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5日訊】【本文是作者在德國諾曼基金會組織主辦的60週年國際自由主義”自由的未來”自由思想家會議上的發言稿。本文作者Tom G. Palmar是卡托研究所（KATO）高級研究員，國際項目部副總裁】
“在人們的艱苦生活中，當極端辛苦的工人通過兼職獲得額外的盧布，當農民集體爭奪麵包和土豆是他們勞動的一項，而且是唯一的成果，他就會生活得更好的願望是如此地強烈，以解決他們的孩子的溫飽問題。在爭奪制鞋、編製毛衣的權利的鬥爭中，在爭奪種植自己想種的植物的權利過程中，體現了人類天生的、堅不可摧的爭取天賦的自由的決心。”（格羅斯曼, 第110頁）
女士們，先生們，被邀請到如此優秀的團隊中就這個嚴肅的問題發表講話我深感榮幸。”正確理解自由”這個主題的提出確實非常及時，因為我們的自由正在被一點點地削弱–被那些相信任何安全威脅，不管是多麼微小的安全威脅，都足以棄絕自由的理由的人所削弱。我們是否面臨著自由和安全之間的此消彼長關係，還是二者能夠互相強化？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進行系統性的關注。但儘管這是個緊迫的問題，它還是屬於外的場合討論的問題，因為今天我希望集中探討的，不是恐怖分子製造的小威脅是否能夠成我們棄絕自由的理由，而是對於自由的正確理解這個更為深入的問題。
眾所周知，自由是一個”在本質上存在爭議的概念”，它使政治理論家們坐立難安（參見加利Gallie）。或者，如羅納德德沃金在他對”公正”的討論中所說的，我們能夠將自由的”概念”同各種各樣對自由的具體”理解”區分開來（參見德沃金Dworkin）。
自從哲學在古希臘出現以來，就存在多種對於自由的互相衝突的理解。在《共和國》中，蘇格拉底問柏拉圖，在一個民主政體中，自由的特徵是什麼：
“那麼，首先，他們自由嗎？那座城邦是充滿了自由和自由言論嗎？一個人能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嗎？”
“據說是那樣的”他說。
“哪裡有自由，哪裡的人們就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排自己的私人生活，這一點就很清楚了。”（柏拉圖，第235頁，557b）
這種制度的自然結果，當然是一系列關於恐怖的冗長敘述，因為據蘇格拉底說，”在這個城邦中，只有當購買來的奴隸，不管男女，和那些購買他們的人享有同樣的自由時，群眾的終極自由才能實現。而我們幾乎忘記提到平等和自由法則在男女之間關係上的程度”。
“那在阿奇裡斯(Aeschylus)的時代，我們能不能隨心所欲地發表自己的意見？”(柏拉圖,第241頁, 563b-c)
我們被教育道，這種自由僅僅會導致最大的奴役。真正的自由並不僅僅是隨意所處”嘴邊的話”，真正的自由，不僅僅在對真理、幸福和美德的追求過程中不應受到阻礙，而且在對它們的取得時，同樣不應收到阻礙。在《共和國》第三章，蘇格拉底描述了受到良好教育的衛士的重要作用，他們的角色是”放棄所有其他技藝，而精準地作為維護城邦自由的藝人，而且除了踐行導致自由的事情，再無其他實踐。”（柏拉圖，第73-74頁，395c）。自由意味著在真理的存在下站立起來，而被解脫是指被從幻覺和虛假中解脫出來。真正的自由是去做正確事情的自由，而不僅僅是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的自由”。知識是自由，由於真理也是自由，所以知識必然地要是真理，而且僅僅是真理。自由全部在同意當中，異議只是不自由的一個標誌，正如蘇格拉底在他對民主的駁斥中提到的。因為，在民主化的自由中，”形形色色的人都存在（all sorts of humans come to be）(柏拉圖第235頁, 537c)”
“形形色色的人”這個複數形式的存在，否定了這種制度下”憲法”的存在，因為把並不是單一的制度，而是”包含了各種各樣的制度類型” (柏拉圖，第235頁, 537d)。
民主和自由的觀念首先出現在古希臘思想家當中，這已是共識。更為精確的是，應該認為自由在不同時期希臘的各個城邦中出現，但在城邦的知識分子中並不流行–當然更不見容與柏拉圖，因為他提供了一個更高級的、更真實的自由，這種自由存在與對”好的”東西的知識當中。溫斯頓科勒曼這樣總結柏拉圖的觀點：”真正的自由被降格為知識的統治”（科勒曼Coleman，第42頁）。查爾斯泰勒最近給出了那種觀點的現代陳述，他辯稱道要提升”選擇的自由”一位著將它提升到一種”人類能力”的高度。而要這樣做，就意味著：
“它本身具有要我們成為有能力做出選擇的人的要求，它要求我們達到能夠行使選擇的自我意思和自治的層次，要求我們不陷於恐懼、倦怠、無知或傳統、社會或命運施予我們的各種形式的告訴我們應如何處理屬於我們的東西的迷信。”（泰勒Taylor，原子主義，第197頁）
這都是非常類似的領域。伊薩博林在他著名的論文”自由的兩個概念”中對此有透徹的論述。柏林指出柏拉圖的自由概念是以去掉對真實、真正或更高級的自我的障礙為假定，這種概念已經導致了真正的奴役。統治者僅需要宣佈那些抵制自己指導的人們……在那陷入黑暗的城邦中所有意識抵制的，實際上正是他們實際要追求的，因為在這些人體內存在著一種神秘的實體–他們的潛伏的理性意志，或者說是他們的真實的目的–而這種實體儘管潛伏在他們表面所感覺、所說所做的事情之下，卻是他們真正的自己，而他們那存在於時空當中的可憐的世俗的自己也許對此一無所知。一旦我採用了這樣的觀點，我就處在了一個無視人們和社會的真實意願，以他們的”真實”的自己的名義並代表他們真實的自己去欺凌、壓迫、折磨他們，而且很確定地知道，不管人的真實目標是什麼（幸福、責任的履行、智慧、公正的社會），這個目標必須與他的自由–即選擇其”真實”自我（儘管常常是埋藏的、難以言說的自我）的自由相一致。（博林Berlin, 第. 180頁) 。
古代與現代的自由，集體與個人的自由
正如博林提到的，柏拉圖讚賞的自由常常同這樣一個觀念結合在一起，即自由的承受者是一個集體主義者。真正的自由是作為集體中自己的自由。這種觀點不斷在西方知識分子中重現。例如，哈佛大學哲學家麥克桑德爾曾經辯稱，古典個人自由主義不足以解決個人身份問題，他說”因為，要能夠進行更為徹底的反映，我們不可能成為完全不受阻礙的所有物主體，提前進行個體化並在我們的目的之前給予；而必須成為至少部分是由我們的中心渴望和熱愛說組成的主體，經常是開放的，實際上是很容易按照我們對自己的修正了的理解而成長或轉變。而且只要我們的具有憲章性作用的自我理解能夠包含的不僅僅是一個個人，而是一個更為廣闊的主體，不管這主體是家庭、部落、城市、國家或民族，在這個範圍內，他們就是在憲章的意義上定義一個社區（桑德爾Sandel，第172頁，重點）
我們還被告知，參與公共決策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自由，因為那樣我們就不是僅僅是如柏拉圖說駁斥的”說出任何嘴邊的話”，而是真正的”探討”。
實際上，那些只有通過社會整體才能得到有效決策並且往往決定了我們生活界限和框架的事情可能常常會被那些不負政治上責任的個人自由討論，只要他們有這樣做的自由。但是這些問題自由通過政治途徑才能得到真正的”探討”。在一個這種公開進行這種探討並且所有人參與當中的社會裡，能夠實現其他地方或以其他方式無法實現的自由（泰勒，原子主義，第208頁）。
本傑明康斯坦特將這種集體自由稱作”古代的自由”將其同”現代的自由”加以對比 。康斯坦特稱，對二者的混淆，至少是法國大革命淪為一場恣意屠殺和恐怖的主要理由之一。他認為，古代自由與現代條件不相容，需要使用可怕的方式才能實現它。古代自由是對古代政治中永遠存在著的戰爭威脅的一種反應。在古代世界，戰爭的失敗一般意味著全體人口的被消滅或被奴役；如果作為古代自由之特徵的意見和行動的統一是作為避免戰爭失敗的代價，我們當然可以想見其當時的吸引力。但是將這種集體自由同作為現代世界特徵的自由混為一談卻會導致大災難。
現代自由是出現在歐洲的一套很有特色的政治關係的產物，這種政治關係與古代的政治差異甚大。現今時代的主要特徵是商業而不是戰爭，但是政治科學的語言並未反映這種變化。實際上，過去幾百年來大多數最熱烈的政治理論上的爭論都可以歸因於有人試圖將古代政治科學的概念和術語–西方思想家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作品中發現了這些術語–套用到類型與特徵均與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所瞭解的極端不同的制度和實踐當中去。現代世界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性質主要是合同性的，基於各種個樣的協議和承諾（例如，Eidgenossenschaften），而且相應地都是自願的 。在西歐歷史上，現代自由的苗床是公社。這些公社並不僅僅是那種假定的純粹理性的實體–更高級的自我–之間的社會契約，而是相當現實的協議。哈羅德伯爾曼(Harold Berman)在《伊普斯維奇的末日裁判書》一書的記錄中描述了英國小鎮伊普斯維奇中的那個過程:
1200年6月29日，星期四，整個鎮上的居民全部集合在塔裡的聖瑪麗教堂廣場前。他們接著一致選出了兩名鎮長，二人宣誓要保留牧師辦公室；選出了四名驗屍官，四人宣誓要負責皇家告訴權，並處理該鎮其他影響到皇權的事情，並且確保前述兩名鎮長公正合法地對待富人和窮人。在7月2日，星期日. . . 鎮上所有公民拿出他們的書（福音書），異口同聲地宣誓要用他們的身體和物品服從並協助鎮長、驗屍官和所有還敢碼頭運輸工一同保衛該自治鎮、她的憲章、她的自由和習俗，不管在何地、不論對和人（皇室除外），”根據他們的能力，只要他們應該公正地和理性地去做” (哈羅德波特曼Harold Berman,第383-84頁.)
作為西方社會法律與政治經驗之特徵的自由並非誕生於對於古聖賢現著作的重新發現，而是濫觴於歐洲公社的民權自由經驗，在那些公社，歐洲人必須做出全新的法律與政治安排。歐洲的城市建立在島上，有著自由組織的生產和交換，有高牆保護它們不受暴力分子和賊盜的侵擾。作為一個設防的城市，一個”堡”使得”堡民”的自由成為可能。歐洲的新興城市一般為貿易和商業地，而不是大帝國的行政中心、宗教中心或剝削性的統治者統領子民們的中心。公社屬於新生事物，他們通常是由那些在封建社會中沒有地位的人–介於兵將、神職人員和工人之間的人建立。而城市往往是由四處遊蕩的商販、逃走的奴僕、工匠、手工業者或其他在封建社會的法律制度中沒什麼地位的人居住，他們正是在城市中找到了自由。
公社，特別是那些北部意大利、萊茵河兩岸以及易北河德國境內東部流域的公社是由書面憲章–或憲法治理的，這些憲章確保了公社居民的自由。例如，關於城市空氣和自由的古老的德國標語是個法律問題，被認可為是呂貝克城的基本權利，在1188年得到了皇帝弗裡德裡克一世的完全承認。自從20世紀以來，”Stadtluft macht frei nach Ablauf von Jahr und Tag（城市空氣到一年零一天後就使你自由）”就是絕大多數城市居民的法律信條，是他們的民權自由的標誌性特徵。 (普拉尼茨Planitz, 第117-118頁) 。農奴或奴僕如果能夠到達城市並在那裡生活夠一年零一天後就被免去了封建義務，並受到城市的保護。吸引人們到城市來的正式法治下的自由，這些城市被堅厚的城牆包圍，有效地保護了城內的市民社會免受外面的野蠻人、貪婪的貴族和騎士、強盜和四處劫掠的部隊的侵擾。這種公社正式現代市民社會–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自由以及人身和財產的安全–的苗圃。
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在他的經典著作《中古時期城市：起源和貿易的復興》中提到”正如農業文明使得農民成為一個其正常狀態為服役的人，商業文明使得商人成為一個其正常狀態為自由的人。（皮朗，第50頁）”。現代社會的民權自由是市民社會，即從歐洲城市中成長起來的社會的產物。一個人的自由屬於個人自由，但該自由是通過作為一個市民社會的一員、通過與他人。安東尼布萊克指出”公會和公社最關鍵的特點是，在那裡個人化和結社並行不悖。一個人通過屬於這種組織而獲得自由。公民、商人和藝術家通過宣誓結盟來追求各自的個人目標（布萊克Black,，第65頁）。 “
這種自由只能是法治之下的自由，民權自由並不是指從所有各種限制中”解放”出來，而是雙方享有同等的自由。約翰洛克在對與絕對王權主義的衛道士羅伯特菲爾摩爾爵士所描繪的沒有法律的自由的著名批判中寫道：
“法律的目的並不是要消除或限制自由，而是要保持和擴大自由：因為在全部造物居住的能夠制定法律的城市裡，沒有了法律，就沒有了自由。因為自由是指免受他人的限制和暴力，而沒有法律，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已經學過，自由並不是每個人去做他想做的任何事的自由（因為，如果任何一個人的情緒都可能在他頭上作威作福，那麼有誰能得到自由呢？），而是指在一個人所屬的法律許可的範圍內，按照自己的意願去處理、命令他的人身、行為、所有物以及他的全部財產，從而不受他人恣意的支配，而自由地追求自己意志。 (洛克, 《政府論兩篇》, 第六章, 57節, 第306頁) 。
用康斯坦特的話說，現代市民社會的自由是”僅受法律支配，而不以任何方式因其他一個或多個個人的恣意而被逮捕、關押、促使或虐待的權利。每個人有權自由表達觀點、選擇並從事職業、處分財產甚至是濫用財產；有權不經許可而來去、不必對其動機或從事的事情進行解釋。每個人有權與其他個人結社，無論是為了討論共同興趣、信奉共同的宗教信仰或甚至僅僅是為了以一種最適合他們的傾向或幻想的方式打發他們的時間。最後，每個人都有權對政府的治理施加某種影響，或者通過選舉某個具體官員，或者通過代議、申訴或要求，對這些，當局或多或少必須投以關注。 (康斯坦特，第311頁) 。
現代自由觀是於宗教信仰多元化、生活方式多元化以及觀點的多元化相適應的。在現代自由中，”各種人類心態都會出現”，一切是不可預期的。過程的規則是已知的，但結果確實未知的。此外，如此多的只有個人之間的互動導致的複雜結果並不是有意選擇的結果，也不可能是。現代自由和自我指導全市個人性質的，而不是集體性質的。
那麼這種自由將把我們帶向何方？現代自由勝利了嗎？我們不是看到了許多集體性自由觀的衛道士的退卻了，以及通過取消虛假的有意安排而帶來的集權主義的崩潰？我們不是已經看到了自由主義的全面勝利，甚至歷史的總結？很難說。我不想討論前現代和後現代恐懼的混合體伊斯蘭極端主義，及其20世紀歐洲法西斯主義和想像出來的伊斯蘭黃金時代的傳統的混雜物 。那同樣屬於另一個主題。我向探討的是那些承諾通過現代福利國家相當軟弱的技術來給予我們真實、真正、更高、有效或實質自由之理論的重現。 【未完】
－－原載：《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2008-03-17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