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5日讯】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做客大陆媒体“南都公众论坛”时表示，目前中国大部分知识份子已经成为犬儒，不仅对政府没有影响力，而且对公众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并称“中国教授加起来对中国公众的影响力，赶不上一个韩寒。”
听闻此言，想必诸多教授们或者知识渊博的知识份子们内心是相当不以为然的，“韩寒，一个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社会混混，有什么资格可以与我们比？”“他对公众的影响力算什么？”不过，在我这个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读书人看来，我是十分欣赏特立独行、见解深刻的韩寒的。或许，在学识方面，韩寒无法与众多的教授相比；但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韩寒要比众多的教授懂得如何书写大写的“人”字的。
当众多的教授们埋首书斋，两耳不闻天下此起彼伏的哭声时，年轻的韩寒却采用形象而诙谐的语言，将社会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比如2009年11月，韩寒应邀去“世博论坛暨第四届嘉定汽车论坛”演讲，主办方让他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题进行演讲，而他却将演讲题目改为：“城市，让生活更糟糕”，吓得主办方赶紧掐断了在场的直播。他说，“中国的大城市就是这样，毁灭一百万个理想，用这一百万个理想诞生出一到二个新富。”
再比如2010年2月韩寒在厦门大学演讲时，不但提到了中国目前泛滥的虚假“爱国主义”，而且还批判了无所不在的审查制度，称这个制度是阻碍中国文化大国的根本问题。“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要保护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不受到任何迫害。”
而韩寒对五毛党的讥讽、对中共官员普遍道德下降的描述、对杭州“70码”飙车案的证言更是其受到民众追捧的原因。对于中国的问题，韩寒调侃道：“世界上逻辑分两种，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其犀利且不乏幽默的言辞和深刻的见解影响的岂止是80后？
反观我们埋首学问的教授们，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是意气风发的中青年学者，又有多少人敢就上述敏感问题如此公开“大放厥词”？大概恰恰是因为书读的多了，知道了在一次次运动中知识份子所受的“待遇”，所以一些教授选择了与专制体制同流合污，以赚取现实的好处；更多的教授们则选择了“两耳不闻天下事，哪管那罪恶遍天下”，也因此成为了犬儒主义的奉行者。具体来说，现代犬儒主义者追求的是所谓的“难得糊涂”，也就是在并不真傻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地装傻。“既然我没法说真话，那么你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不这么说也得这么说，由不得我心里想说什么。我照你的说，不见得有好处，但不照你的说，说不定就有麻烦。”
自古以来，中国的士大夫（由官员和知识份子组成）就具有胸怀天下、安贫乐道、通达生死的精神，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慷慨之音在历史的长河中回荡了几百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无数知识份子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真实体现。知识份子亦被认为是“社会的脊梁”。然而，在当今的中国，这种精神我们还可以在多少教授们的身上找到？不管教授们是否愿意承认，很多人的脊梁早已被打断，而且身上多多少少带了些许奴性。当一个社会的脊梁被腰斩时，这个社会该是怎样的黑暗啊！具有了奴性的人又怎会对他人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呢？就连主子的内心也充满了鄙视啊。
而同样在中共的专制封锁下，赛车手兼作家的韩寒，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黑暗的、腐败的社会进行批判，有人因此将其称之为“不做奴才为底线的韩寒式反抗”。他的声音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也因此具有了强大的公众影响力，亦让中共政府不断将其文章封之而后快。既如此，教授们还有什么不屑的呢？至少韩寒的脊梁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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