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7日訊】中國出土古玉可分為現場科學考古挖掘和非現場挖掘（泛指在流散中的真品）的器物（以下簡稱為現場與非現場器物），富有特色的是：凡是體制內「出身」的器物，相互間都須具備包容性，否則就無法有效地研究。收藏與研究好比是對孿生的兄弟，相互之間血緣相通心心相印，但稍不留神就難以分辨乃兄乃弟。作為研究是為了保障收藏的質量，正是如此，看待現場與非現場器物更需要相互借鑒，因為這兩者是與收藏休戚相關的。對於研究不僅深受學院派們的青睞，也是傳統派們所掌控的強項。現在這兩類器物的研究經過長期的「磨合」，已經日益趨向成熟的領域。
從事出土古玉收藏與研究者，首先要在學習鑑定的基礎面上展開。談起鑑定往往受制於自身能力上的大小與否，主要凸顯於思想與方法上，其次才是社會實踐。籠統地講：思想方面所指——人類思維方式最常規的是依靠思維中的辯證法，對事物作出綜合辯證的判斷；方法方面是指——為了解決事物錯綜複雜的疑難性，需要拒絕事物表象的虛假外延，保障認識事物本質的真實性，為梳理其條貫而使用的各種方法。我們知道社會實踐的含義較廣，可以從正規的「科班」專科教育中汲取知識，也可以從專業培訓中掌握技能，更可以從市場中的實踐操作得到提升，應該允許三者殊途同歸於一個基本點，即對事物本質的認識，還要增加去偽存真的能力。對自然人來說，衡量他（她）的理性程度究竟屬於一般性的心得體會、經驗之談，還是能夠歸於完整的體系性理論或與實踐相關的範疇，那就要看他的理論是否與實踐緊密結合，並經得起實踐的檢驗，這是十分重要的衡量標準。從社會各層面來看，各地區已經為我們開放了社會性公共設施（如博物館、圖書館等），市場也會在有償或無償服務之下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特別慶幸的是我們已經跨入了信息時代，從漫遊網絡世界也能博古通今，最關鍵在於瞭解自己的目的，把握好所運用方式方法的實際效果。
一、我們需要回顧歷史，期盼著溫故而知新
在中國開創考古專業中，有位大師級人物叫李濟（1896—1979），一生清貧嚴以律己，是位了不起的考古學家，更是值得我們敬仰的歷史人物（請閱附圖）。1929至1936年間，他多次到安陽進行考古挖掘殷墟甲骨文，後來又用英文撰寫了《安陽》專著，今天仍為世界考古界所看重，並成為他的自傳，也成了為殷墟甲骨文作的傳記。他是中國留學生中第一位學習人類學與考古學的人，在台灣大學創辦了「考古人類學系」。為此他一生自律，不曾收藏一件文物或古董，從當時兵荒馬亂的時代來講，有必要帶頭起到表率的作用，該習慣在考古業中一直沿襲至今。但是現在的時代背景不同了，社會法制建設已經得到初步改善，繼續遵循這一慣例是否再有意義？那麼因循守舊有這個必要嗎？這是有待於今人商榷的問題。為此筆者向業內著名考古專家Z君討教，「為什麼你不去收藏些真品器物」？Z君說：「這是行業內規則」！接著又問「有何明文規定」？他回答「沒有」！甚感惋惜的是Z君為此「埋單」了，那就是明顯缺乏社會實踐，即不瞭解市場內真贗之品的變化，又把自己的辨偽能力推向被動面。類此情況比較典型，關於考古從業人員缺失市場實踐的能力，現在仍然屬於極為普遍的現象，並且涵蓋著整個考古業。當今我們處在與時俱進的年代裡，再去墨守陳規那就不是一件好事了！
早在民國時期（1941年），原係舊中國著名搞跨國文物的盧吳公司，算得上是我國聞名遐邇的。是當時從事鑑定出土古代文物的出口企業，這都是依靠民間經營或收藏中的「高手」開展業務的。可是那個時期還沒有大規模出土文物的實例，人們無法認識史前紅山、良渚、龍山等各文化時期的器物，即便是「高手」仍然缺乏鑑定新石器時代文物的實踐經驗，根本無法形成總攬籠絡之下的高等級技能性鑑定的經驗與能力。由於受到時間、區域等各種方面的局限，況且那時代缺乏系統性的確認指標，即便後續中產生的接班人，也不值得尊奉為無上權威，所謂的「高手」僅是傳統派中過渡時期的人物，因而再成為學院派們從事鑑定工作的領路人，勢必導致學院派在以後鑑定工作上的缺陷，而今天現實之中學院派的鑑定能力，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所造成的被動局面。事實證明：擅長出土古玉鑑定的屬於後來居上者，說由官方壟斷出土古玉鑑定的技能簡直是天方夜譚，傳統派們不禁要對此失聲大笑，因為我們傳統派才是有承繼性的，是鑑定出土古玉原創的開山鼻祖，而且只有我們傳統派才能掌控此項獨門絕技，在這種特定背景的歷史條件下所產生的社會效果，那裏容納得了紙上談兵者？現在由學院派獨攬的鑑定工作，這一弊端危害很大，恐怕還不分社會環境呢，正因他（她）們漠視了非現場器物的存在，對社會幾乎是場災難，使國家流失了數不勝數的真品及精品！而傳統派倒可以拿出勝過國家文物系統（即博物館收藏品）評定的一級文物的器物，甚至有的私人收藏不乏擁有絕品、孤品，這樣才能真正算得上收藏中的高度所在。
再說1993年3月13日，在北京故宮博物館的漱芳齋，有件原清內府藏品——乾隆倒款的良渚方型玉琮，該器物經中國文物學會玉器研究委員會理事們一致認定為真品（註：摘自汪正國：《良渚文化鑑定叢談》，《長江文化》2000年第一期）。結果被原上海博物館玉器部張明華先生在著作中多次否定，理由相當充分並且真實有效。2003年暑期筆者進京參觀後才知道，真有這樣一件贗品在公開展示，可是這件仿品連改製件都不及，怎麼可能是良渚文化的真品器物呢？說容易了對此類仿品在一米外就能斷定，卻意想不到理事們會因此產生鑑定上的障礙。問題是清中期弘歷年間，連乾隆皇帝都在玩假的古玉，無非是明擺著：對古玉鑑定中沒有絕對的權威，卻有著相對的專業性，張先生無愧於研究良渚文化的專家，他已發揮了學院派中前所未有的作用。筆者無意褒貶國家鑑定委員會成員的能力大小，但在這一客觀事實的面前，足以動搖國家級專家們所擁有的權威性。
二、收藏非現場的器物，也有其自身存在的難度
所有玉器都屬於天然生成的礦物類材質，致使大家對出土文物中古玉的鑑定，一直缺乏直接有效的科學檢測手段。學院派們只能依照現場科學考古挖掘器物作為標準器，以此表象構成的條件再來衡量非現場器物的真假，這樣簡單的做法不免太教條主義了。不從每件器物不同的實際情況出發來考慮問題，單從現場科學考古挖掘物中談及器物真贗，已經成為考古鑑定中的悖論。從真品器物中拿出的器物說成真品，這連三歲孩子都能辦到。學院派談鑑定基本上都不會自己去從事收藏，他們往往把規模遺址挖掘中的器物作為衡量標準，錯誤地否定或忽略普通墓穴挖掘中一般器物的存在；只注意典型器物在事物外延中的認識，卻忽略了器物中現象與本質上的區別。提倡按圖索驥來對號入座，明顯缺乏市場實踐中應有的經驗，這樣不但造成了個人形而上學的積習難除，而且對於掌握行政實權者來說，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與危害作用更大，甚至阻擋了整個社會認知能力的提高。可以預料按照這樣發展下去的趨勢，不是搞專項鑑定的壁壘就是涉嫌偽鑑定的可能。
對於鑑定，整個社會一貫缺乏公信力的標準，社會層面極易出現負面影響。近年來上海流傳著一則小道新聞，據講有家餐飲業經營得非常出色，忽而引發老闆的一時異想，希望展示出企業文化的魅力，於是毫不在意地投入千萬資金購買古玉。該設想倒是十分優秀的，但是在無良「知識資本」的「指導」下，結果導致收藏的器物幾乎都是贗品，最後經過香港大收藏家S君的核實，筆者才敢信以為真。當然，當事人在承擔慘痛教訓的同時，必須注意：企業資本與知識資本結合時的可行性。不能識別某種形式的誤導的結果，只能成為一次莫名其妙的「幫困扶貧」。民間收藏要講求規避風險，若以盲目收藏寄意於投資回報，無疑就是海市蜃樓。
三、鑑定、研究現場與非現場器物，這是能夠填補空白的實踐
開始學習鑑定出土古玉，就應該圈定在市場內「跌爬滾摸」，從而觀察假貨比對真品器物，積累非現場生坑器物的盤變經驗。要是僅設定在博物館內的觀摩，那麼今後看任何器物都會成假的，因為博物館展品好得太典型太出色，使得一般性的真品器物無法比擬，最遺憾的是不能讓參觀者上手，缺少觸摸感覺上的體會而成了霧裡觀花。接著需要審視學院派與傳統派的差異，然後才能「擇其善者而從之」，這樣所走的彎路也相對較少。現在傳統派的鑑定準確概率要大大高於學院派，而且能把依據與理由說得一清二楚。學院派通常憑藉事物表象與感覺作出判斷，由於被鑒物的局限性很大，鑒錯率也就更高。正因為相關知識的私密性較強，所以存在著相對方的競爭，這樣可供接受的認知程度難免更小。故學院派與傳統派在鑑定技能上的較勁，勢將成為一場沒有硝煙的、優勝劣汰的、社會競爭性的「戰爭」。
無可否認的是現場與非現場的器物，這兩者在本質上應該是沒有區別的，所以在政策設定與行政措施上不能厚此薄彼。當前必須克服體制內種種的陳規陋習，特別在考古鑑定專業中極其需要解放思想，以開創性理念來指導具體研究。現在的科學技術力量已經到達日新月異的地步，我們完全可以藉助於科學先進力的能量，經過高分辨率的攝影成相與高保真的印刷質量，把現場科學考古挖掘器物真實性的本質面展示出來，以非現場器物中被大自然烙上的歷史性痕跡作為比對，再把被鑒器物上所存在的痕跡，就其相同與不同點的差異予以甄別，排除一切的人為因素，以條貫形式加以分門別類，那麼，很容易形成系統性的確認指標。也就能為現場與非現場器物在研究與鑑定中提供可共享的依據。
總之，對於收藏與研究筆者自有看法。鑑定是個關鍵，要是鑑定缺乏真實性與高度，就會直接影響收藏的質量。鑑定理論不能結合實踐，不能透過事物的現象深入研究其本質的話，那都是一種無能量的收藏與研究，只能按紀實形式讓高額的流通貨幣交換為普通商品，最後給人帶來萬般無奈的痛苦回憶。（正文共385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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