廣大勞動者，許多不但處於經濟困境，而且處於毫無知情權和話語權的地位，他們幾乎沒有拒絕「瞞和騙」的權利，千難萬難才得以表達的一點訴求（有的還是通過可怕的上訪歷程表達出來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重視和回應——這個問題，也不知應該由誰來做答。
而人類的歷史已經走進了二十一世紀，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已經提供了寶貴的普適價值觀念，並已成為時代精神和歷史主流。但我們眼前身邊發生的這一切，無論橫向還是縱向地相比，能不讓我們倍感悲哀和恥辱嗎？我們的中國，我們的中華民族，過去所說的國恥，都指來自海外的侵略者強加的。我們今天因廉價勞動力進入國際市場，還有以沉重的代價（包括破壞資源破壞環境等）換來的經濟收益，使我們有了脆弱的「鶯歌燕舞」昇平景象，然而我們以億萬計的同胞的物質和精神生存狀態，公民和政治權利狀況，真的也那麼值得誇耀，而不令人時生驚悚麼，不時傳來的信息，某些事態的發展，能不讓我們感到這都是中國的悲哀，也是中國的恥辱嗎？
前些年，每逢二三月全國兩會，五六月紀念日多，還有「十一」國慶等等，都叫做敏感時期，加強社會治安乃至宣傳輿論的管制，早成慣例。新聞出版都要避開「敏感問題」，「敏感人物」，大家也習以為常，逐漸麻木。然而，除了敏感月份，近來又出現了敏感年份。當政者因自己的「敏感」而形成彷彿草木皆兵的恐懼氣氛，從而對被認為「敏感」的領域嚴控，對被認為「敏感」的群體施壓（如首當其衝的上訪者），一片緊張，也必然在製造恐懼心理的同時催生不滿。這樣的惡性循環還在持續，已經與社會和諧的理念背道而馳，因為和諧社會首先需要官民建立在互信基礎上的和諧，這繫於作為矛盾主導方面的各級黨政部門取信於民，而各級黨政部門的誠信危機，難道是靠例如控制傳媒，拒絕批評，掩蓋真相，打壓和封殺輿論，限制和侵犯公民權利，所能緩解的麼？軟暴力和硬暴力，可以奏效於一時，但不能成事於長遠。因此，我也不得不為那副署長之流感到悲哀，至於是否會有恥感，那是他們的事，全都經過了「八榮八恥」的學習，有的還對人作過宣講，應該自己心中有數。
悲哀是一種無補於事的情感狀態，即使是「一路哭」，因是平民的聲音也極其微弱有限。至於榮也，恥也，說到底是道德範疇。把由體制決定的舉措簡單訴之於道德評價，恐怕離題太遠了。
2007年1月23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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