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翰林:民国文武待光华--钱穆先生评国父、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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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01月02日讯】在20世纪纷乱的中国历史中,政治人物如同过江之鲫,其评价亦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左右而大相径庭。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历史反思运动的开展,知识界、政企精英甚至一般大陆民众都对先总统 蒋公领导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有了全新的认识,如何评判蒋毛,也日渐成为大陆舆论区分仁智与凶顽的分水岭。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大陆民间的历史反思亦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根本不再理会官方摘桃收割、瞒天过海式的无耻宣传。但是,仅仅从功业的角度理解现代中国的二大圣贤——孙中山蒋中正的历史成就,如秦孝仪先生所论,“不深觇其善政善教,其所见者犹管蠡也”。遗憾的是,五四以来的学界,由于自乱了中国文化的阵脚,一般学人根本看不见孙蒋二公之善政善教,连其开国、建军、训政、征伐、抗战、立宪、戡乱的历史功业也无法认识,于国父 中山先生则虚赞一辞(海外与大陆学界近年更有黑孙之逆流)而不识其建国宏猷,于蒋公则更谓其为独裁者,难怪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走得如此曲折艰难了。
在扰攘之中,钱宾四先生立足中国文化对孙蒋二公的观察与评价就显得十分独特——其实说独特是因为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思潮把我国文化传统毁灭殆尽,钱先生的评论,实在是每一个读圣贤之书、尊孔孟之道的士人君子共同的意见。

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终结了帝王专制,肇启现代中国之新页。不过“变革天命”在中国政治中有着源远流长的脉络,钱先生特指出辛亥革命的伟大之处:“在中国历史上,理想的政治领袖有两途可循,一曰汤武革命,一曰尧舜禅让。孙先生以一人兼此两途,可谓史无前例”。按儒家理想的政权更迭方式,是以“天下为公”观念为基础的和平转移,然自尧舜禹三代后所无之,遂退而求其次,在“家天下”的历史条件下肯定具有正当性“革命”以推翻腐化堕落的政权。不过此后,草莽英雄辈出,儒家只能委蛇于皇权之下求统治者施用,后来朱子方有“尧舜之道一日未尝行于天地之间”的感叹。直到辛亥革命,将“天下为公”的理想再度标举起来,由读书行道的士人组成现代政党管理国家。此可谓为儒家与皇权的千年纠结打开了一条出路。故钱先生盛赞曰“上拟之于古圣先贤无愧色”。

钱穆先生最看重的,乃是中山先生在古今中西的巨大变局中折冲樽俎,以中国文化精神为根本所创发的三民主义。且钱先生毕生完全以三民主义为现代中国之最佳立国方案,其阐扬三民主义之讲演、文章不可胜数——这一点大陆学界往往避讳不谈。先生以为,“以政治立场言,孙中山近乎洪秀全,而康有为近乎曾国藩;然以文化立场言,则康 有为近乎洪秀全,而孙中山近乎曾国藩。中山先生貌似激进派,实当属和平稳健派;康有为貌似守旧,实当为激烈创新派”。先生对三民主义之解读尤为精深,其言 国父的民族主义,实质乃是“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的儒家传统的民族主义,其重道义、尚和合,是共产主义之国际主义(民族虚无主义)与西方列强压迫他者的民族主义之间所取的中道。民权主义基于权能分立的基础之上,特别重视传统中来的监察、考试二权的独立,确保民主政治导向选贤与能,是民 粹政治与威权政治之间所取的中道。民生主义节制资本但主张发展中小企业和市场经济,主张耕者有其田,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道。今天,中国国民党在 台湾政治经济建设的奇迹,已经成功地证明了三民主义对中国之适用性了。

如果说钱穆先生对于国父是出自道德信念上的尊奉与认同,那么对于先总统 蒋公,先生是亲炙其德,感其诚,在蒋公知遇之恩下从事中国文化复兴的事业——而这一点更是大陆学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我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贞德之一人”堪称宾四先生对蒋公的千古之评,“观蒋总统生平,自幼年之家庭以及学校教育,熏陶于中国文化传统中者,已至深且厚;自追随中山先生出膺重任,而所守益坚,所向益定。就其在文化思想方面之立场言,蒋总统始终站在和平稳健路线之中坚”。“履道坚贞,安固如常,夷险不二”真乃蒋公在万分恶劣的中国现代政治环境下择善固执、忠贞奋斗的写照。

蒋公崩逝后,钱穆先生的一篇《屡蒙蒋公召见之回忆》,读来尤为亲切,感人肺腑。钱穆先生初见蒋公是在重庆,一见面即谈宋明理学, “无一句通套泛语”,“我虽第一次获见政府最高首领,又为我平日素所崇仰之人,但谈话不到数分钟,已使我忘却一切拘束,换尝尽怀,如对师长,如晤老友,恍如仍在我日常学究生活之中”——当时正是抗战烽烟四起,艰钜丛脞集于一身的危局,蒋公之寓理帅气、潇洒从容,大约也正是受到他长期推崇的曾文正公之影响。 此后先生数度蒙召,常在中华民国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而不论情势如何危急,蒋公对于中国文化一贯鼎力扶持,曾以总统府办公经费支持钱穆先生创办的新亚书院,帮书院度过了最为艰困的时期。

钱先生亦特别记述了吃饭、穿衣二件小事:一是抗战时初见蒋公时,所用者不过“江浙家常味”,而政府迁台后,总统更是“所乃配给米”;另一事是有一次蒋公外出归邸后,见钱穆先生候坐而必换长袍马褂(民国礼服)接见。蒋公俭敬之德、贤士之心,可见一斑。钱穆先生深情的说:“我在民国五十六年决心回国长住。总统闻之,命阳明山管理局依我择定地点用公帑建宾馆,许我暂居。七年来,获得杜门潜修,炳烛余光,积有百万字以上之著述。凡我愚陋,以报我总统生前特达逾分之奖诱之千万分之一者,则亦唯此而止耳”。

蒋公秉持中国文化的精神,毕生重视教育、礼遇知识份子,非钱先生一人受惠;而先生亦深明中国文化大义,国士待之,国士报之,非像一干无耻文人,受中华民国厚恩而认贼作父,最后落得在反右文革中被批到斗臭还不得不大献谀词的结局,其德其智,不啻天壤。先生叹曰:“稍窥史籍,求之古代,以一国家之元首,秦汉以来历代帝王能如总统之下士劬学,历久如素,亦复共有几人”?今日的大陆年轻学人 读到蒋公对中国文化、对士人君子如此的拳拳爱护之心,一面是青天白日境,一面是鬼蜮旧河山,真是要汗出泪下,悲愤不已了!

《春秋》大义,严辨华夷,绝不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与共产党成王败寇的唯物史观正好相反。钱穆先生言,国父德业似周文王,蒋公德业似周武王,民国的“文武二圣”其功虽尚在未成,其德业则传承中华道统文化,故必历久而弥新。今日中国大陆的历史反思,当从钱穆先生提供的角度入手,庶可更深一层,孙蒋二公的德业,也必将随着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再度光耀中华。

--原载《公民议报》

责任编辑:任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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