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价值、价格与金钱──评《万物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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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1月13日讯】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启了经济成长的大门。马尔萨斯忧虑的“贫穷的陷阱”彻底消失,同时也普遍扫除了赤贫现象,却因此凸显出贫富悬殊、所得分配不均等社会不公现象,被小说家描述成《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造就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起。十九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更吹响斗争资本家的号角,甚至演变成穷人翻身的流血革命。当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受到批判与挞伐,政府中央计划的管制、干预市场,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的施行则蔚为风尚。

贫富悬殊持续深化

分配不均的问题直到二十世纪也并未消失,反而衍生出实质薪资倒退、房价高涨、人人崇尚金钱游戏等现象,导致中产阶级快速流向下层的M型社会出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标示的“百分之一高所得vs.百分之九十九低收入”(1% vs. 99%)则鲜明呈现出贫富悬殊两极化,财富极度不平均的现象,呐喊着社会不公不义的情况不仅更严重,更是不分地域、不分国家社会的普遍现象。一连串社会现象引发产学界空前热烈的关注,也兴起一波“全球化”的寻找病因好对症下药的热潮,汗牛充栋的研究、书籍、会议热闹滚滚。2014年,法国经济学者托玛.皮凯提(Thomas Piketty)出版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则是其中最受瞩目者,掀起全球的讨论热潮。

顾名思义,皮凯提承继十九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认为资本家夺走了绝大部分的财富,因此资本主义是造成收入与财产持续分配不均的主因。他根据三百年的具体数据,发现:

除非有大规模战争和政府介入,资本的年报酬率大约是4%~5%,但经济年成长率一般只有1.5%;

如果一直维持“资本的年报酬率大于经济成长率”,贫富差距将持续扩大,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因此,皮凯提建议政府应该针对富人“课征80%重税”,借此消弭所得分配不均,而《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热销或可得知此一论点获得广泛认同。当时国际货币基金(IMF)曾建议中国和印度政府,透过加税并提升基本工资的方式,创造贫富均霑的发展模式,阻止贫富差距扩大。同时世界银行资深总监更呼吁,各国政府要创造工作机会并改善劳工待遇,这些都显示全球舆论倾向主张政府应出面强力干预市场,并以课重税和强制加薪等政策解决问题。

政府干预有理吗?

英国创新经济学教授玛里亚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2018年出版的《万物的价值:经济体系的革命时代,重新定义市场、价值、生产者与获利者》(The Value of 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一书(繁体中文版于2020年12月出版),就是透过财富(或价值)的创造提出“政府干预”、“政府在创造价值上扮演重要角色”、“政府的生产力”、“政府课重税”、“政府主导财富分配合情合理”等等的理论基础。书中提出实体产物才具“价值”,“价格”则是由产物的价值决定,而非透过市场供需决定“价格”后反推事物的“价值”作为立论基础。而在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演化中,则透过重农学派的“农业土地价值”说、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新古典学派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边际生产力”学说,以及效益学派的“主观价值”说,引导出“生产边界”理念来厘清“价值创造者”(Maker)与“价值萃取者”(Taker)之间的差异。

综观当今高所得/富裕者,往往是“价值萃取者”或是“掠夺者”,而真正的“财富或价值创造者”却没得到应有的报酬。用白话来说,经由货币表示的市场价格,价值被少数人夺走了,所谓的“不劳而获”或“高租(rent)”就是这样。以当代经济学的市场结构来说就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甚至是“独占市场”,而“独占租”或“剩余”就因此落入少数人的口袋。当此一现象普遍存在于现代社会里,贫富悬殊扩大与所得分配不均/极化就自然会出现。马祖卡托教授呼吁大众重新认识价值的创造,真实呈现“价值贡献率”,以“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方式实现公平社会。

价值决定价格或价格决定价值?

玛里亚娜.马祖卡托在书中经由个案分析──从硅谷的Apple、Google等,到金融业,再到大型药厂──呈现出一旦失去辨别价值创造与价值萃取的能力,等于是开了方便之门给特定人士,肆无忌惮地僭称价值创造者之名,以行价值萃取之实,加剧社会、财富与所得的不平等。作者一再强调,要重新为价值的论辩注入生气,将曾经占据经济思潮中心的价值议题拾回。若价值取决于价格,只要一种经济活动有成交价,就代表它创造出了价值,这样一来,钱赚得多就代表价值创造得多,就会让价值萃取的活动得以更轻易地伪装成价值创造。在这样的过程里,租金(非劳动所得)就会跟获利(劳动所得)混为一类──实体经济中的投资就会因此减少,贫富差距则会持续扩大。如果我们无法区分价值创造与价值萃取,就无法“赏善罚恶”;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创造出更多更新的智慧型成长,乃至于更普及、更永续,那我们就需要对价值有更深入的理解。

对于玛里亚娜.马祖卡托的苦口婆心、用心良苦,虽然笔者深表认同,但毕竟价值是人的“主观感觉”,恐怕不可能对于价值做出有共识的客观衡量。这也让我想起十九世纪古典经济学家一直尝试解决的著名价值悖论──“钻石和水的矛盾:为什么水对生命远比钻石更重要,但钻石的价格相对于水却是如此的昂贵?”卡尔.孟格尔(Carl Menger)最后以物品的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而非“总效用”所决定,来解开困惑古典经济学家数百年的矛盾,但边际效用不太可能客观衡量,难以进行科学实证。

不过玛里亚娜.马祖卡托在本书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提到的“金融业如何萃取价值”、“实体经济的金融化”,以及“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如何让贫富差距扩大,应该才是当前最重大的课题。货币脱离交易媒介的正当角色、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浮滥、投机炒作、金融机构脱离“金融中介角色”成为赚钱获利的金融产业,上述问题让“五鬼搬运”变得更深更广,而各国央行滥印钞票的“大撒币”做法,不但让货币投机炒作的游戏更为炽热,人们也变得益加贪婪,失去诚信与道德。

金融诅咒已全球化

脱离正轨的金融业在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持续创新之下,掌握的权力也逐日增加。曾任《时代》杂志与《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的记者拉娜.福洛荷(Rana Foroohar)便透过2016年出版的《大掠夺》(Makers and Takers)一书告诉我们,金融业掌握的权力大到不成比例──它代表着7%的经济产值,却只创造4%的工作需求,同时能拿走25%的企业获利。今天,是金融家在对企业发号施令:金融市场不再是推动共享经济繁荣的工具,而是金融家借此创造个人财富的媒介。金融思维已在美国企业根深柢固,无论是规模最大或最有前景的企业,都开始运作得像一间银行,只要挪动现金就能比以前赚到更多钱,光是单纯金融活动──交易、对冲买卖、税负优化、销售金融服务──就能产生将近五倍于二战后时期的收入。至此,我们的金融体系已无法对实体经济发挥作用。这是一种经济疾病,以“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来称呼,意味着华尔街和它的思维趋势不只渗透到金融业,更已渗透到各行各业。这种非常重视短期利益兼具高风险的做法,拉大了贫富差距,同时阻碍了经济成长。

“金融化”现象如今已成为另一种“全球化”,英国作家尼可拉斯.谢森(Nicholas Shaxson)在2018年出版的《金融诅咒》(The Finance Curse: How Global Finance is Making Us All Poorer)更是直接用书名明确指出这一点:“金融化”不光是全球现象,“全球金融化”的结果更让人们趋向贫穷──比起现象,这更像是一种“诅咒”。身处金融时代,无论企业主、金融顾问甚至是整体金融业者,都已经从为经济体创造财富,转为利用金融技巧从经济体中提取财富。当金融体系不再是传统上服务社会并创造财富的角色,转而成为从经济体中榨取财富时,金融业也因此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能够影响法令规章的制定,甚至形塑整个社会以满足自身需求──最终导致经济成长放缓、贫富差距扩大、市场缺乏效率、公共服务受创、贪腐更为严重,相关经济部门也逐渐被掏空。“金融诅咒”的结果,就是民主和社会整体受害。如今,世界上诸多国家都已深陷于“金融诅咒”之中而不自知,仍然为了创造庞大财富与虚无飘渺的国家竞争力而诅咒自身。

看来全球有识之士都已洞悉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严重分离,而且“财富萃取”与“财富掠夺”比比皆是。如何让财富创造者能“各取所值”应是消弭贫富悬殊与所得分配不均的正道,而向玛里亚娜.马祖卡托的这部《万物的价值》取经,不失为一条明路。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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