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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艺术:稳定人心的表面决定

史帝芬‧山普(Steven B. Sample)
2011-08-09 03:46 中港台时间|08-09 08:59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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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有时会制造出不得不下决定的情况。要是他所带领的组织奄奄一息,或出现疲态,甚至失去方向或生命力,这种技巧就格外重要。

比方说,新上任的执行长想通知高阶主管公司将裁员30%,但两个月内尚不会敲定要裁掉哪些人;或是大学校长打算宣布拟定新的角色及使命宣言,由校长为主要起草人;又或是慈善机构的领导人宣布要从七个重要计划中删掉两个,以确保剩下的五个成果较佳,而他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研究、考量,以决定要删掉哪两个。这都是领导人自己刻意制造出来的决定,而非外在环境迫使的结果。

有时领导人表面上看来在做决定,其实不然。1992年4月,洛杉矶市因法官无罪开释殴打黑人的白人警察,因而发生血腥暴动。

虽然南加大校园未遭暴动波及,但以暴动的程度观之(地点就在校园周围),我们都预期会有大规模的纵火、抢劫、斗殴,甚至谋杀。

所幸校园有完备的地震紧急应变计划。当暴动刚开始时,有位副校长从校内某栋大楼楼顶观察情势,心想:“这和地震没两样!”

因而下令执行地震紧急计划,住在校区附近的学生全被集中到中央校区的临时住处,所有的校警及大楼职员全都回校执勤,校园周边皆有人看守,重要大楼楼顶上都配备有无线电的观察员,同时成立电话中心,以应付家长、员工家人打来的数万通电话,外加中央指挥总部,协调整个计划。

三天的暴动中,校长要扮演什么角色?我可以说,就是四处走走,露个面而已。三天之中,我握了许多双手,和学生与员工聊天、提问题、听故事,不保留地夸赞他人,也不断地安抚人心。

大家都以为我坐镇指挥,一分钟做上十七个决定,但我没有。所有的决策都交给专业人士处理,他们为处理大型灾难早已受了好几个月的训练。

既然如此,那我人在校区里有用吗?当然,管用得很。在暴动中,不分昼夜都能在校区中看到校长,不仅能给大家安全感,也可稍减恐慌,有助于学生与教职员互相配合。

但若讲到决策,我完全做到第一原则:每件事我都授权属下去做,同时无论出什么差错,我都要负全责。

最后讲到哪些决定该做、哪些该授权或置之不理,领导人应该牢记圣方济(Saint Francis)的祷词:“主啊,请赐我平静,以接受我无法改变之事;赐我勇气,以改变我能力所及之事;赐我智慧,以令我明辨差异。”

这个忠告不是绝对的,领导学也是一样,但领导人的决策与所承担的风险,应只限于具有长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待续)


摘编自 《领导人的逆思考》脸谱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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