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文集．便宜十六策．举措》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又说：“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人才是治国的根本，治国和人才的关系，就像房屋和柱子的关系，人才短缺了，国家也就难以维持。
那么，什么样的人是人才呢？诸葛亮提出一个重要的标准－－“直士”，认为人才不仅要有学识和专长，还要具有不求名、不避罪、忠贞、诚挚的高贵品德。
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率军北伐中原之前，他曾上书〈出师表〉给后主刘禅，希望后主能重用郭攸之、费袆、董允、向宠、陈震、张裔、蒋琬等人，说他们都是“贞良死节之臣”，要后主“亲之信之”。
他还针对后主的弱点，语重心长的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从这里可以看出诸葛亮对人才，是何等重视！由于这个奏疏，充满了诸葛亮对蜀汉的一片忠诚，语言恳切周详，故为历代人们所推崇。
诸葛亮深知，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并不容易。作为一个人君，需要深入民间，“必求隐处”的贤才，就像商汤王得到泥瓦匠傅说，周文王得到老渔翁姜子牙那样，敢于不拘一格地擢拔他们。为此，他提出选拔人才时，要做到“悬赏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𫄸以聘幽隐。”
由于人的天赋、素质和才力不同，有的人善于宏观控制，有的人长于微观管理，有的人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有的人冲锋陷阵，擒敌首于须臾之间。这就是汉人王充所说：“人才高下，不能均同”的客观现实。
诸葛亮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强调对不同人才，要善于妥善安排。他说：“洁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阴察》）为此，他按人才的高下，分成六个等级，即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夫之将和天下之将。
按照他的要求，举凡高级将帅，绝不能只是鲁莽之辈，也不能只有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而应该是一位全才，具备有“严赏罚之科，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等多方面的智能。
他还说：“仁爱洽于天下，信义服于邻国，上知天文，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室家，此天下之将。”另外，诸葛亮又认为，人的才能并不全凭天赋，而要在实际锻炼中造就人才，单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
诸葛亮本人就是如此，假若他隐处山林，不事征战，不务实践，充其量也只是徒有“卧龙”的雅号而已。这样，诸葛亮的理想火花只能在叹息中熄灭；他的鸿鹄志向，也将在哀怨中沉沦。
通过多年的工作实践，结合前人选拔人才的经验，诸葛亮总结识别人才的七种方法。
他说：“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 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意谓：在大是大非面前，看他的志向；在山穷水尽时，看他的变通；在各种办法面前，看他的抉择；在祸难临头时，看他的勇气；在喝醉酒时，看他的本性；在金钱物质引诱下，看他的清廉；在分派任务后，看他的信用。
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为了充分发挥人才的效用，还创设一个叫“参署”的机构。诸葛亮曾解释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又说：有了这个机构，“则亮可以少过矣”（《三国志．蜀志．董和传》）。据此可知，“参署”即为参谋机关。
他的意思是：通过“参署”，可以把各方面的意见，反映上来，然后斟酌增损，集思、广益、取精，制定出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在 《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视听》中，诸葛亮还强调指出：“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士庶，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诸葛亮创设“参署”的目的和意图，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诸葛亮的人才观，是比较客观和全面的。因此，蜀汉政权下的志士仁人，都纷纷云集在他的周围，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集团。@
（事据《三国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