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1月13日讯】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启了经济成长的大门。马尔萨斯忧虑的“贫穷的陷阱”彻底消失，同时也普遍扫除了赤贫现象，却因此凸显出贫富悬殊、所得分配不均等社会不公现象，被小说家描述成《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造就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起。十九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更吹响斗争资本家的号角，甚至演变成穷人翻身的流血革命。当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受到批判与挞伐，政府中央计划的管制、干预市场，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的施行则蔚为风尚。
贫富悬殊持续深化
分配不均的问题直到二十世纪也并未消失，反而衍生出实质薪资倒退、房价高涨、人人崇尚金钱游戏等现象，导致中产阶级快速流向下层的M型社会出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标示的“百分之一高所得vs.百分之九十九低收入”（1% vs. 99%）则鲜明呈现出贫富悬殊两极化，财富极度不平均的现象，呐喊着社会不公不义的情况不仅更严重，更是不分地域、不分国家社会的普遍现象。一连串社会现象引发产学界空前热烈的关注，也兴起一波“全球化”的寻找病因好对症下药的热潮，汗牛充栋的研究、书籍、会议热闹滚滚。2014年，法国经济学者托玛．皮凯提（Thomas Piketty）出版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则是其中最受瞩目者，掀起全球的讨论热潮。
顾名思义，皮凯提承继十九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认为资本家夺走了绝大部分的财富，因此资本主义是造成收入与财产持续分配不均的主因。他根据三百年的具体数据，发现：
除非有大规模战争和政府介入，资本的年报酬率大约是4%～5%，但经济年成长率一般只有1.5%；
如果一直维持“资本的年报酬率大于经济成长率”，贫富差距将持续扩大，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因此，皮凯提建议政府应该针对富人“课征80%重税”，借此消弭所得分配不均，而《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热销或可得知此一论点获得广泛认同。当时国际货币基金（IMF）曾建议中国和印度政府，透过加税并提升基本工资的方式，创造贫富均霑的发展模式，阻止贫富差距扩大。同时世界银行资深总监更呼吁，各国政府要创造工作机会并改善劳工待遇，这些都显示全球舆论倾向主张政府应出面强力干预市场，并以课重税和强制加薪等政策解决问题。
政府干预有理吗？
英国创新经济学教授玛里亚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2018年出版的《万物的价值：经济体系的革命时代，重新定义市场、价值、生产者与获利者》（The Value of 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一书（繁体中文版于2020年12月出版），就是透过财富（或价值）的创造提出“政府干预”、“政府在创造价值上扮演重要角色”、“政府的生产力”、“政府课重税”、“政府主导财富分配合情合理”等等的理论基础。书中提出实体产物才具“价值”，“价格”则是由产物的价值决定，而非透过市场供需决定“价格”后反推事物的“价值”作为立论基础。而在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演化中，则透过重农学派的“农业土地价值”说、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新古典学派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边际生产力”学说，以及效益学派的“主观价值”说，引导出“生产边界”理念来厘清“价值创造者”（Maker）与“价值萃取者”（Taker）之间的差异。
综观当今高所得／富裕者，往往是“价值萃取者”或是“掠夺者”，而真正的“财富或价值创造者”却没得到应有的报酬。用白话来说，经由货币表示的市场价格，价值被少数人夺走了，所谓的“不劳而获”或“高租（rent）”就是这样。以当代经济学的市场结构来说就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甚至是“独占市场”，而“独占租”或“剩余”就因此落入少数人的口袋。当此一现象普遍存在于现代社会里，贫富悬殊扩大与所得分配不均／极化就自然会出现。马祖卡托教授呼吁大众重新认识价值的创造，真实呈现“价值贡献率”，以“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方式实现公平社会。
价值决定价格或价格决定价值？
玛里亚娜．马祖卡托在书中经由个案分析──从硅谷的Apple、Google等，到金融业，再到大型药厂──呈现出一旦失去辨别价值创造与价值萃取的能力，等于是开了方便之门给特定人士，肆无忌惮地僭称价值创造者之名，以行价值萃取之实，加剧社会、财富与所得的不平等。作者一再强调，要重新为价值的论辩注入生气，将曾经占据经济思潮中心的价值议题拾回。若价值取决于价格，只要一种经济活动有成交价，就代表它创造出了价值，这样一来，钱赚得多就代表价值创造得多，就会让价值萃取的活动得以更轻易地伪装成价值创造。在这样的过程里，租金（非劳动所得）就会跟获利（劳动所得）混为一类──实体经济中的投资就会因此减少，贫富差距则会持续扩大。如果我们无法区分价值创造与价值萃取，就无法“赏善罚恶”；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创造出更多更新的智慧型成长，乃至于更普及、更永续，那我们就需要对价值有更深入的理解。
对于玛里亚娜．马祖卡托的苦口婆心、用心良苦，虽然笔者深表认同，但毕竟价值是人的“主观感觉”，恐怕不可能对于价值做出有共识的客观衡量。这也让我想起十九世纪古典经济学家一直尝试解决的著名价值悖论──“钻石和水的矛盾：为什么水对生命远比钻石更重要，但钻石的价格相对于水却是如此的昂贵？”卡尔．孟格尔（Carl Menger）最后以物品的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而非“总效用”所决定，来解开困惑古典经济学家数百年的矛盾，但边际效用不太可能客观衡量，难以进行科学实证。
不过玛里亚娜．马祖卡托在本书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提到的“金融业如何萃取价值”、“实体经济的金融化”，以及“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如何让贫富差距扩大，应该才是当前最重大的课题。货币脱离交易媒介的正当角色、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浮滥、投机炒作、金融机构脱离“金融中介角色”成为赚钱获利的金融产业，上述问题让“五鬼搬运”变得更深更广，而各国央行滥印钞票的“大撒币”做法，不但让货币投机炒作的游戏更为炽热，人们也变得益加贪婪，失去诚信与道德。
金融诅咒已全球化
脱离正轨的金融业在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持续创新之下，掌握的权力也逐日增加。曾任《时代》杂志与《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的记者拉娜．福洛荷（Rana Foroohar）便透过2016年出版的《大掠夺》（Makers and Takers）一书告诉我们，金融业掌握的权力大到不成比例──它代表着7%的经济产值，却只创造4%的工作需求，同时能拿走25%的企业获利。今天，是金融家在对企业发号施令：金融市场不再是推动共享经济繁荣的工具，而是金融家借此创造个人财富的媒介。金融思维已在美国企业根深柢固，无论是规模最大或最有前景的企业，都开始运作得像一间银行，只要挪动现金就能比以前赚到更多钱，光是单纯金融活动──交易、对冲买卖、税负优化、销售金融服务──就能产生将近五倍于二战后时期的收入。至此，我们的金融体系已无法对实体经济发挥作用。这是一种经济疾病，以“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来称呼，意味着华尔街和它的思维趋势不只渗透到金融业，更已渗透到各行各业。这种非常重视短期利益兼具高风险的做法，拉大了贫富差距，同时阻碍了经济成长。
“金融化”现象如今已成为另一种“全球化”，英国作家尼可拉斯．谢森（Nicholas Shaxson）在2018年出版的《金融诅咒》（The Finance Curse: How Global Finance is Making Us All Poorer）更是直接用书名明确指出这一点：“金融化”不光是全球现象，“全球金融化”的结果更让人们趋向贫穷──比起现象，这更像是一种“诅咒”。身处金融时代，无论企业主、金融顾问甚至是整体金融业者，都已经从为经济体创造财富，转为利用金融技巧从经济体中提取财富。当金融体系不再是传统上服务社会并创造财富的角色，转而成为从经济体中榨取财富时，金融业也因此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能够影响法令规章的制定，甚至形塑整个社会以满足自身需求──最终导致经济成长放缓、贫富差距扩大、市场缺乏效率、公共服务受创、贪腐更为严重，相关经济部门也逐渐被掏空。“金融诅咒”的结果，就是民主和社会整体受害。如今，世界上诸多国家都已深陷于“金融诅咒”之中而不自知，仍然为了创造庞大财富与虚无飘渺的国家竞争力而诅咒自身。
看来全球有识之士都已洞悉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严重分离，而且“财富萃取”与“财富掠夺”比比皆是。如何让财富创造者能“各取所值”应是消弭贫富悬殊与所得分配不均的正道，而向玛里亚娜．马祖卡托的这部《万物的价值》取经，不失为一条明路。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