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上)

李天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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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一體

「德」 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它和「道」字組成一個整體,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中國五千年輝煌的傳統文化只是追求一個德字,講究一個德字,不論是儒家、道家,還是佛家,它們各自的文化都是建立在德字上。古代「得」與「德」相通,「得者,德也。」得甚麼?得的就是對宇宙真理──道的同化,凡是符合道的「得」 都是「德」,不然就是無德。

古人云:「道之在我之謂德。」古人把德與道直接相通,德是內在於人的道。德從道中來,德是道的體現,是道在不同層次的標準和要求,同化宇宙真理就是一個「得」者,就是一個大德之士,一個得道者。自古以來,道德一體,修道就是修德,修德就是修道,道德是一而不一,二而不二,不可分連。老子在《道德經》裏也已經把這個道理講清楚,老子說:「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意思是最大的「德」,就是「道」的體現和作用。

中華文化一開始就把道與德緊緊結合在一起:《易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天行健,君子從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禮記》中稱:「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些中國文化的經典名句,每句都是道德一體的體現。可以說,中華文化是道德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充滿著道德一體的精神,不管是本土的道家和儒家,還是外來的本土化的佛教,都是體現於這一精神。中華文化要求治國、治家、治身都要根據道的準則,「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余;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道德經》54章)這樣使社會「道普德溢」,天下仁愛太平。這是儒、釋、道三家的理想,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千百年來要達到的社會境界。

(一)

中國古代的聖人們,從三皇五帝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體悟和遵循大道而行的人,歷來被奉為有德的人,他們開創的社會都是不同歷史時期中最美好社會。而今,歷史已經遠去,遠古的傳說和文獻早已湮滅難覓,現在的人已經很難體察和理解那些時代的美好,和那些時代人們所追求的高尚的道德理念和人生價值。如今,人們只能從周公和他所開創的周朝社會中看到一些端倪。

在古代的聖人中,周公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個偉大的道德家。他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罰」的思想,成為周朝最重要的治國綱領。周公說:「不可不敬德」,一定要「自敬德」,並且必須「疾(急)敬德」,只有發揮「德之用」,才能永保天命。(《召誥》、《無逸》)

周公深切地認識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不講親情,只有發揚仁德的,才會得到天的庇佑),道德是立身立國的根本。因而,周朝把道德的完善看成是治國的第一要義。周人推崇先王的德行,他們編寫的《詩經》中津津樂道地頌揚從後稷、公劉、古公、到文王、武王這些先祖們如何有高尚品德,如何進德修業,以德興國的事蹟。他們把文王的仁政視為榜樣:「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的神靈在天,啊,神靈顯赫在天上。《詩經.文王》)

周朝這些聖君賢臣的德行,也歷來被後世的炎黃子孫堪稱為人生的楷模。周公的以德立國的思想,是周朝的主流思想。在周朝社會中,人們所追求的道德功業和道德人格成為這個社會的人生理想,被各個階級的大多數所認可,甚至成為下層社會成員共同追求的目標,人人追求道德,堅守道德,發揚道德,甚至把道德高於自己的生命,「殺身成仁」成為道德準則,整個社會處在道德的氛圍和環境之中。

在西周的一些早期文獻中,已經初步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德治思想。周人對德的自覺和對德的認同,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周公在歷史上另一個偉大功績就是「制禮作樂」。周公在「損益」殷禮的基礎上使傳統的禮制、禮儀,嚴密化、系統化,從而在整體上達到一個新的水平,創設了適合當時社會的優秀文化制度,其具體內容包括一系列社會、政治等制度,還有一系列相應的道德倫理規範和文化教育的方式,形成一整套完備的典章制度,稱之為「周禮」,或「周公之典」。

周朝的禮樂文明,一直被視為後世社會的典範,被認為是上古社會的鼎盛時代,孔子讚嘆曰:「」“周監於二代,鬱鬱於文哉!吾從周。”(周朝借鑒夏商二代的禮儀制度,多麼豐富多彩啊!我贊成周朝的禮儀制度。《論語.八佾》)

禮是道德的表現形式,周公通過禮儀規範人在社會中的行為,使人保持德行,與天道合一。因此,王維國認為周朝制度的變化「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周公製作之本意,實在於此。」

梁漱溟更以「周孔教化」為「以道德代替宗教」的文化,以歷史上的中國社會為倫理本位的社會的思想,與王國維的看法相一致。近代王、梁兩位著名學者的觀點指明了周禮和周朝文化的實質。周公主張「明德慎罰」,提倡「德治」,「制禮作樂」,實行「禮治」。這正是孔子夢寐以求的「道(引導)之以德,齊(規範)之以禮」的治國理念(《論語.為政》)。

周朝社會所以能綿延八百年,正是貫徹周公的治國理念。在這樣的社會中所產生的豐厚的道德土壤裏,必然會造就出一大批社會道德精英和一大批社會的中堅,他們中的大部份人有深厚的知識和極高的道德素養,有判別是非的能力,有從事政治的才幹和實踐道德理想的勇氣。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溫文爾雅,是社會道德的表率。在社會和國家危難之際,他們力挽狂瀾,正禮樂,定制度,銳意改革,在周王室,在各諸侯國中,顯現他們的特殊才能。

例如周厲王、周宣王時的邵穆公、仲山父,周平王時的鄭武公,周定王時的單襄公,在各諸侯國中有孔子、管仲、鮑叔牙、寧戚、曹劌、藏文仲、叔孫穆子、狐偃、趙衰、趙宣子、韓獻子、範文子、魏絳、祁奚、叔向、趙襄子、申叔時、伍舉、文種、范蠡——他們都是那個時代所造就的大德之士,在那個時代創造過非凡的功業,留名後世。

在他們的周圍,還有一大批同樣具有道德情操的懿行之士的群體,同他們一樣追求人生的價值,同樣泛射著君子人格的光輝。正是這一大批社會精英和社會中堅,奠定了後來中華文化人格的始基,他們的高尚的道德人格在歷史的過程中越來越突顯出來,他們的道德精神永世長存。周朝道德盛世令人追懷。

周公作為那一時代的精英群體的傑出代表,他的人格魅力和品德更是舉世仰望。孔子說,像「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這樣的境界,連堯、舜都恐怕達不到,但是,周公做到了。周公以自身的品格、道德、理念、才能和成就,為中華民族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典範,這是他對中華文化的巨大貢獻。

周公和他的那個時代充份演示了道德一體的文化精神,是孔子以前儒道的輝煌展現,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儒家正是在繼承這一文化精神的基礎上發展的。這一文化精神就是中華民族的價值理念,體現中華民族和文化的終極追求和理想的境界,它是一個民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出發點和歸宿,它深遠地影響著中華民族心理結構和文化結構,奠定中華文化的基礎,它為中華文化的發展規定了方向。這個方向就是道德文化,它的特徵就是對道和德的追求。

(二)

《易經》被視「群經之首」,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源頭。但是《易經》與道德緊緊相依,道德一體的文化精神是易之本。《周易.說卦傳》認為:「聖人之作《易》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至於命(天命)。」

這是說,聖人作《周易》,是為應和順從道德,制定禮儀準則,深入研究事物的道理和性質,直至認識天命。同時,《周易.繫辭下》指出,伏羲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這是說,伏羲作八卦,用以傳達神明的德性,用以歸類反映萬物的情狀。以上兩句指明了,作《周易》、八卦的目的,是為了揭示道和德。聖人在製作卦爻像數符號的過程中,隱藏著宇宙的秘密,「立像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內心想法),繫辭焉以盡其言。」(《周易.繫辭上》)這裏的「盡意」、「盡情偽」和「盡其言」,都是為了揭示宇宙的秘密。

這秘密就是通過卦爻變化規則反映的「天命」和「通神明之德」。《易經》的宗旨是:「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易經》是聖人用來推崇道德,擴大事業的。)可見,古代聖人們的目的,是通過《易》規範人所必須遵循天道的道德行為,提高人的道德境界,達到安身立命。

因此,《周易》實質上是演德的,沒有德的人是無法演易,古代對卜筮的人要求很高,必須是德高望重的人,而且卜卦前要焚香淨心,契合神靈,不仁不義的人不能為巫師。《易經》告訴人如何分辨不同的境況,要求如何在不同的境況下修德合道,去面對所遭受的境遇,從而從困境和逆境中走出來,或者從順境中繼往開來。

《易經.繫辭下傳》指出:「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睏,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謙、復、恆、損、益、睏、井、巽等都是卦名,它們與人的道德直接相對,處各種不同的境地狀態,需要人以德相應對之,只有用德行對之,才能合易、合道,才能正確應對各種境遇,化解各種矛盾。天道和人事是一致的,《易經》深刻地體現出中華文化道德一體的內涵。

由於天象的變化和人類道德的墮落,《周易》對現代人來說必然是越來越不靈了,沒有道德的人是根本無法理解《易經》,更談不上對天道的認識,他們從《周易》中所獲得至多是些皮毛或雕蟲小技。只有大德才有大智,這個智是智慧,是對宇宙真理的認識和把握,是真正的大智大慧。沒有大德,永遠達不到大智,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所決定。

《易經.繫辭上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這是說,繼承一陰一陽的天道,就是善良,使天道具體化的是天賦的人性。可見,中國文化的人文本質和道德本性早就同時植置於《易經》之中,《易經》的展現就是中國文化人文本質和道德本性的展示。

--轉載自明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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