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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我们记忆的尘埃(五十)

史洪愿:揭开“雷锋”的骗局和谎言

—中共谎言1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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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11月21日讯】 86.雷锋

提起雷锋,中国人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在中共塑造的众多“英雄人物”中,他的知名度最高。不仅如此,雷锋在大陆其实已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概念——“雷锋精神”,成了共产邪教主义的人格样本。

跟许许多多受中共蒙蔽的大陆同胞一样,从小到大,笔者从未怀疑过雷锋事迹的真实性,直到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方才觉悟自己上当了。

启发笔者的首先是近年来披露的当年雷锋照片的拍摄真相。

雷锋给人们的印象是如此的亲近生活,同时又是完美无瑕、形象照人,这与图片的宣传作用是分不开的。《雷锋照片背后的故事》(见《三联生活周刊》/王小峰)一文说,“1949年以来,通过影像传播给中国公众带来影响的人物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可能就是雷锋。”“在雷锋短暂的22岁生命中,拍过的照片有六七百张。一个普普通通的解放军战士,在那个年代能拍这么多照片是罕见的—–可以说,1949年以来,通过影像传播给中国公众带来影响的人物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可能就是雷锋。” 那么,这些广为流传的雷锋照片究竟是如何拍摄出来的呢?

据报导,曾经有四位美联社记者,专门到抚顺雷锋纪念馆采访,他们指着雷锋给伤病员送月饼、扶送大娘的照片说:雷锋做好事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为什么雷锋做好事还有照片,这是不是“导演”出来的?这个问题提的很有针对性。

大陆媒体披露,当年为雷锋拍照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位叫张峻,他给雷锋拍过223张照片,很多有影响的照片都出自他手;另一位叫季增,他给雷锋拍的照片也有200多张,在雷锋入伍到牺牲的953天的时间,他平均每4天就给雷锋拍摄一张照片。

据张峻和季增回忆,后来传世的雷锋照片,几乎很少有抓拍的,绝大多数都是他们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和上级指示创作的。在这些照片中,有一部分是拍摄者根据当年流传的经过加工的雷锋事迹“补拍”的。姑且不论这些事迹的真实程度,即使它们全都是真实的,“补拍”这种方式也明显有违照片的真实性原则,何况这些事迹的真实性还很令人怀疑呢?!

更多的照片则是拍摄者或冥思苦想,或灵机一动,“摆拍”与“导演”出来的。

在汽车驾驶室里读《毛选》是雷锋传世照片中十分有名的一幅,它的导演兼拍摄者是张峻。当时,他想拍一张雷锋把毛泽东思想当成精神食粮和前进方向的照片,构思了很久,一直没有灵感。一次,他在看雷锋修车,突然来了灵感,便对雷锋说,赶紧坐到驾驶室里,让雷锋拿出《毛选》,就这样,一张具深远影响力的《粮食•武器•方向盘》就这样诞生了,这张照片后来在“文革”期间被放大成忠于毛泽东的最直观影像。张峻说:“照片洗出来之后,我一看,就非常遗憾,雷锋左手拿书是从方向盘里套过来的,看上去很别扭。后来由于工作比较忙,也没有再重新去拍这张。”

季增回忆当年他给雷锋摆拍的经过时说,一次,“《解放军画报》记者吴加昌来采访雷锋,回去后他写信说缺少一张破题的照片,让我拍一张能表现雷锋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和他职业特点的照片,我就反复想怎么拍。正好运输连进来一辆‘解放牌’汽车,有天早上,我让连长把车弄好,让雷锋用被地主婆砍了三刀的手去擦车,一共拍了七八张,很多人都是通过这张照片认识雷锋的。”

有一张雷锋握着冲锋枪,戴着棉帽站在一排树前面的照片十分出名,可以说是雷锋形象的代表作,也是摆拍的,摄影者叫周军。雷锋是工程兵,根本就没有冲锋枪,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开过冲锋枪。摄影师跟人借来了棉帽子和枪,一张虚假的照片就这样产生了。更有甚者,雷锋去世后,为了能把雷锋的形象树立得更高大完美,他背后的那排枯树又被换成了黄山的迎客松。

据张峻和季增回忆,对于他们的导演和摆拍,雷锋当年不仅积极配合,而且很擅长按别人的意图去摆姿势。

面对人们对这些照片的质疑,张峻说:“没有办法,当时的历史条件就是那样”。“领导这么要求,我们必须那样做。”

可见,绝大多数传世的雷锋照片都是程度不同的造假之作,都是当年政治需要的产物!

不仅照片,有关雷锋的其他宣传材料也带有明显的创造痕迹。如所谓的《雷锋的故事》,就是在不同时期按不同需要而编造和修改的,可谓漏洞百出,其中疑点最大的是雷锋的死亡经过。

1962 年的一天,雷锋在指挥战友倒车的时候,被电线杆子砸在头部,伤势过重,大脑溢血,停止了呼吸。雷锋终于实现了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踏上了不归路。这是大家熟悉的《雷锋的故事》里的一段描写。我们都相信了。然而这个故事却欺骗了中国人民40 年。

最早听到的异议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在军队管理汽车的人愤愤不平地讲,雷锋是找死,他是渎职。一个指挥倒车的人应该站在最佳位置,应该站在看得最清楚的位置,怎么让自己指挥的汽车撞倒电线杆子,而且还把自己压死了,可能吗?他当时在干什么?他不是在开小差吗?

在网上有另一个声音:雷锋真的是这样的死的吗?一辆在倒车的车的力应该不至于推倒电线杆,这么大的力,司机在车触到电线杆的时候肯定有感觉的。还有电线杆是倒下?不太可能的,电线杆埋得很深的。现在不是经常有车撞到电线杆,结果车毁了,电线杆还是无事,所以电线杆被撞倒几乎不可能。这样的话,要被压死,只有电线杆被撞断,可是学过力学的都知道,在有电线在上面拉住的情况下,雷锋至少还有 5秒的时间反应,不可能就这样被压死。

更多的人开始清醒:雷锋的职业是司机,事故发生的前一刻他正在指挥另一司机倒车,结果车撞在电线杆上,他自己也横尸当场。在这起事故中,雷锋对自己的失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没有人去追究这个事情的细节,因为他很快成了人们的榜样,榜样又被强行规定必须是白玉无瑕的。雷锋是一起交通事故的肇事者,是一个损坏国家财产的犯人。然而他却摇身一变成了烈士,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为什么会这样哪?!因为共产党喜欢 “造神”。

然而故事还没有完,那些当年编造《雷锋故事》的有心人又开始出来活动了,一本新版《雷锋的故事》修改了这个结尾:1962年8月15日上午8点多钟,细雨霏霏,雷锋和他的助手乔安山驾车从工地回到驻地。他们把车开进连队车场后,发现车身上溅了许多泥水,便不顾长途行车的疲劳,立即让乔安山发动车到空地去洗车。经过营房前一段比较窄的过道,为安全起见,雷锋站在过道边上,扬着手臂指挥小乔倒车转弯;“向左,向左……倒!倒!”汽车突然左后轮滑进了路边水沟,车身猛一摇晃,骤然碰倒了一根平常晒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杆子,雷锋不幸被倒下来的方木杆子砸在头部,当场扑倒在地,昏过去……

虽然进行了改编,可是漏洞还是有,没有办法,一个参与过创作《雷锋的故事》的军队摄影记者张峻又出来圆场,这回是亲自现身在以造谣为己任的中央电视台,他说:“电影《雷锋》、《离开雷锋的日子》,以及《雷锋的故事》等文学作品,在报导和解说雷锋之死时都有错误:“8月15 日上午10点半(注意:时间改了),从外地运了服装回来,回来以后,这车需要保养了,(注意:开始八股式的文艺创作了)那么雷锋就跟连长提出来,我们自己保养,这个时候雷锋想锻练一下乔安山,让乔安山开着车到车厂去。我们那个营房,这个房子和这个房子中间有个道,门这块儿有两个杆子,实际也当门,是晒衣服的,不是电线杆子,现在外头报导,雷锋的故事也好,写的也好,电影也好,《离开雷锋的日子》也好,都是这么粗的一个电线杆子,实际不是电线杆,就是这么一个方木杆,很细的一个杆子,就这么高,(乔安山)开上车以后,他告诉雷锋这不行,这弯拐不了,你赶快过来,雷锋说开呀,往前走,这时候就熄火了,他说走走,赶快走啊,不是往后退,现在传了 40年都是倒车,不是倒车,是往前开车,那么雷锋就在这儿,在车底下指挥他,走啊走啊,乔安山一加大油门一下就走了,这个杆子打在雷锋右太阳穴上,打完以后,乔安山开车走了(注意:车撞了东西,一个职业司机还不知道),到洗车厂了,班长哪儿去了,有个新兵就喊,雷锋叫车轧了,实际不是轧了,是杆子打了,连长就出来了,乔安山赶快就回来了,就抱着雷锋,这时候雷锋不省人事了,也没说话,血往下淌,……”

一个人的死这么大的一件事、这么严肃的事情就这样被改来改去,还在全国各地传播,为什么要改呢?因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就是要编故事。这也就是《雷锋的故事》的编写过程,不断完善,然而编造的就会有漏洞!

按理讲,日记属于比较私人的东西,不应该有什么瞎编的可能性,但是这个规律在中共那里也是不适用的,所谓的《雷锋日记》也是中共为了包装雷锋的需要而编造的,其中的漏洞和虚假的痕迹同样随处可见,下面便是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雷锋如何 “艰苦朴素” 的。

在《雷锋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有一次我班的一个战友买回一个新牙刷,他把那个旧的丢在地上,我看到那个旧的比我的还好,就从地上拾了起来,经过消毒,我就自己使用。当时那位战友说我是小气鬼,我说:“这个牙刷很好哇,还可以继续使用,为了节约嘛!”同时我还到处捡牙膏皮子,因为牙膏皮子里面还有剩下的牙膏,把它挤出来装在一个瓶子里自己使用—-

大家都知道那年头牙膏皮可以卖钱,人都穷成那分了,谁舍得丢牙膏皮。还有,在那个年代使用“消毒”这个词显然像是作报告时的用语,而不是一个文化不高的雷锋的日记中应该出现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雷锋抓“反革命”的。

日记中提到,某天,从雷锋所在部队驻地的一座大山上,下来一个磨剪刀的人。他在部队的屋前屋后转来转去,鬼鬼祟祟地像要找什么东西似的,不一会又拿出本子记下什么。

雷锋发现他在一家门前磨剪刀,还一边问老乡:“此地驻有多少军队?”另外还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于是雷锋就认为他非常可疑,就上前盘问那个磨剪刀的人。

“你从哪里来?”
“河北。”
“干什么的?”
“磨剪刀的。”
“有什么证明?”
“没有。”
“你身上带了些什么东西?”
“五六十元钱,一个记账本。”
“你把记账本拿出来看看!”

雷锋翻开记账本,他认为发现了非常重要的军事机密,并且,他认为那个人神色慌慌张张,言行可疑,就把这件事立刻报告了上级,上级派人把那人送到当地公安局。后来,公安局的同志打电话告诉雷锋说:“那个磨剪刀的人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从这篇日记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许多疑点,第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部队的驻地怎么可能那么轻松地让陌生的人靠近部队的营房,哨兵都干什么去了?!咋就那么巧被雷锋发现了,如果事实如此的话,那个“反革命”是否也太大胆了,居然明目张胆地到处转,还做记录,还跟别人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这好像不符合常规。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问,雷锋的日记是如何写成的呢?大家都知道雷锋小学都没有读几年,因此有着非常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地主有着深仇大恨(不像知识份子,书读多了,对阶级敌人恨不起来)。但仇恨并不能化为文字,好的文字需要一定的训练才能产生。你看雷锋日记,排比句那么多,我想就是大学本科毕业生也未必能创作出来。现在也有文字透露了当初雷锋日记是如何出炉的,原来是解放军报的编辑记者在一个月内奉命集体创作的成果。难怪现在市面上不太见“雷锋日记”这本书了,当年发行量可是仅次于毛选。

还有一件事更具讽刺意义!

中共的宣传说,雷锋出身贫寒,所以特别珍惜毛主席给他带来的幸福生活。穿破了的袜子是补了又补,舍不得丢弃。他总结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但在雷锋的遗物中,人们却发现了好些时髦高级商品,其中有一块梅花牌手表。梅花牌手表是什么概念呢?雷锋当时的工资是每月8元,而梅花表价为200元以上。换句话说,雷锋把两年多的工资全都积攒了下来买了这块梅花表,这与现在的月光族女孩把钱都花在化妆品上有什么区别呢?一个女孩天天吃酸菜,为的是省下钱来买高档化妆品,你能说这女孩是艰苦朴素吗?

总之,从各方面来看,中共宣传的雷锋与真实的雷锋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以后者为原形,按照当年的政治需要,经过反复改编、拔高、加工塑造出来的一个假典型。

有人把这种造假手段称之为“正搞”。“正搞”是相对于“恶搞”而言,如果说“恶搞”是嬉皮笑脸地搞,粗制滥造地搞,搞完了还要让你知道,这是搞过的,而且连搞的是什么都要让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么“正搞” 则正好相反,它是一本正经地搞,认认真真地搞,搞完了让人看不出痕迹,让人不知道这东西已经被搞过。中共塑造的雷锋形象就是一个“正搞”的典型。试问千千万万敬仰雷锋的中国人:你们可曾看出痕迹,看出“这东西已经被搞过”?

正如一位作者所言:“其实,‘正搞’雷锋,归根结底是为了“正搞”人民。搞到几亿人傻头傻脑地把作秀当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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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1 9:5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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