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周朝，音乐开始与世俗的“礼”（祭祀、朝飨等仪式）融合在一起，以规范人们的行为，被称为“礼乐”。周代礼乐制，等级森严，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雅乐也不一样，所用乐器也不同。
如祭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祭山川，“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两君相见，用大雅《文王》等在周雅乐中，器乐、舞蹈、歌唱往往分别进行，并不完全合在一起，舞蹈由与笛相似的管和歌唱配合，歌唱由弹奏乐器瑟或簧管乐器笙伴奏，器乐即所谓“金奏”，是钟、鼓、磬的合奏。
“金奏”规格很高，只有天子、诸侯可用。大夫和士只能单单用鼓。钟和磬以其宏大的音量和特有的音色交织成肃穆庄丽的音响，加上鼓的配合，确实能造成天子、诸侯“至尊至高”、“威严”无比的功效。
当时可以看到“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濩》、周时的《大武》。
周代还兴办了音乐机构“大司乐”，在音乐方面系统的训练贵族子弟。当时已注意到音乐对人情志的影响。《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提到西周很著名的乐舞《大武》，表现的是周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
据《礼记．乐记》记载，《大武》具有很大的规模，它在春秋时期的演出有六段，有歌唱，有乐队伴奏。它有着结构完整的曲式，在艺术上有相当高的水平。
西周时的乐器有数十种之多，仅一部《诗经》中，就出现了二十九种乐器。不仅有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还有弹弦乐器。根据材料的不同，当时的乐器可分为八类，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史书称为“八音”。
另外，被史书称为“钟鼓之乐”的大型管弦乐队也在西周时兴起，这种乐队的主要乐器是编钟和建鼓。这时的编钟已由先前的三只发展而为五只、八只。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柞钟，总音域已有三个八度，并基本按羽、宫、角、征、羽、宫的次序排列。
周代还确立了十二律的理论和五声阶名（宫、商、角、征、羽）。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
周朝时音乐在向世俗靠拢的同时，奢侈的音乐仍不断出现。比如宋国衰落的时候，却制作千钟；齐国衰落的时候，却制作大吕；楚国衰落的时候，却制作鬼怪音乐。这些音乐已经完全失去了音乐的本来意义。
从周朝之后，中国传统音乐更多注重了外在形式、技巧，而对于音乐真正的内涵已不像上古时期的人们那样重视了。不过，当历史发展到佛法、道家思想盛行的唐朝时，音乐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唐时期对于文艺方面的豁达开放，使边陲少数民族和邻境诸国的乐器，及歌舞艺术空前地大量传入中原，以致唐朝歌舞大曲的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清商乐》、《龟兹乐》和《西凉乐》组成了唐朝音乐的主流。
《清商乐》形成于魏晋之时，是中原汉族的俗乐，它使用传统的乐器琴、瑟、筑、秦琵琶、笙、箫、笛、筝、卧箜篌、编钟、编磬类等。音色优雅舒缓，多为坐伎部在堂上坐着演奏，歌舞者最多四人，技巧细腻。
《西凉乐》源于后凉，它往往将汉族乐器钟、磬、笙、筝、卧箜篌与西域乐器竖箜篌、曲项琵琶混合使用，所以《隋书．音乐志下》称其“音乐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兼有胡乐与汉乐的特点。
《龟兹乐》则来自于前秦时期偏远的西北边荒，它在西凉乐器的基础上增加了筚篥、五弦琵琶、贝、铜钹、拍板、大鼓等。多为立伎部在堂下站着演奏，歌舞者可多达六十四人至一百八十人，气势豪迈雄浑，舞蹈铿锵有力，带来了一种粗犷的震撼人心的艺术风格。
唐代音乐有大曲、小曲之分。大曲恢宏壮观，小曲轻快活泼。大曲中有一部分又称为法曲，其起源与宗教有关，所以往往掺杂了道教的音乐在内。
《秦王破阵乐》(也称《七德》)为太宗所创，属武舞。吕才、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徵等制歌词。一百二十人披甲持戟而舞，享宴奏之，天子避位，坐宴者皆兴。此曲“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
《庆善乐》(也称《九功》)同为太宗所创，属文舞。此曲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舞者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裾襦，戴假髻穿皮靴。舞蹈安徐，以像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
《霓裳羽衣》则是唐朝最负盛名的曲子。白居易有诗云：“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羽衣舞。”据说，在开元年间一个中秋十五的夜晚，道士叶法善邀玄宗同游月宫，聆听了仙乐《紫云曲》，玄宗通晓音律，暗中记了下来，回来后亲自谱曲并教梨园乐伎弹奏。这就是绝美的《霓裳羽衣曲》的来历。乐中多丝竹之音，宛转清雅；舞者身穿翠孔雀上衣与艶似彩虹的裙子，如仙女般出尘飘逸，正像道家的羽化飞升。
此后朝代出现的音乐有的音乐适中，有的音乐狂放，有的正派，有的淫邪。贤明的人借助它而昌隆，不肖的人因为它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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