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0日訊】要談五四運動，不能不提到陸徵祥；一提到陸徵祥，又不能不為近百年來主宰中國歷史命運者的政治道德和精神素質而歎息。
陸徵祥是北洋政府外交部長，曾經在1915年代表袁世凱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為此背下”賣國”的惡名，是人生中一大污點。但1919年他帶中國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時力爭民族權益，最後拒絕在和約上簽字。當他率領代表團回到上海時受到萬人歡迎，被譽為”不簽字代表”。
當時很多中國人對巴黎和會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公理”必將戰勝”強權”，列強會站在中國一邊維護中國的權益。作為外交家，陸徵祥當然比一般民眾對國際政治的實質要瞭解得更多，對巴黎和會既有期望更有謹慎，但和會的結果還是讓他大失所望。不久他就辭去外交部長的職務，和比利時藉的太太在比利時定居。 1926年，太太去世後他皈依天主教，進了聖安德諾修道院當了修士。
放著外交部長不當，和外籍太太去比利時過平民生活，這已經遠離常情。當時的陸徵祥已經不再是那個簽署了二十一條的賣國賊，而是在巴黎和會上和列強周旋的外交家；何況他也沒有貪污腐敗，要攜款潛逃。他之所以退出外交界，完全出於對時局的失望，此外很可能也有個人心理和精神上的因素。而太太去世後他還是盛年，完全可以在世俗生活中找回事業和幸福，但他卻進了修道院，完全把自己獻給了宗教信仰和精神追求，這更是政治家中的異數。
但陸徵祥的循入空門，又並不是對塵世的完全隔膜。在修道院中他仍然關注著多災多難的祖國。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後，他在比利時主編了《益世報海外通訊》，介紹中國抗戰的，呼籲歐洲人民支持中國，抵制日貨。他在以「木蘭」為筆名的文章中寫道：「我們中國正在為捍衛世界的文明而戰……為了那些慘死於日軍屠刀下的無辜中國百姓，請別買日本商品，因為你們所付出的這些錢很快會被日本人變成槍炮來殺戮中國的婦女、兒童和老人。」抗日戰爭結束後，他對兩名專程從中國國內趕到比利時採訪的記者說他仍然沒有忘記他簽署《二十一條》給中國帶來的恥辱，要向國人懺悔，另一方面更對中國取得抗戰的勝利而高興，感慨「在有生之年得見國家一雪前恥」。
陸徵祥的辭職和出家給人們提供了一個不但有道德情操而且有精神追求的外交家和政治家的例證。外交部長是最唯命是從的，比那些地方大員要更少獨立性。陸徵祥簽二十一條，可以說是替袁世凱背惡名，但他始終對國家負疚；而在巴黎和會上，他卻違背了北洋政府的指令，力爭民族權益，為此一洗污名，但他卻從未覺得自己已經將功補過，從此可以政壇上一直混下去，而是很快就辭職了。
其實，和後來那些大大小小的給國家民族帶來災難的政治家和官僚相比，陸徵祥簽的那個二十一條還真算不上什麼，更何況這個賣國條約後來也沒有實現。而大饑荒時有很多省份餓死了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人，這個災難哪怕就是在最糟糕的殖民統治下也不可能發生，完全是極權政體下的人禍，但有誰看到一個獨當一面的省級幹部或者地市縣級幹部為此負疚辭職的?整個統治集團中只有少數幾個人有些議論，還在廬山上被一網打盡了。從那時至今，形形色色的災難和瞎指揮給國家民族帶來的損失，超過那個二十一條又不知多少倍了。而這個統治集團的政治術語中從來就沒有”辭職”，有的只是”開除出黨”。
在紀念五四的時候，讓我們也把陸徵祥這個歷史人物當作一面鏡子吧。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2009-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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