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由田方、林发棠和凌纯锡编辑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收集李锐、孙越崎、千家驹、林华、陆钦侃、汪受衷、方宗岱等人关于三峡工程的文章。《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的出版发行，遭遇许多困难，正当第一本书行将问世之时，编者尚未见到样书，主管部门的某领导却首先拿到了。消息传来，有关领导不满意此书，不同意公开出版发行。后经田方等力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才能够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与广大读者见面。
田方和林发棠继续努力，编辑《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该书于一九八九年初出版。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等，于《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出版时，要求新华书店不能发售该书。到了六四之后，钱正英等又指责《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是“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并要求有关组织清查考察有关干部。
在强大的政治打压下，三峡工程反对派不能在公开场合发表反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不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
党内斗争工具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把长江三峡坝址作为上任后，第一个出访视察目的地。当月二十五日回京，立即前往医院看望李鹏，谈及视察长江的印象，认为必须让三峡工程上马。至此，三峡工程，便成为共产党内斗争、站队划线的分水岭。(注1：参见李鹏《三峡工程日记》。)
就在戴晴女士入狱后不久，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将工程可行性报告上报国务院审批。其中生态环境组报告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一些弊病可以以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这个结论到了可行性总报告中，却变成了：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一九九一年八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批准工程可行性报告，并以程式错误否定生态环境影响报告，并从九月起，着手重新撰写第二个生态环境影响报告。此份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于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七日得到批准，结论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撰写该报告的知识分子，为换取李鹏从总理基金中拿出的高额奖金，出卖了灵魂。( 注2：参见王维洛〈从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变化看科学如何沦为政治的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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