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

8月7日下午,舊金山灣區的一些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宗教人士在費利蒙市舉辦了國事沙龍,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際,圍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等內容進行探討,並考察其現實意義尤其是未來對中國大陸社會轉型的指導價值。旅居德國的著名華人學者仲維光先生做了專題演講,題目是不同的民族主義——比較孫文、中共、希特勒的民族主義。
波蘭的米奇尼克與捷克的哈威爾,在九零年左右開始成為我思想中共產黨統治下的知識分子的楷模。哈威爾的《生活在真理中》、《致奧爾伽》兩書,是八九年冬天,我在初學德語,還沒有能力閱讀德文書籍的時候就購買的第一本德文書。而米奇尼克的書,則是九零年夏天,一位學漢學的德國朋友,Sven-Uwe Mueller,感到我思想上和米奇尼克的相似性,而送給我的。這本書我至今放在身...
無論多麼權威的專家分析預測足球的時候,最後都要加上一句,足球是圓的,以防不測;無論結局多麼令人悲哀,失敗者在哀歎後也會加一句,足球是圓的,來為自己分憂。足球為什麼是園的?數學解,物理解,其實哲學解,神秘的人生觀、宇宙觀,才是最令人迷惘的「解」。
英國國家隊的確很少在世界盃和歐洲盃上有超常的表現,但卻絕對不是如郝海東所說,英國足球是二流,沒有技術,只能打長傳沖吊。
中國足球的落後,不是一個或者兩個教練能夠徹底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整體的問題。這個整體問題反映在足球賴以存在的土壤和空氣上。也就是不僅是球員、教練這些種子和植物,而且最重要的是氛圍,也就是記者、媒體、足協,乃至社會結構等問題。這個空氣和土壤問題,能夠說的是記者、媒體,乃至教練的意識問題,對足球認識的問題。
在《五四、馬克思主義及對中國知識的問題》一文中,我從弗格林和波普的追求和研究中比較評價了被標榜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們的追求與反思。鑒於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們非常喜歡為自己貼上自由主義者的標籤,因此我們對五四的反思就不得不涉及到究竟什麼是自由主義問題。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引用阿隆的話,強調了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不是缺乏才智,就是缺乏良知。在對自由主義思想問題的認識與...
「五四」之所以著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於它在文化與知識方面給其後將近一個世紀的中國帶來的影響。然而卻正是由於這種「文化知識」方面的影響,不僅改變了中國當代社會的政治歷史,而且徹底粉碎了中國的文化傳統。為此。儘管五四後一代或者兩代「主流」知識份子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並且對社會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卻也同時把他們的智力與道德,留下來供千秋評說。
認識江嬰先生是我的一個運氣。在生命的很多重要時刻,我有過不少運氣。零六年後結識江嬰先生是這些運氣中的一個,儘管我至今並沒有見過江嬰先生,甚至連通電話也只不過是幾分鐘。
香港政府拒發演出簽證給六名美國神韻藝術團製作人員,致使神韻在香港的演出被迫取消,此事件正引起各界人士的關注。美國神韻藝術團在香港演出的主辦單位香港法輪佛學會、香港大紀元時報、香港新唐人電視台,於1月31日舉行大集會及大遊行,強烈抗議港府配合中共脅停神韻演出,要求當局改正錯誤的決定。
海外著名學者仲維光1月16號就谷歌公司為確保客戶利益聲明考慮撤出中國一事接受了本台的採訪。仲先生認為,谷歌的做法不僅為它贏得了中國民眾的心,同時也真正獲得了長遠的商業利益。
對於谷歌聲明不再協同中共過濾信息並可能退出中國市場,歐洲著名時事評論家仲維光先生1月5號表示,中共的價值觀和制度一定會傷害到來華投資的西方企業的利益,這是由於西方公司自己把專制的中共在經濟上養大,以至養虎為患,反受其害。
我今天要和大家討論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正在德國展覽的雕塑作品《收租院》是典型的黨文化作品;也可以說這個題目是:我們為什麼必須摒棄、反對《收租院》這樣的作品。
如果如共產黨所說,最近一百年共產黨取得政權是影響中國歷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那麼就可以更肯定地說《九評共產黨》是百年中國歷史上最具歷史意義的一部作品。
馬建告訴我,德魯的一句銘言是,人生的幸福,就是寫出有意義、有節奏的句子!這更讓我震動!
今天我想跟大家談的題目是——那麼我們中國民眾所面臨的是什麼樣的形勢呢?也就是說從八九年柏林牆的崩潰,到《九評》的出現,就是這段歷史我們怎麼來看呢?我在剛才已經講了,就是在八九年以前,整個中國的歷史、整個中國社會對於共產黨的認識,他是有一個緩慢的過程。直到八九年六月的時候,學生們才想下共產黨那個賊船。但是就連學生們想下共產黨這個賊船,共產黨都是不允許的,就是說...
今天我想跟大家談的題目是:從柏林牆的倒塌到「九評」的出現,關於這個題目,我想跟大家分三個方面談:第一個我想跟大家談一下關於柏林牆倒塌的意義,我是怎麼看的;第二個我想談一下,作一個時間的橫向的對比,從六四到柏林牆的倒塌,如何來看待六四和柏林牆倒塌的關係;第三就是我今天要講的最重要的、中心的一點,就是從柏林牆到「九評」。如何看待「九評」,以及「九評」五週年到今天...
波蘭前總統瓦文薩和匈牙利前總理內梅特推倒了為紀念柏林牆倒塌20週年特製的多米諾骨牌中的第一塊,在歡呼聲中,高兩米五、重二十公斤的骨牌一個接一個迅速倒下去、傳播下去。就像八九年那樣,就像人類千百年來的歷史,薪火傳承、善惡對抗、天人交戰,人間最終呈現的是貝多芬歡樂頌的洪流,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然而,那一千塊骨牌卻突然在一塊繪有中國文字的骨牌前停了下來。
柏林牆倒塌已經二十年了。伴隨時間的流逝,人們的習慣,這個歷史事實似乎已經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實。然而柏林牆倒塌對於曾經長時間生在在鐵幕後面的人,對於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下的民眾來說,在當時卻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事情。
在極權主義國家出現的一百年中,任何人都不能夠否認,它在價值問題上和民主社會的對立;在權力問題上它對本國,以及國際社會帶來的侵略性危害。
我現在想跟大家談一下就有關中共到今年十月一號六十週年,也就是中共暴政六十年我自己的一些體會。
認識論和方法論是與知識份子的思想方法和精神氣質緊密相連的問題,所以,大約從七三年開始,中國當代知識份子問題成為我關注的中心問題,一九九零年,我到魯爾大學馬漢茂教授那裏研究當代中國社會文化問題的時候,它當然是我的主要題目之一。為此,我經常和馬漢茂教授談論知識份子問題。我當然是把馬漢茂教授作為知識份子來看待的。這一點特別對我這個剛剛從中國出來不久的人來說,是不會...
我認識並且和馬漢茂教授交往十年,如今他去世離我們而去又是十年。十年交往我從他那裏學到了些什麼,十年分離又讓我們感到失去了什麼?這組成了我二十年,甚至可以說終生對他的懷念。
旅居德國的華人學者仲維光先生是研究當代極權主義、當代科學思想和文化問題的專家,「自由文化運動」發起人之一,也是BBC和自由亞洲電台的評論員。他在4月15日應邀參加了在歐洲議會舉行的關於中國宗教信仰自由及法輪功受迫害十週年的聽證。時值「4.25」法輪功學員大規模上訪十週年,他與其他著名專家學者一起全方位討論法輪功議題和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真實情況。
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會看到:第一,宗教和思想在最近六十年的中國,也就是在中國共產黨掌權後,從來也沒有過自由。第二,對於宗教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個人自由的鎮壓的慘酷程度,對中國人來說,在幾千年的歷史上,在傳統中國社會,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這一切最近十年非常典型地反映在對於法輪功信仰群體的殘酷迫害鎮壓上。
明確了對象與方法,在討論極權主義(Totalitaere Systeme)和專權主義(AutoritaereSysteme)制的問題之前,由於這兩個概念的爭論牽扯到民主與專制問題,爭論的是它們在民主與專制問題中的位置。為此我們首先必須討論民主與專制問題。
極權主義制度(Totalitaere Systeme)還是專權主義制度(Autoritaere Systeme),也就是中國某些知識精英所說的「威權主義」問題的爭論,產生於五十年代末後。其最初的爭論是因為斯大林死後,「解凍」後,對共產黨社會再次出現了不同的看法。
對於最近二百年有關文化問題的討論和變遷在中國社會的反應,我認為,如果說中國在十九世紀遇到的問題是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衝突,那一代人討論的也是兩個框架間的問題,那麼,二十世紀有關中國文化問題討論的發展變化,遇到的第一個節點應該說是五四。
極權主義一詞,從一九二五年產生到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政治理論的命運就正是如此。筆者之所以在本文中特別記述的在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對它的冷淡和排斥,是因為這一切幾乎是完全相同地出現在八十年代以後對中國問題的討論中。
時至今天,很多人在哀歎,我們的時代沒有好的作品,事實上這些垃圾就是我們自己培植生產的。這原因不是別的,因為我們自己就是共產黨垃圾工廠的產物。所以我們如果不從反省自己入手,我們這些共產黨社會生產的「垃圾」,接下來生產出來的更是垃圾。為此我要說的是,首要的就是我們一定要否定自己!反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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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外媒計算,台灣為應對中共日益增長的軍事威脅,正積極擴充精準打擊火力,預計在2029年初,反艦導彈庫存將大幅增加至1,800枚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