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9日訊】我國政府把達賴喇嘛當成尋求分裂的國家的敵人，大多數漢人也對達賴喇嘛的非暴力和支持奧運的觀點持懷疑態度，而達賴喇嘛卻得到了大部份西方國家的讚譽和認同。到底是整個西方世界被達賴喇嘛矇蔽了，還是我們因為信息被扭曲而構築了盲目的仇恨？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作為一個支持奧運會和反對藏獨的愛國學生，更作為立志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分子，我都不希望看到漢藏兩族的同胞們僅僅因為缺乏必要的溝通而相敵視。帶著一些疑問和建議，我於4月24日中午在科蓋特大學的一所私人住宅內見到了達賴喇嘛。
其實在三月下旬，在網路上悲傷地目睹了拉薩的混亂後，我和幾位朋友即在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大樓組織了一場關於西藏問題的研討會，不僅邀請了達賴喇嘛駐美代表、藏青會美東負責人等西藏人士，也有哥大的西藏研究教授，還有代表中國政府觀點的分析評論家等人，因為我們相信若提供一個自由的平台，讓不同身份、背景和視角的人士進行平等和冷靜的思想交流，是化解有可能存在的矛盾和誤會的最佳方法。在這場持續了3個小時、將近有180人到場的會上當然也有幾位我自己的同學和朋友。在那時他們就希望看到達賴喇嘛能夠明確地表達對奧運會、對獨立或自治以及對藏青會等問題的態度。
所以在4月22日，我和一位朋友駕著沒有導航系統的車，曲折地在高速公路系統上摸索著。但幸運的是我們按時趕到了科蓋特大學，在那裏達賴喇嘛正在舉行一個關於”幸福人生”的演講。據說一共只有三千人的科蓋特大學，在演講大廳裡擠滿了將近五千人。坐在兩塊碩大屏幕之間的舞台上，雖然有時夾雜著可以理解的語法錯誤，他活潑而充滿誠摯的談吐顯示出過人的敏銳和反應能力。在長達兩小時的談話和問答過程中，幸福、寬容、理解、憐憫和同情一直是他的主題。在五千人帶著滿足和愉快的表情慢慢走出會場時，我看見場外大約二十多名中國同胞們正激情地喊著”我們是一個家庭，不要拆散它！”可惜因為感冒，嗓子乾燥嘶啞而讓我無法和同胞們有著更多交流。但我想在見到達賴喇嘛本人時，我一定會問他我們所關心的一些尖銳問題的。
24日早上9點，在科蓋特客棧，一個擁有著古典裝飾的美麗旅店裡，達賴喇嘛在會見了科蓋特大學的佛教學生後舉行了一場中文記者信息發佈會。走進小會議廳時，他熱情地和每一個記者握手，包括新華社在內有大約上十家媒體出席了會議。有位女記者誤將哈達戴在了達賴喇嘛的頭上——按照習俗，晚輩在敬獻哈達時是應該放在長輩手中的。在大約一個半小時的招待會上，他闡述著非暴力的理念，全面支持漢藏大團結，支持維護社會穩定，也不爭取獨立，支持奧運會並希望到北京觀看奧運會。
終於在中午12點時，代表處的工作人員帶著我們走近了一座鄉村別墅，在20米開外的入口處，裝扮酷似007的幾個便衣警員非常友好地給我們進行了安全檢查，當他們問我在哪兒讀書時，我也”毫不客氣”地反問他們在哪兒工作——原來並不是傳說中的CIA特工，而是隸屬於國務院的。在門口，達賴喇嘛和一位同樣穿著藏袍的高僧以及代表處的工作人員親自迎接我們的到來。按照藏人的禮節，我與他握手、向他敬獻哈達後，他用中文說著”歡迎”邀請我坐下來。我提到當前全球圍繞西藏問題各方情緒高漲的根源也許在於信息的局限以及缺乏和漢藏人民尤其是青年之間將心比心的交流，並希望能聽聽他的意見。
達賴喇嘛覺得，在這些事件中，雙方都過於情緒化，並從歷史角度解釋了藏人的不滿情緒的成因：在元朝以前，西藏一直保持著相對的獨立，並不屬於中原政權。自元朝以來，從西藏人的視角來看，和中原的關係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央與地方的從屬關係，更像牧師和貴族那樣作為精神導師；而且在1949年以前，藏人是不用（向中央政府）繳稅的。後來，西藏名義上在中國政府的管轄時，在兵荒馬亂、軍閥混戰的年代，其他省份的中國人有時候會來西藏搜刮一些錢財，甚至產生衝突，會燒燬一些寺廟。即便如此，西藏人的傳統生活方式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1949年以後，解放軍進入西藏，新政府顯然更強大，更有組織，可西藏人生活的每一個層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影響和控制。1956年開始了（土地）改革，改革當然是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然而所使用的那種殘酷的階級鬥爭的手法卻很難以讓藏人接受。與中國內陸地主和農民之間的剝削關係不同，在西藏，大多數地主和農奴相處基本融洽，就像一家人中長輩和晚輩之間的關係。因此在改革開始後，地主被投入監獄，農奴被要求毆打地主，而農奴在這種情況下卻常常保持著沉默，甚至哭泣。簡而言之，在西藏的改革中所使用的方式和在中國內陸所使用的方式是一樣的，而這種粗暴簡單的方式並不適合西藏的實際情況。因此西藏人才開始產生怨恨，才有起事的開始——從西藏到56、57年的（原）西康，並在57、 58年蔓延到整個藏人居住區域，其間有不計其數的西藏人失去了生命。而中國士兵也估計至少有幾千人陣亡。達賴喇嘛感歎道，”我想對所有人來說，這都是一幕不堪回首的悲劇。”
在1954年，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同作為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去了北京和其他幾座城市，並見到了幾位領袖。達賴喇嘛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非常虔誠、非常動容，他說：”毛主席親切地坐下和我緩慢地交談，儘管不時有點咳嗽。我也有機會去參觀了很多地方，包括一些重工業——從幼年開始，我就非常喜愛各種機械，所以我對大工廠都很感興趣。在地方，黨委書記、副書記、省長、市長和我們一起宴會乾杯，暢飲茅台酒，儘管我不能喝酒。我們見到了各級官員還有很多黨員，很多都參與過長征。在那時，我也對馬克思主義非常有興趣，所以當我在北京時，我對共產黨的官員說我希望加入共產黨，他們告訴我’等一下，等一下。’1955 年夏天，我從北京離開，在回西藏的途中，我見到了張國華司令員，非常棒的好同志——張國華同志，他正在拉薩去北京的途中。我告訴他，去年在這條從拉薩去北京的途中，我內心充滿了疑惑和不安，而現在走著同樣一條道路，回到西藏的途中，我卻滿懷著信心和希望。”
“在那時，不僅僅我願意加入共產黨，還有幾百西藏人那時就加入了共產黨。在30-40年代，我知道有一個西藏共產黨人，來自於我的故鄉，他的鼻子受過傷，自豪的告訴我們稱，這個鼻傷是打日本人時弄的，他參加過中日戰爭並是共產黨游擊隊的一員。至於我，雖然不是黨員，但幾乎就是個候補黨員。國民黨、清政府總是把我們當成少數族群看待，但這些中國人，這些非常有革命精神的共產黨員，和其他中國人不一樣，非常獻身於構建社會主義、平等和兄弟民族間的團結。所以包括彭措饒傑等人都對自己是共產黨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員而感到非常自豪。毛主席自己在’17條’（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協議的簡稱）中，有一條就提及軍政委員會，我們雖然很害怕’軍’這個字，但我們看到 ‘自治’的框架時都非常高興。1956年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了。外交部部長陳毅元帥，是他第一次強調統一的自治區，現在我們提到的”所有的西藏藏區”的意思，當時就是陳毅保證的。”
從達賴喇嘛的談吐和感情流露來看，他是真誠地緬懷著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並且非常珍惜和中央政府的關係。對於一個絕大多數人把達賴喇嘛當作神來敬拜的廣大區域，至今沒有發生長期、大規模的流血抵抗和衝突，沒有達賴喇嘛非暴力的巨大影響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另一方面，如果我國政府能夠更進一步認識到部份藏人的不滿情緒也是事出有因這一實際情況，從而在處理西藏具體事務上多一些靈活性，”那麼藏人對漢人的忠誠會自然的到來。”
就在這時，代表處的工作人員提醒我們時間不多了，達賴喇嘛馬上要前往機場啟程離開美國。我得趕緊進入下一個話題，也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那就是尋求創造多元化的渠道加深漢藏民間的溝通和交流，也是真正的民族大團結所必需的。我向他提議創辦一個網站並組織漢藏學生公開信互寫活動，中英雙語，全世界都可以看到，還可以在美國具有影響力的電視台舉辦漢藏學生電視辯論。他表示此類想法非常好，這樣在危機到來時，大家可以相互討論瞭解情況，而不至於相互敵視或仇恨。同時我還提及我的一個電腦工程師朋友志願拍攝藏人在印度定居點的生活的記錄片，他都非常高興並要代表處給與充分支持。他還接受建議出國訪問每到一處都爭取組織和當地最普通的中國學生和移民進行見面座談，交換想法，消除偏見。
甚至在大藏區的問題上，他也持著非常大的討論餘地。我建議他在有生之年不惜一切代價回歸西藏，若出現雙達賴的情況，不僅對漢藏兩個民族都沒有半點好處，而且由於他非暴力的影響力消失，暴力局面的出現是全世界人民都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在處理大藏區的問題上，可以靈活一些，甚至放棄大藏區的主張。他告訴我說，雖然他本人並不反對將討論局限在目前的西藏自治區範圍內，可是其它藏區的藏人把所有的信心、支持和希望都投入在他身上，再說就從文化和感情的角度來說，西藏和其它藏區的居民也是無法割離的。在他看來，他所希望的只是藏人居住區的內部事務由藏人自己決定，西藏地方政府由懂得藏語和藏族文化的藏人來擔任主要職務，對於文化和語言的保護更能起到積極的作用，僅此而已。而他自己若回到西藏，不會擔任任何職務，將完全進入退休狀態，把個人的權威和影響力完全交給當地政府。我想，既然我國政府極具政治智慧地解決了香港、澳門問題，保證了港澳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對西藏的政策是否也可以從中有所借鑒。在達賴喇嘛幾十年反覆重申絕對不尋求獨立的保證下，這種藏人治藏的形式應該有很大的商討空間。即使有些有爭議的細節難以很快定奪，任何富有建設性的對話和交流也都是大有裨益的。
由於時間關係，我準備了9個問題最終只臨時挑選地問了5個：
1. 你尋求獨立嗎？為什麼？他非常堅定的回答”不！”，因為”為了我們自己的幸福。經濟強大的中國能給我們巨大的幫助，讓600萬藏人過上美滿的物質生活。”
2．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在4月8號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達賴喇嘛是農奴制的頭目代表，農奴制在舊西藏融合了政治和宗教。達賴喇嘛所尋求的’中間道路’目的是恢復他自己的’過去的天堂’，讓百萬自由的農奴重新回到過去的黑暗的桎梏。”所以我的問題是：你尋求神權農奴制嗎？他笑著說，”我覺得這麼多年以來，幾乎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決不會去恢復舊的制度，早在1969年，我就清楚地表示過，甚至’達賴喇嘛’這個角色是否繼續存在，都由人民自己來決定。”
3．中國媒體把藏青會描述成一個支持暴力的恐怖組織，並且指責您和藏青會在演雙簧來共同分裂中國。您如何解釋您和藏青會的關係？達賴喇嘛回答說：”在最初，我們覺得’（西藏）青年大會’作為一個青年組織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其他任何社區的青年組織那樣，青年人是未來的基礎，可是在大約1974年，我們已經肯定，遲早我們會回歸中央政府，所以’獨立’根本就不是我們所考慮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尋找一種’中間道路’，即不是現在的情況，也更不會是’分裂’或’獨立’。可是漸漸地，藏青會變得越來越批判我們不尋求獨立和分離的立場，所以從最初開始，當然他們也是藏人，也是佛教徒，也經常會來見我，從最開始我就一直清楚地向他們表示，你們的立場和我們的立場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也經常批評他們，認為他們的立場是不現實的。”
4．當您轉世以後，而新的達賴喇嘛很年輕時，誰會接替您對非暴力”中間路線”的倡導？另外，您認為中國現在西藏人接受官方的班禪喇嘛嗎？ “希望今後的發展還不至於涉及到我的轉世這個問題。可兩個班禪喇嘛這個問題，我覺得藏人大部份內心對官方的班禪喇嘛並不是非常忠誠，所以對漢藏的共同利益而言，最好能避免類似的爭議。”
5．中國對西藏在近50年有很多投資，在你看來，中國和國際社會今後最應該把經濟資源用在哪些方面？ “基層的藏族群眾應該能夠從中獲益，這一點至關重要，比如，在地方應該興建更多的醫院、學校和其它經濟項目。”
在會面結束後，他拿著奧運T恤衫真誠地說：”我拿著這件衣服感到非常高興，因為從最開始，我就一直支持奧運盛會應該在這古老的、人口最多的國家舉行——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並用藏語揮筆寫下：
祝願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中國輝煌發展，從而為全世界的和平進程做出作卓越的貢獻！
達賴喇嘛
2008年4月24日
回學校以後，藏語教授告訴我說，達賴喇嘛的這封信中所用的”中國”一詞是來自於漢語拼音的詞彙”zhong guo”，特指包括西藏在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並沒有使用藏文中原有的”中國”（Gyanag），代表傳統的不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
這次大約75分鐘的會面我感受到了達賴喇嘛的誠摯和熱情，他對非暴力的倡導、對奧運會的支持和對不尋求獨立的承諾都和他在西方世界的一貫言行是一致的。作為一名80後的普通留學生，至少在我看來，今後西藏的未來不僅僅需要我國政府和達賴喇嘛的共同對話和商談，消除誤解和仇恨並促進真正的漢藏大團結更需要兩族人民之間不斷的溝通和交流，而這也是我此行的根本目的。
孔靈犀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拉丁語和古希臘語專業大四學生
2008年4月26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