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工程36計(三十五)

王維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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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由田方、林發棠和凌純錫編輯的《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一書,收集李銳、孫越崎、千家駒、林華、陸欽侃、汪受衷、方宗岱等人關於三峽工程的文章。《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的出版發行,遭遇許多困難,正當第一本書行將問世之時,編者尚未見到樣書,主管部門的某領導卻首先拿到了。消息傳來,有關領導不滿意此書,不同意公開出版發行。後經田方等力爭,《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才能夠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與廣大讀者見面。

田方和林發棠繼續努力,編輯《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該書於一九八九年初出版。水利部部長錢正英等,於《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一書出版時,要求新華書店不能發售該書。到了六四之後,錢正英等又指責《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一書是「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動亂與暴亂製造輿論」,並要求有關組織清查考察有關幹部。

在強大的政治打壓下,三峽工程反對派不能在公開場合發表反對三峽工程的意見,不能在報刊、雜誌上發表反對三峽工程的文章。

黨內鬥爭工具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把長江三峽壩址作為上任後,第一個出訪視察目的地。當月二十五日回京,立即前往醫院看望李鵬,談及視察長江的印象,認為必須讓三峽工程上馬。至此,三峽工程,便成為共產黨內鬥爭、站隊劃線的分水嶺。(註1:參見李鵬《三峽工程日記》。)

就在戴晴女士入獄後不久,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將工程可行性報告上報國務院審批。其中生態環境組報告的結論是: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弊大於利,但一些弊病可以以人為的措施,加以限制。這個結論到了可行性總報告中,卻變成了: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利大於弊。一九九一年八月,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批准工程可行性報告,並以程式錯誤否定生態環境影響報告,並從九月起,著手重新撰寫第二個生態環境影響報告。此份生態環境影響報告,於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七日得到批准,結論為: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利大於弊。撰寫該報告的知識分子,為換取李鵬從總理基金中拿出的高額獎金,出賣了靈魂。( 註2:參見王維洛〈從三峽工程環境影響評價的變化看科學如何淪為政治的婢女)

博大出版社授權(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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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九五三年,毛澤東提出在三峽建壩,卡住長江洪水,從那時起,長江三峽工程就成中共幾代領導人的夢想。一九八二年,鄧小平始為三峽工程低壩方案開了綠燈。
  • 第一個對三十六計進行系統科學研究的,不是中國人,而是瑞士人,藉由其書,使三十六計走出了中國,進入世界。中共決策者機關用盡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與國務院,決定對長江三峽工程進行工程可行性論證。
  • 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九六九年十月),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和水利部,向毛澤東提出修建長江三峽工程的建議。毛澤東本來是竭力支持以建設大壩和水庫來治理中國河流的想法,但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的失敗,使毛澤東火冒三丈,以致對大壩工程的熱情驟然大減,便以戰備為由,拒絕修建三峽工程的建議。
  • 當水庫發揮防洪效益,蓄水至海拔一百七十三米時,許多沒有被計算為三峽工程移民、沒有搬遷的居民該怎麼辦?長江水利委員會認為,這些居民可以跑到更高的山坡上去,即所謂的「跑洪」,等洪水過後,再回到被洪水淹沒過的家中。
  • 「苦肉計」,為兵法三十六計之第三十四計,敗戰計其中之一。原文為:「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間以得行。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 推遲蓄水,就會影響發電,也會影響對下游流量的補給。這個方法在目標不改的情況下,無法接受。剩下的只有工程整治一條措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錢便往下投就是了,淤多少,挖多少,反正這筆錢,不會算到三峽工程的投資上去。
  • 一九八四年,李鵬擔任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把實現老一輩無產階級領導人「高峽出平湖」的夢想,作為歷史賦予的重任。
  • 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三峽工程做了三個不同蓄水方案比較,海拔二百米、海拔一百九十五米和海拔一百九十米。比較的結果是:一百九十五米方案的防洪和發電效益都不能滿足要求,而經濟效益也不如二百米方案。一百九十米方案則比一百九十五米方案還要差。
  • 「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蓄水位多高,三峽水庫庫尾處的水位也多高」這個理論,完全是「無中生有」,既沒有先人的經驗證明,也沒有現代科學理論的支持。
  • 三峽水庫長六百餘公里,水力坡降平均值不可能為零,所以,三峽水庫庫尾處重慶的水位,就必然要比三峽大壩處的水位高,兩處的水位絕不可能是像李鵬所說的那樣是一般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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