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心:我生长在中共邪党统治的中国

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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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03月21日讯】我是五十年代末出生的,在娘肚子里就挨饿,出生后经常饿的哭(长大后听娘说的),娘饿的也没奶,一天晚上,娘饿的难受,心想赶快睡着吧,可是饿的怎么也睡不着,找遍家里,没有一点吃的,最后从枕头里掏出两把谷康,一口康、一口凉水咽了两把才睡着觉。

刚上小学,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每天学最高指示(毛语录),唱最高指示、忆苦思甜。老师在讲台上一把鼻子一把泪,讲旧社会的苦难、新社会的甘甜。我们跟着老师的讲解,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当讲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美国、台湾的小朋友去讨饭被狗咬,同学们趴在桌子上大放悲声!

老师又激励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去解救他们。我们都感受到了自己责任重大,同时庆幸没有生长在那样的国家去讨饭被狗咬!尽管好多同学衣衫褴褛、买不起书包、笔、本子、甚至买不起红领巾;邻居的两位小姐姐辍学在家;街上经常有讨饭的手里拿着打狗棍。但我们还是觉得生长在社会主义中国非常“幸运和幸福”。老师讲的就是真理。

自从看了《九评共产党》开始对中共执政的这个社会开始反思,下面我就把我的亲身经历和发生在我身边的事讲出来。

一、 抄家,从小到大见到了形形色色的抄家。

(一)、土改抄家,这件事是听我爷爷讲的,我们这地方有一家世代中医,自家开有大药房,经常接济街坊邻居,医术、医德都是一流。清“道光”年间曾进过皇宫看过病,家有一面清宫奖励的印有青龙的小黄旗,逢年过节便会挂在门外,已示皇恩。此家大业大(业,在这里代表家产)、人丁兴旺,居住的房屋门楼,其气势和华丽在当地没有比的。中共夺取政权后,在进行土地改革时这家可倒了大霉了,田产、家产、房产均被没收,一个大书柜被十几个人才抬动。家中的古玩、名人字画、中医古籍也被抢劫一空。全家被扫地出门,只穿着随身的衣服流落他乡。三儿子、四儿子当时年龄小,还没结婚,和父母借住在一个破园子里,到了六零年,在中共制造的大饥荒中贫病交加,父亲上吊而亡,母亲也客死他乡,三儿子直到七十年代亡故时因家庭成分很高还没成家;四儿子流亡到两千里之外。大儿子、二儿子携全家投亲靠友,走到哪里,这个富农成分带到那里,所生儿女长大应婚配时,媒婆给介绍的不是精神有问题,就是家里穷的揭不开锅,再就是家庭成分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意思就是谁也别嫌谁。上学、当兵、入团都没他们的份。“世代中医”在这一代便销声匿迹了。

(二)、文革抄家,一九六六年,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上小学二年级的我就跟随在外工作的父母下放回老家落户了,刚回家时一切都是新鲜的,走在街上后面跟着一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孩子,我走到哪,他们跟到哪;吃饭时院子里站着半院子脏兮兮的小孩子,抹着鼻涕,一声不响的看我们全家吃饭。那时农村非常贫穷、落后,文化、物质生活非常贫乏,看陌生人吃饭也是一种娱乐吧!
在这里我亲眼看到了抄家的整个过程。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大人停产是常事,“誓师大会”、“批判大会”、“公审大会”开个不停。学校也成了造反派办公、开会的场所。每次的大会都是群情激昂,口号震天,“牛鬼蛇神”(即地、富、反、坏、右)被押上台来!有人在台上振臂一呼:“抄家去”!人群被带动起来,人流向潮水一样涌向“牛鬼蛇神”家抄家去了!

一次,我也随着人流抄家去,因为个子小(当时只有九岁),头差点被挤扁,也没挤进去,好容易挤出人群,憋得好一会才上来气。抄的什么也不知道,后来在学校里发现了一个白底蓝花的大瓷瓶,老师说是抄某某富农家抄来的,因为太大、太显眼不好拿回家,就放在这里了。每次经过这个漂亮的大瓷花瓶,我都要细细的端详一番,心想:“牛鬼蛇神”就是用这个大花瓶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吧?

(三)、修炼者被抄家,现在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抄家更是肆无忌惮,抄家者都是610,公安、国保、派出所、洗脑班等政府工作人员,他们身穿便衣,先把修炼者绑架到民用车上,第一件事就是把人按倒翻家里的钥匙,然后鬼鬼祟祟,在家里没人的情况下秘密抄家,大到汽车、工资折、存折、耕牛、粮食,小到电脑、打印机、影碟机、MP3、农具等等生活用品,看好什么随便拿,再打电话让家里拿现金赎人,多则十几万,少则几千,看家庭收入而定,没钱就劳教你、或判你刑。国家被他们搞的乌烟瘴气、声名狼藉。老百姓没有活路!

二、汉奸烈士

上小学时,每年的清明节都要给烈士扫墓,胸前佩戴“红领巾”,手捧自制的花圈,站在烈士墓前庄严宣誓;“……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为了党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撒热血,让我们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吧…..!”

村里几个烈士墓分布在村子东西南北方向的田野里,一次,我们快到一处烈士墓时,碰到一群在地里干活的社员(人民公社社员),一个社员说:“学生又给汉奸烈士扫墓去了!”我听到后,非常不解,后来问了爷爷,才知道。

原来,我们村里,有一个地皮无赖,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整天结交一些恶棍、土匪之流,做些偷鸡摸狗、为土匪进村绑票牵线搭桥的龌龊之事。全村老百姓都害怕他。

日本鬼子来了以后,他又跑到鬼子炮楼上当了汉奸,领着鬼子下乡扫荡。村里有一个老婆婆,丈夫、儿子死的早,儿媳改嫁,冷下一个两岁的小孙女和老婆婆相依为命,无赖拿着枪点着老婆婆的头威胁说:“你信不信,我一枪就敢崩了你!”“我信、我信,你快一枪崩了我,我早就活够了。”老婆婆跪在地上,头磕的像捣蒜似的。从此,这个老婆婆每年都要给无赖上供,秋天,打下来的新鲜粮食、过年、过节蒸的白面馍馍都要先给无赖送去。老婆婆虽然没有人,但有几十亩地。

一次,无赖偷鬼子的子弹卖钱自己享用,被鬼子发现了,鬼子用狼狗咬、鞭子抽……无赖死的很惨。

解放后,无赖的哥哥当了农救会长,给无赖申请、经上级批准成了烈士。理由是无赖偷鬼子的子弹是为了卖给共产党抗日,才被鬼子害死了。是“名副其实”的“抗日烈士。”“烈属光荣牌”至今挂在无赖的家门上,无赖的后代至今享受烈属待遇。上学、工作、参军、入党优先。

三、 带白袖箍的老婆婆

文革时,村里有一群带白袖箍的人,他们是由地、富、反、坏、右组成的,一听到吹哨子,他们便自动走出家门,自带工具,一声不响、认真的清扫起街道来。

扫街的人群里有一个小脚的老婆婆,每次看到小脚老婆婆颤颤巍巍的认认真真的扫街,心里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她是一个卖布商的老伴,卖布商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布被全部没收了,还被判了十五年刑期。一次,老婆婆的儿子不知因为什么事还被游街,自己敲着锣、打着鼓,招揽人来看,因为嫌敲锣敲的慢,还挨了打!

文革 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一人犯罪一人当,决不连累他遭殃”。 但是,事实却相反,一旦被打成地、富、反、坏、右,家人后代都要跟着遭殃,都另类看待!在我的家乡,就连地、富、反、坏、右的家人死了都要另一块地埋,尽管共产党是无神论者,讲“人死如灯灭”,但地、富、反、坏、右的鬼魂不能和贫下中农的鬼魂挨着。

四、一份档案

我工作后,一次由于工作原因,被调到自己所属系统整理档案,过程中发现了一份档案很奇怪,别人的档案袋都扁扁的,而这份档案袋鼓鼓的像个小乌龟。打开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郑某某,按辈分我要喊他表叔,他现在已是病入膏肓,重病在床。档案袋里多余的部分都是检举信、揭发材料、证明材料、专案组材料。

一份材料上歪歪扭扭的写着:“郑某某,你这个叛徒,你为什么叛变革命?应该是敌我矛盾,现在用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继续留用……。”,另一张材料上写着:“郑某某为什么叛变革命,因为他想老婆,他是个老婆迷……郑xx他就是不老实、不老实、他就是不老实、他到现在还是不老实……到底也没有说出那一点不老实!

……

表叔每调换一个单位都有相应的各种监控材料跟着,对于一个一般职工都进行这样的精神控制和严管,可见恶党之邪恶!

我向爷爷问起了表叔之事,提起表叔爷爷非常难过,他说:你表叔从小在外求学,长的一表人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那年,你表叔十七岁,回家探家,被共产党本县县长看中,要你表叔去县委工作,家中老人不同意,理由是年龄还小,还要继续上学。但经不住县委的人几顾茅庐,三说二卖,1943年,我们这里是边区,向南四里路就是国统区,向北四里路是解放区,国共拉锯,老百姓过的很辛苦,无论参加共产党或国民党,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都很危险。你表叔聪明能干,又有文化,十九岁就当上了县大队的指导员。

一次,国民党拉网式扫荡,你表叔不幸被抓去,投到省监狱。监狱里流行传染病(黑热病),每天都向外抬死人,你表叔也被传染上了,病得奄奄一息,他父亲卖了耕牛和几亩地,到济南托老乡救人,办了保外就医,抬出来时已是不能认人了!先前的人人性比较厚道,多亏那位乡亲不怕传染,及时请医生救助,你表叔才保了一条命。

你表叔为共产党出生入死,差点丢了性命,但共产党胜利以后,你表叔不但没有得到重用,而且厄运从此开始了!每次“政治运动”你表叔都没有幸免,受的那个罪没法说。这一身病都是被共产党害的!

五、小学同学“连生”、

小学时,班里有一位男同学小名叫“连生”,连生生的虎头虎脑,白白的皮肤,一笑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腮上还有一个小酒窝。走起路来上身晃动、两脚生风。连生家里很贫穷,连上学的书包都买不起,破书包上的带子都是疙疙瘩瘩系起来的。父母常年生病,没钱医治,早早的就病故了!连生小学没毕业就辍学跟大人到生产队干农活去了。

大约是一九七三年秋天 ,连生十六岁,我们这里 离大海几十里路,秋天是海蟹正肥的时候,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们只好傍晚生产队下了工,有自行车的骑车,没自行车的推着小推车,捎着干粮,边走边吃,到海边去捉蟹子,第二天早上必须赶回来,不能耽误生产队出工。出身不好的不敢去,去的都是贫下中农的子弟。

连生家里没有自行车,也推着小推车跟着大人去了。来回一百多里路,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还要到生产队干活,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第二天干活肯定无精打采的。邪党干部们一看:这还了得,必须刹住去大海捉蟹子这股“歪风邪气”。但是人多无罪,就决定拿一个人开刀“杀鸡吓猴”,以示警戒。这个倒霉的靶子就落到无父无母的孤儿连生头上了!革命委员会迅速下达了通知:晚上全村老幼,只要能出门的一个不拉的都要参加批判连生的批判大会,“牛鬼蛇神”们准备陪斗。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革命大批判”早已是家常便饭,但那批判的都是走资派或地、富、反、坏、右。这对没有父母的孤儿连生来说承受能力超过了极限。

晚上去海边一晚没睡,第二天又在生产队干了一天活,辛苦捉来的蟹子也被没收了。别的孩子回到家母亲已准备好了饭,连生回到家冷锅冷灶,又累又饿。遇到这种事也没有亲人安慰和开导,当通知他去开会的民兵走了,他便拿起一瓶子农药一饮而尽!当邪党干部们正在“革命委员会”享用着连生捉的肥蟹时,连生的一缕冤魂已奔他双亲去了!

在那没得吃、没得穿、没得烧,整天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年代里,人们已经麻木了,当我看到大人们议论死去的连生时,没有悲伤,没有怜悯,更没有愤慨。就像谈论邻居家死去的一只小狗或小猫!

我的家乡还有一位“共产主义”受难者,他是一位不识字的老农。

一天中午,老农在街上,看到有人牵着一头长着满身卷毛的黄牛,他就笑着说:“你们看呢,这头牛的毛就像马克思毛一样”。当时“马、恩、列、斯、毛的巨幅画像遍布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老农看到马克思的头发和胡子都是卷卷的。

不料被人告到“革命委员会”,在那“大字报、大批判、”的年代里,“革命委员会就是专门干这个的。马上决定停产、停课,以“侮辱革命领袖罪”召开全体村民批判大会,批判老农。老农吓的上吊而亡!

六、都是弟兄五个

在我们村里有两户人家,分别住在村子的东西两头。

相同的是都是弟兄五个,六七十年代他们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不同的是住在村东头的弟兄五个家庭成分是富农,而住在村西头的弟兄五个家庭成分是贫农。
成分是贫农的弟兄五个,其叔叔是邪党村干部。

他们入团、入党、上学、当兵、提干,样样优先,弟兄五个都跳出了农村这个贫穷的社会群体,成为人人羡慕的国家干部,月月发工资,粮油吃供应。所取的媳妇都是百里挑一的漂亮姑娘。

而家庭成分是富农的弟兄五个,别说上学、当兵等等都没他们的份,农村本来就贫穷,又因为被抄家,更是穷上加穷,连有残疾的媳妇都取不上,成为村里有名的光棍家庭。

邪党真是可恶至极,害人不浅,恶党不除,天理难容。

(待续)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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