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村在統一村民的思想方面真正做到了共產主義中級階段的水平,實現了一元化的思維模式。而這一點,正是黨的最高領導們所夢寐以求的。所以,南街村的支部書記才能連續成為黨代表而得以向其全黨的同行們傳授經驗。但這個經驗聽起來簡單卻不太容易實現,因為這2千多人的一個普通農村所得到的5億元巨額貸款,是其它的鄉村所無法仿效的,所以也就只能在私下琢磨琢磨其貸款的來路,心裡罵罵...
社會萬象
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兒時盼年的心情消失了,也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中國新年使我越來越感到恐怖——……這實際上提供了一種國家主導的“中國新年恐怖主義”。更重要的是,這一國家行動掩蓋了造成民間搶劫案件頻發的社會原因——“搶劫性體制性”的問題社會化了,而且麻煩才剛剛開始。
當前勞動階級,所受到的剝削之重、所承受的稅負之高、所遭遇的苦難之深,比許多封建朝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如當今農民要供養世界上最為龐大而且流氓化嚴重的官員隊伍,受教育機會少,缺乏遷徙自由,缺乏社會保障,遭受政府岐視和"公家人"、城裡人凌辱等。總不能把這些苦難的根源,全都推給歷史吧?
此前有逃出朝鮮的難民和到過那兒的記者證實,近幾年的朝鮮餓死人數達200萬人左右。南韓有民4600萬,沒有餓死一個人的報道,兩想對照,難道還不足以說明金正日政權的邪惡和無能嗎?這200萬冤魂如今正在上帝座前打官司,金正日父子是第一被告,北京便當是第二被告。當北京把朝鮮當作對美國的一張有“強大威懾力的牌”時,請仔細看看牌上,那是一長串死者的“辛德勒”名單!
從常識和基本邏輯來說,“和平主義者”要反戰,那麼他們應該首先反對最早的發動戰爭者,而不是抵抗者。在二戰時,要反的應該是希特勒,而不是英美反抗者;在冷戰中,要反的應該是向全世界擴張的共產蘇聯,而不是遏阻共產主義的美國和北約;今天,要反的是屠殺了三千多平民的伊斯蘭原教旨者和製造大眾毀滅性武器的薩達姆政權,而不是致力反恐、要解除伊拉克武裝的美國。但這些反戰者的行為...
在逐步商業化的中國,很多方面都在變好,惟獨寫有“為人民服務”的地方,最好是能躲就躲,能不打交道就不打交道,原因很簡單,他們把你當人民那么一服務,十之八九把你服務到發怵,尤其當他們“全心全意”的時候。現在能見到這几個字的地方,有人民鐵路、人民警察、人民電力,人民政府等等,本人膽小,別的不敢說也不好說,單說說挂著人民旗號的一個小字輩:人民醫院。
“國家報復”是一種特別的原始、野蠻而強大的力量,它輕鬆地使我的兩個女兒無論如何也見不到她們日夜思念的父親。這就是我的“國家”,但如果國家是家的敵人的時候,這個國家的合法性在哪里呢?更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國家還有在全世界面前祝福它傷害過的每一個家庭,以掩飾“國家報復”、甚至依靠這報復攫取利益的那種醜陋不堪——我如何沐浴在這一“浩蕩”皇恩之中?
這些年中國每年的財政收入都比上一年度增收一千多個億,据剛剛召開的財政工作會議說,今年的財政收入又將比去年增收1800多億人民幣,中國的外匯存底也在逐年增長,除此之外,內債外債一年比一年借得多,四大國有銀行又是中央政府的提款机,以全中國人民的公產和儲蓄做后盾,無怪乎江核心朱老板的口气越來越粗、手腳越來越大。朱總理在法國講到台灣軍售問題時說,你們有什么好武器通通...
中國政府不是一個代議制政府。在這一前提之下,它根本不具備徵稅的合法性。因此,政府對劉曉慶的“征服”就不是“顯示出政府對貧富懸殊問題的重視”,而是顯示出政府對自己和劉曉慶之間貧富懸殊問題的重視。同樣,劉曉慶根本不是偷“大家”的錢,因爲沒有任何法律理性使人們確信,這錢在此之前的“國有”狀態就等於是“大家”的,或者被“政府”收上去了以後能服務於“大家”的利益。
讀者來稿/据江南時報11月19日消息,甘肅省永登縣反貪局局長把余龍被其頂頭上司——該縣檢察院檢察長宋宗敬一腳踢襠、正中要害,導致男性功能喪失。這件事發生于去年九月,已過去一年有余,打人的宋檢察長和被打的把局長都是當地“政法戰線”的領導人物,按說都是“懂法律”的人,可此案至今沒有進入司法程序,這是我們要關注它的第一點;此外,這兩人平時無怨無仇,也沒有官場權力之...
加拿大的溫哥華1986年舉辦世博以後﹐經濟就走下坡路﹐至今沒有恢復元氣﹐中國難道不應該吸取教訓嗎﹖盛極以後的衰落會衍生許多問題﹐這是中共好大喜功者一直不會吸取的教訓﹐它將給我們的子孫帶來無窮的禍害。
對我來說,這些同胞的命運顯然比那些學者的數據更加真實。面對這些被侮辱的生命和靈魂,我得出了與學者們迥然不同的結論:中國離"現代化"的距離,還很遠很遠;中國人要過上真正"人"的生活,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大紀元記者吳雪兒香港報道/繼美國、英國、加拿大政府、香港銀行公會、香港大律師公會,公開對香港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表示質疑之後,中國副總理錢其琛12月10日拒絕英、美等國家對香港訂立反顛覆法的關注,稱這与他們無關。 目前,香港社會出現分化,親中陣營發起動員,和反對立法團體對陣。
1998年,聯合國發布了一個叫做“有關人的發展”的報告,報告指出,現在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富裕的時期,但是全球的財富、分配卻是極不平均的,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富人、有錢人,他們每年吃掉的肉和魚這一類動物性食品,佔全世界生產的總量的45% -- 將近一半;世界上的農源他們用掉58%。而佔世界上五分之一的窮人,他們吃的東西就少得多了 -- 他們只吃掉世界上的5%的動...
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給了美國前總統卡特,引起很大爭議,尤其是美國國內,評價兩極,左派旗艦報紙《紐約時報》對此大幅讚頌報道,並配發了像“拉拉隊”般的社論,稱讚卡特得這個獎是“名至實歸”;但右翼大報《華爾街日報》則發表社論對卡特的“成績”負面評價,尤其批評挪威的評獎委員會“玩政治”,用這個獎來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的政策。
問題不在於普京是否多才多藝,是否具有個人魅力值得擁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有教養的提問者,可以在內政外交大事上提出挑戰性的問 題,卻不可針對答問者個人試圖揭對方的短。羅斯福只會講英語,是坐輪椅的殘疾人,絲毫不減少世人對他的敬重。而且,大四的女生竟然不知,將人與人的個性特徵、能力進行比較,是最失禮最無教養的表現。別說是對兩國元首之間不能這樣當面比長較短,即使是對...
由余桂元主編的中國教育部最新《高中歷史教學大綱》,把精忠報國的南宋朝抗金兵的名將岳飛,与及抗元軍的文天祥排除出「民族英雄」之列,此舉在海內外華人社會引起強烈反應﹐對中華民族歷史觀的震動可謂驚天動地。
林之昊大紀元記者林之昊/12月4日星期二﹐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創辦人万延海在哈佛的亞洲中心作了有關研究所的工作報告。萬延海是中國著名愛滋病活動人士﹐今年8月24日被中國政府以“泄露國家機密罪”拘捕﹐關押27天後又被釋放。萬延海看上去是個典型的溫文爾雅的學者﹐看不出他是一個積極的社會活動家。
事實上,在“惡法”和“惡棍”的密切團結之下,整個社會就想一座密不透風的地獄。一點兒出路都沒有。想象一下活埋的感受嗎?你嘶喊卻聽不到任何同類的回聲,你受到的屈辱不是你反抗的理由,而是你將被進一步侮辱的理由。不理解這種處境,“研究中國自殺現象”也不可能找到問題的真正根源。……一個偉大的民族,不在於你頻繁地爲國家榮譽在半夜舉行各種盛典,而在於你爲這個國家的個體悲劇...
大紀元駐歐洲記者秦川新聞分析/奧地利自由黨和它的領導人海德爾以其極端反移民的極右翼政治觀點而聞名。三年前﹐自由黨進入奧地利聯合政府﹐開創了歐洲極右勢力抬頭的先聲。在那之後﹐歐洲各國的極右政黨接二連三地跳上政治舞台﹐令溫和派人士不由得驚呼﹕納粹的幽靈已在歐洲復活﹗如今﹐風向似乎有變。領導歐洲右轉大趨勢的自由黨在11月24日的奧地利大選中得票暴跌﹐丟掉了三分之二...
如果政治精英能夠給商業精英帶來唯利是圖的秩序,商業精英當然支持現政權,如果政治精英與商業精英沆瀣一氣,搞錢權勾結和裙帶關系,政治精英對商業精英侵吞國有資產、偷稅漏稅、走私、騙匯、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等等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商業精英也會支持政治精英。由此可見,這種聯盟是一種絲毫沒有道義基礎的貌合神離的聯盟。
中國的私有化是在沒有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這種私有化的結果就不會被世人所承認,由此形成的産權配置就沒有合法性。正如卞悟所說:“平時公衆在壓抑下不能作聲,一旦民主了,他們能不提出質疑?”
沒有人懷疑,中國正在轉型。不過我的觀點是,“執政黨”正在“國民黨”化,“右翼”傾向是顯而易見的。關於中國將會更加“開放”的預言必須擁有足夠的謹慎,人們必須對1928-1949年那段時間的歷史保持應有的記憶。20世紀40年代的民國也是“開放”的國家,但如果說它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則完全是對自由的侮辱。
土地制度的改革,利害關係十分重大,江朱顧慮重重,一拖再拖,直到下台前夕才拍板。這樣出台的改革政策,最可能發生的問題是難以實施,因為決策者只顧自己的名聲,而無須顧及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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