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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7日讯】自去年以来，我陆续读到海外一些人士反思八九民运及就运动中某些存在歧见的问题展开争鸣的文章，起初我的内心很不平静，很想说些什么，但后来我还是选择了沉默。这倒不是因为这场争论本身与我无关，也不是因为争论的问题不重要，而是觉得现在去争论运动是否“激进”，是否需要“见好就收”，以及学生领袖的功过究竟应该是“三七开”还是“二八开”之类问题，总让人有一种“隔”的感觉。恕我直言，这样的争论恐怕不大可能在国内发生，因为那里不时有警察来“打扰”，有“便衣”的眼睛在暗中狞视，还有你得时刻准备着被带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
我还觉得，虽然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在事情发生的当时有过广泛的报导，但仍有许多深层的东西乃至内幕没有被揭露，这不仅是指中共官方的，而且也包括民运方面的，何况许多当时已经被揭露的事情现在也渐渐地淡忘、湮没了。我不知道争鸣者能拿出什么有分量、有说服力的事实去同别人争鸣。比如有争鸣者说如果当时学生能“见好就收”就可以避免流血，我就觉得此论缺乏有力的事实根据。我只知道邓小平在“四二六”之前说过“死二十万人换二十年安定”这样的话，却从没有听说他有过“收了就好”之类的话。依我看诸如此类的“争鸣”还是靠后一些的好。我们需要的是事实，是原原本本，没有经过任何筛选和加工的事实。这个事实中共官方不可能向我们提供，但我们能否期望当年运动的参与者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们向我们提供呢？哪怕所提供的仅仅是单方面的事实。
七年来，中共当局想方设法掩盖“六四”屠杀真相，强迫国人遗忘“六四”事件，企图把“六四”这个日子从历史上一笔抹去。难道我们的民运朋友们不能想一想自己首先应该做些什么？想一想自己的一切言行首先应该对谁负责？请朋友们不要忘了中共屠杀欠下的那笔血债至今尚未偿还，不要忘了那些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同胞至今仍蒙受着不白之冤，不要忘了那些因“六四”而被判刑、被关押的人（其中多数不为外界所知）至今仍经受着煎熬。要知道，中共权势者感到恐惧的不是您们的那种“争鸣”，他们甚至会觉得您们的“争鸣”很可爱；他们真正感到恐惧的是他们曾经做过而又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彻底被揭露。一旦运动的真相（包括民运方面的）大白于天下，他们就再也无法靠谎言和欺骗过日子。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最近我终于读到了一篇用讲事实来参加讨论的文章，这就是作家郑义写的〈等待审判——我在八九民运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我并不认识郑义，也并不了解他在运动中做过哪些事情，但我相信他是说了真话的，也相信他在文章里讲述的事实。我赞赏他的诚实和勇气，尤其是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一个人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无论对错，也不管美丑，一律和盘托出，主动承担责任，这种诚实和勇气今天实在太稀缺了。
郑义在文章里谈到承担运动责任的问题，我也想就这个问题说上几句话。我在两年前写的〈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在这里也想向海内外的民运领袖们说几句话。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教师，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讲不出多少‘民主’的大道理，但我充分理解你们当年的行动，我死去的儿子当年也是怀着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投入那场运动的，尽管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正因为如此，我谴责政府对八九民运的血腥镇压。我也不能容忍任何对那场运动的诋毁，哪怕运动的参加者犯有千万条错误。但是我要说：如果你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就至少要面对运动的后果敢于承担。我不能期望杀戮者忏悔自己的罪孽，但我有权要求运动的发起者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们对运动所带给民众的苦难负起道义的责任。”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期待着能有一位当年的民运领袖对我这个小小的要求有所回应，没有想到，现在站出来的居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几位民运领袖，而是并非领袖级人物的作家郑义。这不能不令我在深感欣慰之余有所失望。
当然，我也不至于糊涂到那样的地步，即认为我儿子的死，以及所有我知道的和至今尚不知道的无辜者的死，要由几个学生领袖来负责。在八九年那个时侯，我并不是一个运动的热心支持者，用今天一些人士的标准来衡量，也可以算得上是“温和派”，这倒不是我对运动的正义性有什么怀疑，而是担心学生吃亏。据我大半辈子的人生经历，我完全知道，当局对民众的示威抗议实行镇压是既定方针，决不是事后说的“迫不得已”。当时学生最大的过错是太天真，没有充分认识中共的残暴。去年四十五位呼吁“宽容”的签名者之一娄适夷老先生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一向认为，既不能因为当局的残暴而原谅学生领袖们的过错，更不能因为学生领袖的过错而为当局的镇压开脱，因为连给孩子看的“小人书”都告诉你“缴枪者不杀”的道理，何况参加到运动中去的人都是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如果得出结论说，当局的镇压是迫不得已（这样的话不仅出自中共官方，而且出自某些民运“精英”），屠杀是学生逼出来的，那就是对历史的歪曲。罪与过，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搅合在一起。如果依照现在有些朋友所作的那样的“反思”，那么中国的老百姓永远只能做中共暴政下的顺民，成为万劫不复的奴隶。如果要指责学生的话，我和我的同命运者是最有资格的，但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在中共统治大陆的将近半个世纪里，死在暴政之下的无辜何止千百万，难道也能把造成如此艰难的责任推到向暴政抗争的人身上去吗？难道事过之后也要去清算他们的“激进”吗？中国的老百姓是能够忍耐的，否则中国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认为在反思有关八九民运的问题时，最好不要去玩什么“西方政治学”之类的游戏，也不要去玩什么“孙子兵法”之类的棋局，因为八九民运不是政治游戏，更不是军事对垒；当年参加到运动中去的人，无非是表达自己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表示自己对中共暴政的一种抗议而已。勿庸置疑，当年的学生领袖要对运动的后果承担起道义的责任，尤其是在发生了如此惨烈的流血事件之后。他们能活着撤离天安门，是以许多同胞的生命为代价的。因此，如果他们还想保持昔日的荣誉，那就至少要做到，不放弃当年千百万示威者曾经追求过的理念，不忘记曾经声援过、帮助过，甚至用鲜血和生命保护过自己的人们。死去的已经死去了，活着的应变得成熟起来，为实现死者的遗愿、为继续受中共暴政蹂躏的人们作更坚韧、更有成效的斗争。我作为死难者的母亲，作为中国的一个不愿苟活的知识分子，在我的余生所期盼的仅仅是这些而已。
我想，这些话可作为上引那段话的一个补充。因为我发现，我两年前的那段话竟一再被某些民运理论家引用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似乎我也是主张把运动导致镇压的后果归咎于激进派学生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我在这里必须把话说明白，这么多年来，最令我失望和寒心的，并不是来自各个方面对八九民运的诽谤、诋毁甚至谩骂，而是对这场运动尤其是“六四”流血惨案的冷漠和遗忘，特别是当这种冷漠和遗忘发生在当年参加过运动的人身上时。记得在两年前，一位在西欧靠打工为生的大学生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想从您那里求得解答，您儿子捷连的死究竟是否值得？尽管我提出这个问题对您来说是那样的残酷。（大意如此）”此前这位大学生已同我通过几封信，我知道他当年是从长安街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因此他的命运自然同那些死去的同胞联在了一起。他说这个问题憋在他心里已很久了。他在信里向我解释，他产生这样的想法是由于目睹了许多民运分子的不良表现，如追名逐利，搞“窝里斗”等等，其中就有海外的留学生组织。这封信给我的心灵很大的震动。正是这封信，以及其他类似的信件，促使我在《寻访实录》的“序言”里写下了上面引述的那段话。在我看来，一些人对八九民运的诽谤和诋毁，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不值得去理会，因为他们所持观点的不得人心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力，何况，八九民运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迟早会得到公正的评价。我为之担懮的，倒是对运动的冷漠和遗忘，因为这将极大地消磨国人为争取自身权力不懈抗争的意志，从而延缓中国走向民主文明社会的进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寻访“六四”死难家属过程中所了解到的一桩桩一件件血和泪的事实记录下来公诸于众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和我的同命运者要求独立、公正地调查“六四”事件、对屠杀的责任者进行法律追究的原因。
去年春天一个阴雨天气，我辗转来到太湖边上一个偏僻农村去看望一家难属，死者母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至今还是传统农家打扮。她领我去了她亡儿的墓地，我们相抱着哭倒在坟头。她一再喃喃地重复着：“我真气啊！我真气啊！为啥不对我说清楚？为啥要开枪打死我的儿子？”这么多年了，这位母亲时时刻刻想着的，就是要政府说个明白，究竟为什么要把她的儿子打死。在她的心目里，谁是那场血腥屠杀的刽子手是一清二楚的，要找谁算这笔账也是一清二楚的。她不清楚的也没有想到要弄清楚的，是当年的民运领袖今天究竟在做些什么。我想，作为七年前那场运动的领袖，不管是自己认为属于“温和派”的，还是被别人认为属于“激进派”的都应该想一想自己为这位母亲做了些什么：至于是“激进”，还是“温和”，我想这位母亲是不会有兴趣去追问的。
这一年的初冬，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一位“六四”死难者的父亲因多年郁积成疾猝然离开了人世。在病危期间，他想到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几次挣扎着要把揭露“六四”屠杀真相的文字材料张帖到大街上去。自然他被家人劝阻了。在弥留之际，他又反复叮咛他的妻子，一定要把儿子的死追查清楚，要政府作一个交代。我在他临终前见了他一面，他已不能说话了，只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默默地看着我。我当然知道他心里想说些什么，然而也只能默然以对。我现在回忆起这个生离死别的场面，心里还是那样沉重，总是想重复我说过的一句话：“我不能期望杀戮者忏毁自己的罪孽，但我有权要求运动的发起者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们对运动所带给民众的苦难负起道义的责任。”
诚然，我这么些年来所得到的，并不都是失望。去年“六四”前夕，二十七位难属联名致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他（她）们亲人的死有个负责的交代。同年秋天我和我丈夫被当局秘密关押期间，又有十五位难属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政府立即释放我们。难属们为维护自身及群体的权利所作的抗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声援，从事民运的人士 忘记我们这个“六四”受难者群体。他们给予我们的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是比任何东西都宝贵的。他们不仅年复一年地坚持着对难属的人道救助活动，而且每年都要给难属寄来慰问卡。我想，如果没有这些，难属们的日子会过得比现在更艰难，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精神状态。前些时候，我曾两次收到由友人转来的署名为“六四绿卡受惠者”的捐款支票，款数虽不多，一次２０美元，一次１５美元，但说明这位留学生记着我们这个受难者群体，他的这份良知和情意是很难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愿这样的好人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以上所述，只是我的一些感想，其中涉及到海外有关八九民运的争论之处，也仅仅是一些感想，若有不当，敬请原谅。我的想法集中到一点，就是：愿大家为我们这个轻得不可承重的世界多增添一份道义的重量，为我们这个正经历着的艰难时世多作出一份承担。
【转自隧道，(原载《探索》月刊电子版试刊，转自“大家论坛”，原文有乱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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