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烧得很旺的小火苗展现在我眼前，它点燃了我回忆起来的一切情景和事件，将它们燃烧，化为烈焰；如果火舌卷不着它们，不能把它们烧毁，使它们变作焦炭的话，那么，抖动的火苗也会把它们遮掩住的。
于是，我尝试另开一个头，想像自己来到布雷肯瓦尔夫，南森狡黠地眨着他的灰眼睛，帮助我整理我的记忆。
他把我的目光引到他身上去，讨好我似地从画室里走出来，穿过花园，向他经常描摹的百日草走去，慢慢走上大坝。天空中一道沉郁而刺眼的黄色，偶尔被阴暗的蓝色划破， 南森拿起望远镜，向鲁格布尔方向望了一眼，拔腿就跑回家去，躲进屋里。
我差不多已经找到了一个头绪。
这时，窗户被人推开，南森的妻子迪特跟平时一样，递过一块点心来。
许许多多往事，一下子呈现在我眼前：
我听见布雷肯瓦尔夫学校的一个班级在唱歌；
又看见一个小小的火苗；
听见父亲夜间动身的声音；
外乡孩子约塔和约普斯特钻在芦苇丛中吓唬我；
有人把画家的颜料扔进水坑里，水坑像鲜艳的橙子似地闪闪发光；
一位部长在布雷肯瓦尔夫发表演说，父亲向他致敬；
挂着外国汽车牌号的大型轿车停在布雷肯瓦尔夫，父亲也向它们致敬；
我躺卧在倒塌的磨房中，在南森的作品隐藏的地方，梦见父亲用绳子拴着一团火，松开颈圈，并且命令这团火说：“搜！”
这一切交织在一起，盘根错节，愈加混乱，直到科尔布勇警告的目光突然向我扫来。
于是， 我竭尽全力整理我那纵横交错的记忆，摆脱了那些次要情节的纠缠，使一切清晰地显现在我眼前，特别是我的父亲和他履行职责时的欢乐——我也做到了这一点，把所有关键人物都集合在大坝下，排成了阅兵的行列，正要让他们一个个走过我面前时，突然，我的邻座普勒茨大叫一声，在剧烈的痉挛中从椅子上倒下。
这一声，剪断了我的全部回忆，我再也开不了头，只好放弃动笔的打算。
所以，当科尔布勇博士收作文簿时，我交上去的是空白本子。
科尔布勇无法理解我的难处，不相信我开不了头的苦衷。他简直不能想像，我记忆的铁锚竟然找不到定锚点，铁链绷得那样紧，却只是虚张声势地发出一阵阵铿锵声，至多从深深的河底掘起一团团污泥，因此无法张网以捕捞往事。
这位德语老师惊讶地翻了我的作文簿后，叫我站起来，带着有点厌恶又疑惑不解的神情注视着我，要求我作出解释——但他却又对我的解释不满意。
他怀疑我有回忆往事和发挥想像力的善意和能力，否认我对文章开不了头的说法，只是说：“你的样子看起来不是那么回事，西吉·耶普森。”并且反复强调说，我交白卷是故意和他作对。他不信任我，硬说我是反抗，心怀敌意等等。
由于这类问题归感化院院长负责，科尔布勇上完德语课便把我带到蓝色的管理所大楼，进入一楼楼梯旁的院长办公室。
这堂德语课留给我的，只有因为自己的回忆杂乱无章、捉摸不定、怎么也串连不起来而感到的痛苦。
希姆佩尔院长老是穿着一件短风衣，一条灯笼裤。他正被大约二、三十个心理学家包围着， 这些人对青少年刑事犯问题表现出狂热的兴趣。
院长的桌子上放着一把蓝色的咖啡壶，几张不干净的五线谱纸，其中几页有他仓促创作的简单写景歌曲，歌颂易北河、湿润的海风、柔中带刚的海滩杂草、翱翔的银色海鸥、飘动的头巾，以及浓雾中航船急促的汽笛声。
我们的“海岛合唱队”命中注定是这些歌曲的第一个演唱者。
我们走进办公室后，心理学家们沉默地倾听科尔布勇博士向院长作报告。
报告的声音虽然很轻，但我仍能听到他又在重复“反抗”或“心怀敌意”这类话。为了证明这一点，科尔布勇把空白作文簿交给了院长。
院长和心理学家们交换了一个忧虑的眼神，然后朝我走来。他卷起我的作文本，打了一下自己的手腕，又敲了一下他的灯笼裤，要我解释。
我看着这些紧张的面孔，听见身后还有轻轻的喀喀声响，原来是科尔布勇正在拉自己的手指。见到一群人围着我等待解释，我觉得真是活受罪。
墙角有一扇大窗户，窗前摆着一架钢琴。我望着窗外的易北河，看见两只乌鸦在飞行中争食一段软软的东西，也许是一截肠子，咽下去又吐出来，直到这段东西落在一块浮冰上，被一只警觉的海鸥叼走为止。
这时，院长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几乎是友善地向我点了点头，再度要求我，当着全体心理学家的面作出解释。
于是我向他叙述了自己的困境：我如何想起了和作文题目有关的重要情节，后来思绪又如何乱成一团；我如何寻找落脚点，好由此深入回忆，但没有找到。
我跟他讲了许多人物的面孔，因为挤在一堆，分辨不清；还有各种活动穿插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切使我怎么也开不了头，怎么尝试都终归失败。
我也没有忘记告诉他，履行职责的欢乐在我父亲身上是一贯的，因此，为了如实反映，我只好不加剪裁地描写，无论如何也不能随意选择。
院长惊讶地，甚至也许非常理解地倾听着我的叙述，那些有学位的心理学专家们一边低声议论，一边逐渐靠近我。他们相互碰碰手臂，讲了一些心理学术语：“瓦腾堡式的知觉能力残缺”、“视错觉”等。特别使我反感的是，他们甚至用了“认识障碍”之类的字眼。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一切，我再也不愿意在这些一定要把我研究透澈的人面前说什么了——岛上的生活我早就受够了。
院长沉思着把手从我肩上挪开，端详着它，也许想要鉴定这只手是否还完整。他转身在来访者无情的注视下向窗户走去，望着窗外汉堡的冬天，似乎想从那里获得什么启示。
突然，他向我转过身来，眼皮抬也不抬地宣布了他的决定。
他说，应该把我带进单独囚室去，“体面地隔离起来，”不是为了悔过，而是为了不受干扰地体认到写好作文的必要性。他给了我一个机会。
他进一步说明，一切干扰，包括禁止我姊姊希尔克来访、免除我在扫帚工厂和海岛图书馆的工作。他特别承诺不让我受到任何外来的影响，并期望我在获得同样伙食配给的情况下，写出这篇作文。
他说，只要我有需要，可以一直保持不受干扰的状态；他又说，我应该耐心去体会履行职责的欢乐；他还说，我应当仔细思索，让这一切像竹笋那样，一点一滴地成长，因为回忆可能是一个陷阱、一种危险，甚至给你时间去回忆也无济于事。
心理学家们注意倾听着，院长则近乎友善地握着我的手。对于握手，他是有经验的。随后， 他让人叫来我们喜爱的管理员约斯维希，向他交代了自己的决定，并说：
“孤独，西吉最需要的是时间和孤独；请注意，这两点要确实执行。”
接着，他把我的空本子交给了约斯维希，然后把我们俩打发走。◇（待续）
－－节录自《德语课》／远流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李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