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0日訊】 經濟寒冬下的香港，依靠商業廣告生存的媒體當然無法置身事外，幾家大機構，如無線電視、南華早報等已經進行裁員。但是更引發關注的是有超過50年曆史的香港亞洲電視（簡稱「亞視」），最近鬧出一場風波，有人形容為「鬧劇」，然而如果透過表面的「鬧」，內中所反映的實質問題，難道不是香港某些媒體的苦澀與無奈﹖
亞洲電視的前身是麗的電視，創立於1957年，是香港第一家電視台，到1982年改名為亞洲電視，也因為經營狀況一直欠佳而換了不少次老闆。也因為它是早年香港兩家免費電視台的其中之一（另一家是邵逸夫的「無線電視台」），而無線電視台的邵逸夫早年以親台灣著稱，所以中共一直想插手亞視。1982年遠東集團主席邱德根收購麗的電視並改名為亞視，大力開展改革後，北京在第二年就委任他為全國政協委員，並且破天荒允許亞視製作的若干電視劇在廣東播出。
1988年亞視再次數度易手，與中國也愈走愈近，新老闆的中國官銜也如影隨形，97後甚至由中國人士直接經營管理，以及乾脆中資入股。而中國內地也更多的讓亞視節目在中國播出，並給予廣告。但是每次耗費鉅資的「改革」與中國的「救濟」都難擺脫虧蝕的命運，因此也就不斷易手。最近易手後的「改革」因為出現某種「戲劇性」而被稱為「鬧劇」。
2008年12月4日，亞洲電視在與中國關係密切的查懋聲家族入主18個月後宣佈再次更換高層管理人員，委任電訊盈科前副主席張永霖及城市電訊創辦人兼主席王維基，分別出任亞視執行主席及行政總裁。大股東查懋聲家族希望藉這兩名公司醫生的經驗，將多年來累積蝕逾50億元的亞視，可以「死馬當活馬醫」。
這兩位是何方神聖﹖張永霖一生工作經歷簡單，他於1971年香港大學畢業後就加入國泰航空公司工作23年，最高擔任國泰航空副董事總經理。1994年，他轉職至香港電訊，擔任行政總裁；2000年，他幫助李澤楷（香港首富李嘉誠次子）盈科數碼動力。併吞香港電訊合併為電訊盈科，他出任副主席至2004年2月，因為自感被冷落而以「青樓名妓」自況。然後他轉行做唱片騎士，在香港電台主持節目「張永霖的世界」，聲稱只談風花雪月，不談商業；他還擔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董事局主席。王維基則是80年代畢業於中文大學，30歲時由加拿大回流香港創辦城市電訊，2000年拓展寬頻網絡服務，成立香港寬頻。16年的電訊事業當中，他經常以「出位」的廣告宣傳，以及層出不窮的大幅度折扣戰的市場策略，多次挑戰香港的「電訊龍頭大哥」的電盈，甚至惹上官司，因而號稱「電訊魔童」。
王維基上任後，第二天晚上就視察新聞部，當時表示新聞要「發圍」（突圍），因此必須「砌政府」，也就是監督批評政府。接著有內部會議透露，他主張走新聞節目娛樂化的道路。亞視並非沒有走過這條路。9年前起用台灣八卦週刊「獨家報導」創辦人沈野做行政總裁時，已經走這條路，但是行不通。但是看來關鍵不在於是否娛樂化，而是新聞節目要扮演甚麼角色，而王維基表示要擺脫「中央台」的角色，也就是不能充當政府或黨的喉舌。他更引用美國候任總統奧巴馬的口號「Change」，揚言要來一場翻天覆地的改革，並有4位高層人士辭職。
據報導，王維基有以下的說法得罪北京，導致上任沒有幾天就被迫下台。「如果亞視要變成國內台，我冇興趣。亞視係一個香港人鮋電視台。」「我好憎靠人懐（家），香港人唔應該成日問阿爺№（向北大人拿東西）。」「即使有北面支持，我都唔要。因為咁（這）樣並非長遠，我唔要短暫光輝。」「好員工係同一諗（想）法。你要做紅色中央台？請你離開。」
上面的言論句句對著「北大人」。在目前政治環境下，已經很少媒體的言論敢於如此針針到肉的指向北京，即使所謂「砌政府」，也只是批評特區政府，而不敢砌北京。而有中資介入，並靠中資廣告養著的亞視高層竟然發表對北大人如此不敬的言論，王維基如果不下台才是奇蹟了。因此王維基12月12日才在報章專欄中表示，一定要制止亞視被標籤為「CCTV10台（中央10台）」，因為新聞台是電視台的重要命脈，個人非常重視，希望中層管理人員明白，應保持開放的心態和前線員工討論，並聽取他們的心底話。但是12月15日，執行主席張永霖指「兩人在處事作風上出現重大分歧」，並已接受行政總裁王維基的辭職云云。
當然，表面上，王維基的辭職似乎是選美會上發表了出位言論，涉嫌性騷擾，因為有報導說，王維基接見5名應屆亞洲小姐時，曾向其中2人提出有關對方胸部真偽和身材大小的問題，引發輿論嘩然。但對「青樓名妓」來說，性騷擾算得了什麼？何況我們知道，根據中共的標準，這只是「生活小節」，對抗、污蔑中央台與藐視北大人才是原則問題。總之，王維基魔高一尺，北大人可是道高一丈呀。
目前香港媒體的確處於某種困境。如果對北京與特區政府一味唱好，也就是「報喜不報憂」，讀者與觀眾就會流失。因此有些媒體只批評特區政府而不批中央政府，走鋼絲求平衡，但是這樣做難度很高，因為特區政府是執行中央的政策呀。在討好北大人而又要營造「砌政府」的形象，往往對特區政府的批判要特別激烈，有時特區政府蒙受不白之冤，導致特區政府手忙腳亂，威信盡失，也等於挖了北京的牆腳，只是由下面來承擔而已。這並不符合媒體的專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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