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5日讯】【本文是作者在德国诺曼基金会组织主办的60周年国际自由主义”自由的未来”自由思想家会议上的发言稿。本文作者Tom G. Palmar是卡托研究所（KATO）高级研究员，国际项目部副总裁】
“在人们的艰苦生活中，当极端辛苦的工人通过兼职获得额外的卢布，当农民集体争夺面包和土豆是他们劳动的一项，而且是唯一的成果，他就会生活得更好的愿望是如此地强烈，以解决他们的孩子的温饱问题。在争夺制鞋、编制毛衣的权利的斗争中，在争夺种植自己想种的植物的权利过程中，体现了人类天生的、坚不可摧的争取天赋的自由的决心。”（格罗斯曼, 第110页）
女士们，先生们，被邀请到如此优秀的团队中就这个严肃的问题发表讲话我深感荣幸。”正确理解自由”这个主题的提出确实非常及时，因为我们的自由正在被一点点地削弱–被那些相信任何安全威胁，不管是多么微小的安全威胁，都足以弃绝自由的理由的人所削弱。我们是否面临着自由和安全之间的此消彼长关系，还是二者能够互相强化？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行系统性的关注。但尽管这是个紧迫的问题，它还是属于外的场合讨论的问题，因为今天我希望集中探讨的，不是恐怖分子制造的小威胁是否能够成我们弃绝自由的理由，而是对于自由的正确理解这个更为深入的问题。
众所周知，自由是一个”在本质上存在争议的概念”，它使政治理论家们坐立难安（参见加利Gallie）。或者，如罗纳德德沃金在他对”公正”的讨论中所说的，我们能够将自由的”概念”同各种各样对自由的具体”理解”区分开来（参见德沃金Dworkin）。
自从哲学在古希腊出现以来，就存在多种对于自由的互相冲突的理解。在《共和国》中，苏格拉底问柏拉图，在一个民主政体中，自由的特征是什么：
“那么，首先，他们自由吗？那座城邦是充满了自由和自由言论吗？一个人能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吗？”
“据说是那样的”他说。
“哪里有自由，哪里的人们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私人生活，这一点就很清楚了。”（柏拉图，第235页，557b）
这种制度的自然结果，当然是一系列关于恐怖的冗长叙述，因为据苏格拉底说，”在这个城邦中，只有当购买来的奴隶，不管男女，和那些购买他们的人享有同样的自由时，群众的终极自由才能实现。而我们几乎忘记提到平等和自由法则在男女之间关系上的程度”。
“那在阿奇里斯(Aeschylus)的时代，我们能不能随心所欲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柏拉图,第241页, 563b-c)
我们被教育道，这种自由仅仅会导致最大的奴役。真正的自由并不仅仅是随意所处”嘴边的话”，真正的自由，不仅仅在对真理、幸福和美德的追求过程中不应受到阻碍，而且在对它们的取得时，同样不应收到阻碍。在《共和国》第三章，苏格拉底描述了受到良好教育的卫士的重要作用，他们的角色是”放弃所有其他技艺，而精准地作为维护城邦自由的艺人，而且除了践行导致自由的事情，再无其他实践。”（柏拉图，第73-74页，395c）。自由意味着在真理的存在下站立起来，而被解脱是指被从幻觉和虚假中解脱出来。真正的自由是去做正确事情的自由，而不仅仅是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的自由”。知识是自由，由于真理也是自由，所以知识必然地要是真理，而且仅仅是真理。自由全部在同意当中，异议只是不自由的一个标志，正如苏格拉底在他对民主的驳斥中提到的。因为，在民主化的自由中，”形形色色的人都存在（all sorts of humans come to be）(柏拉图第235页, 537c)”
“形形色色的人”这个复数形式的存在，否定了这种制度下”宪法”的存在，因为把并不是单一的制度，而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制度类型” (柏拉图，第235页, 537d)。
民主和自由的观念首先出现在古希腊思想家当中，这已是共识。更为精确的是，应该认为自由在不同时期希腊的各个城邦中出现，但在城邦的知识分子中并不流行–当然更不见容与柏拉图，因为他提供了一个更高级的、更真实的自由，这种自由存在与对”好的”东西的知识当中。温斯顿科勒曼这样总结柏拉图的观点：”真正的自由被降格为知识的统治”（科勒曼Coleman，第42页）。查尔斯泰勒最近给出了那种观点的现代陈述，他辩称道要提升”选择的自由”一位着将它提升到一种”人类能力”的高度。而要这样做，就意味着：
“它本身具有要我们成为有能力做出选择的人的要求，它要求我们达到能够行使选择的自我意思和自治的层次，要求我们不陷于恐惧、倦怠、无知或传统、社会或命运施予我们的各种形式的告诉我们应如何处理属于我们的东西的迷信。”（泰勒Taylor，原子主义，第197页）
这都是非常类似的领域。伊萨博林在他著名的论文”自由的两个概念”中对此有透彻的论述。柏林指出柏拉图的自由概念是以去掉对真实、真正或更高级的自我的障碍为假定，这种概念已经导致了真正的奴役。统治者仅需要宣布那些抵制自己指导的人们……在那陷入黑暗的城邦中所有意识抵制的，实际上正是他们实际要追求的，因为在这些人体内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实体–他们的潜伏的理性意志，或者说是他们的真实的目的–而这种实体尽管潜伏在他们表面所感觉、所说所做的事情之下，却是他们真正的自己，而他们那存在于时空当中的可怜的世俗的自己也许对此一无所知。一旦我采用了这样的观点，我就处在了一个无视人们和社会的真实意愿，以他们的”真实”的自己的名义并代表他们真实的自己去欺凌、压迫、折磨他们，而且很确定地知道，不管人的真实目标是什么（幸福、责任的履行、智慧、公正的社会），这个目标必须与他的自由–即选择其”真实”自我（尽管常常是埋藏的、难以言说的自我）的自由相一致。（博林Berlin, 第. 180页) 。
古代与现代的自由，集体与个人的自由
正如博林提到的，柏拉图赞赏的自由常常同这样一个观念结合在一起，即自由的承受者是一个集体主义者。真正的自由是作为集体中自己的自由。这种观点不断在西方知识分子中重现。例如，哈佛大学哲学家麦克桑德尔曾经辩称，古典个人自由主义不足以解决个人身份问题，他说”因为，要能够进行更为彻底的反映，我们不可能成为完全不受阻碍的所有物主体，提前进行个体化并在我们的目的之前给予；而必须成为至少部分是由我们的中心渴望和热爱说组成的主体，经常是开放的，实际上是很容易按照我们对自己的修正了的理解而成长或转变。而且只要我们的具有宪章性作用的自我理解能够包含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更为广阔的主体，不管这主体是家庭、部落、城市、国家或民族，在这个范围内，他们就是在宪章的意义上定义一个社区（桑德尔Sandel，第172页，重点）
我们还被告知，参与公共决策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因为那样我们就不是仅仅是如柏拉图说驳斥的”说出任何嘴边的话”，而是真正的”探讨”。
实际上，那些只有通过社会整体才能得到有效决策并且往往决定了我们生活界限和框架的事情可能常常会被那些不负政治上责任的个人自由讨论，只要他们有这样做的自由。但是这些问题自由通过政治途径才能得到真正的”探讨”。在一个这种公开进行这种探讨并且所有人参与当中的社会里，能够实现其他地方或以其他方式无法实现的自由（泰勒，原子主义，第208页）。
本杰明康斯坦特将这种集体自由称作”古代的自由”将其同”现代的自由”加以对比 。康斯坦特称，对二者的混淆，至少是法国大革命沦为一场恣意屠杀和恐怖的主要理由之一。他认为，古代自由与现代条件不相容，需要使用可怕的方式才能实现它。古代自由是对古代政治中永远存在着的战争威胁的一种反应。在古代世界，战争的失败一般意味着全体人口的被消灭或被奴役；如果作为古代自由之特征的意见和行动的统一是作为避免战争失败的代价，我们当然可以想见其当时的吸引力。但是将这种集体自由同作为现代世界特征的自由混为一谈却会导致大灾难。
现代自由是出现在欧洲的一套很有特色的政治关系的产物，这种政治关系与古代的政治差异甚大。现今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商业而不是战争，但是政治科学的语言并未反映这种变化。实际上，过去几百年来大多数最热烈的政治理论上的争论都可以归因于有人试图将古代政治科学的概念和术语–西方思想家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发现了这些术语–套用到类型与特征均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了解的极端不同的制度和实践当中去。现代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性质主要是合同性的，基于各种个样的协议和承诺（例如，Eidgenossenschaften），而且相应地都是自愿的 。在西欧历史上，现代自由的苗床是公社。这些公社并不仅仅是那种假定的纯粹理性的实体–更高级的自我–之间的社会契约，而是相当现实的协议。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Berman)在《伊普斯维奇的末日裁判书》一书的记录中描述了英国小镇伊普斯维奇中的那个过程:
1200年6月29日，星期四，整个镇上的居民全部集合在塔里的圣玛丽教堂广场前。他们接着一致选出了两名镇长，二人宣誓要保留牧师办公室；选出了四名验尸官，四人宣誓要负责皇家告诉权，并处理该镇其他影响到皇权的事情，并且确保前述两名镇长公正合法地对待富人和穷人。在7月2日，星期日. . . 镇上所有公民拿出他们的书（福音书），异口同声地宣誓要用他们的身体和物品服从并协助镇长、验尸官和所有还敢码头运输工一同保卫该自治镇、她的宪章、她的自由和习俗，不管在何地、不论对和人（皇室除外），”根据他们的能力，只要他们应该公正地和理性地去做” (哈罗德波特曼Harold Berman,第383-84页.)
作为西方社会法律与政治经验之特征的自由并非诞生于对于古圣贤现著作的重新发现，而是滥觞于欧洲公社的民权自由经验，在那些公社，欧洲人必须做出全新的法律与政治安排。欧洲的城市建立在岛上，有着自由组织的生产和交换，有高墙保护它们不受暴力分子和贼盗的侵扰。作为一个设防的城市，一个”堡”使得”堡民”的自由成为可能。欧洲的新兴城市一般为贸易和商业地，而不是大帝国的行政中心、宗教中心或剥削性的统治者统领子民们的中心。公社属于新生事物，他们通常是由那些在封建社会中没有地位的人–介于兵将、神职人员和工人之间的人建立。而城市往往是由四处游荡的商贩、逃走的奴仆、工匠、手工业者或其他在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中没什么地位的人居住，他们正是在城市中找到了自由。
公社，特别是那些北部意大利、莱茵河两岸以及易北河德国境内东部流域的公社是由书面宪章–或宪法治理的，这些宪章确保了公社居民的自由。例如，关于城市空气和自由的古老的德国标语是个法律问题，被认可为是吕贝克城的基本权利，在1188年得到了皇帝弗里德里克一世的完全承认。自从20世纪以来，”Stadtluft macht frei nach Ablauf von Jahr und Tag（城市空气到一年零一天后就使你自由）”就是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法律信条，是他们的民权自由的标志性特征。 (普拉尼茨Planitz, 第117-118页) 。农奴或奴仆如果能够到达城市并在那里生活够一年零一天后就被免去了封建义务，并受到城市的保护。吸引人们到城市来的正式法治下的自由，这些城市被坚厚的城墙包围，有效地保护了城内的市民社会免受外面的野蛮人、贪婪的贵族和骑士、强盗和四处劫掠的部队的侵扰。这种公社正式现代市民社会–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自由以及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的苗圃。
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在他的经典著作《中古时期城市：起源和贸易的复兴》中提到”正如农业文明使得农民成为一个其正常状态为服役的人，商业文明使得商人成为一个其正常状态为自由的人。（皮朗，第50页）”。现代社会的民权自由是市民社会，即从欧洲城市中成长起来的社会的产物。一个人的自由属于个人自由，但该自由是通过作为一个市民社会的一员、通过与他人。安东尼布莱克指出”公会和公社最关键的特点是，在那里个人化和结社并行不悖。一个人通过属于这种组织而获得自由。公民、商人和艺术家通过宣誓结盟来追求各自的个人目标（布莱克Black,，第65页）。 “
这种自由只能是法治之下的自由，民权自由并不是指从所有各种限制中”解放”出来，而是双方享有同等的自由。约翰洛克在对与绝对王权主义的卫道士罗伯特菲尔摩尔爵士所描绘的没有法律的自由的著名批判中写道：
“法律的目的并不是要消除或限制自由，而是要保持和扩大自由：因为在全部造物居住的能够制定法律的城市里，没有了法律，就没有了自由。因为自由是指免受他人的限制和暴力，而没有法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已经学过，自由并不是每个人去做他想做的任何事的自由（因为，如果任何一个人的情绪都可能在他头上作威作福，那么有谁能得到自由呢？），而是指在一个人所属的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理、命令他的人身、行为、所有物以及他的全部财产，从而不受他人恣意的支配，而自由地追求自己意志。 (洛克, 《政府论两篇》, 第六章, 57节, 第306页) 。
用康斯坦特的话说，现代市民社会的自由是”仅受法律支配，而不以任何方式因其他一个或多个个人的恣意而被逮捕、关押、促使或虐待的权利。每个人有权自由表达观点、选择并从事职业、处分财产甚至是滥用财产；有权不经许可而来去、不必对其动机或从事的事情进行解释。每个人有权与其他个人结社，无论是为了讨论共同兴趣、信奉共同的宗教信仰或甚至仅仅是为了以一种最适合他们的倾向或幻想的方式打发他们的时间。最后，每个人都有权对政府的治理施加某种影响，或者通过选举某个具体官员，或者通过代议、申诉或要求，对这些，当局或多或少必须投以关注。 (康斯坦特，第311页) 。
现代自由观是于宗教信仰多元化、生活方式多元化以及观点的多元化相适应的。在现代自由中，”各种人类心态都会出现”，一切是不可预期的。过程的规则是已知的，但结果确实未知的。此外，如此多的只有个人之间的互动导致的复杂结果并不是有意选择的结果，也不可能是。现代自由和自我指导全市个人性质的，而不是集体性质的。
那么这种自由将把我们带向何方？现代自由胜利了吗？我们不是看到了许多集体性自由观的卫道士的退却了，以及通过取消虚假的有意安排而带来的集权主义的崩溃？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甚至历史的总结？很难说。我不想讨论前现代和后现代恐惧的混合体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20世纪欧洲法西斯主义和想像出来的伊斯兰黄金时代的传统的混杂物 。那同样属于另一个主题。我向探讨的是那些承诺通过现代福利国家相当软弱的技术来给予我们真实、真正、更高、有效或实质自由之理论的重现。 【未完】
－－原载：《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2008-03-17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