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它收集了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在当时承担着礼仪和教化的功能。从古以来，儒家经典所载修身齐家治国之道，无不以敬天为本，讲敬天、事天、畏天、法天。
《诗经》中明确表明了中国古人对“上天”、“上帝”的敬畏和信仰，是上帝赐给人们的最大福祉和盼望。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兼有杂言，在语言上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既有声韵上的美感，又描绘出生动的形像，在艺术上重意境、重含蓄，追求对称、平衡、和谐的风格，有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
《诗经》中多次写到天、帝、天命，认为上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惟德是辅”, 赏善罚恶，掌握社会正义、人间善恶的评判依据，是周代世人价值观和道德信念的最高标尺。诗中有许多关于对上天的赞美、感恩、祈福、敬畏之祷等，展示出周人的信仰和天人合一的人文观。
儒家重视教化，借助诗书礼乐等形像化的形式，潜移默化的使道德理念深入人心。由于《诗经》诗乐合一，便于记诵流传，因此在当时话语权中居重要地位，以至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可教也”。
《左传》说：“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周人以敬天为本，“推天道以明人事”、“法天即所以事天也”。《诗经．大雅．皇矣》中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意思是上帝威明的监察天下，掌控四方，保祐人民的安定。天意要保民，敬天保民是古代中国重要的政治思想，“求民之莫”就需爱民。
接下来说：“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意思是“上帝郑重告诉文王：我思如此之美德：不放纵于声色犬马，不滥用刑罚。不知之事勿轻言，要顺从上帝的法则。”敬天的道德实践即“顺帝之则”，一切行为以天意为准则。
接下又说道：“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意思是“上帝再次告诉文王：不要左顾右盼，不徘徊不动摇，不攀比羡慕，也不要去非分妄想，径直登临我岸。”文王修己爱民，其德正而不违，知道如何敬上苍，四方的国家都来归附，“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从中可以看到，文王对上帝的信仰是如此的虔诚。
“以德配天”是周人德治思想的宗旨，正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周人以礼治国，而礼之设就是法天而来，“礼以顺天，天之道也”，为周朝规范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奠定了基础。
《诗经．周颂》就是专门用于祭祀、祈祷赞颂神明的乐歌。《周颂》配天的主要祭祀对像是文王、武王，然后是成王、康王及其远祖后稷、近祖太王，这些祖先都能敬事上帝，明德保民，为政以德。
周人认为德治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德，内容包括礼乐的典章制度、祭祀朝聘礼仪、道德规范等，展示出社会精神文明。如“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称赞武王明显天子的善德，使之长久称闻，又布施其经纬天地的文德，和洽天下四方之国。
周公率众人祭祀文王，称“济济多士，秉文之德”。成王弘扬善德，受人爱戴，得到上天保祐且一再赐福，“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另一方面是教德，即是进行道德教化。德教需要“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复谓我僭，民各有心”。指出温和谦恭的君子，是以道德为根本。聪明的君主，能听取善言的劝告，并依理而行。愚笨的君主，反认为告其善言的人，僭越职守，心怀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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