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向达文革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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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8月10日讯】一次,章诒和跟他的父亲、毛泽东“钦点”的中国第一大右派章伯钧聊天时,谈到中国历史学界第一大右派向达。章伯钧称赞向达是非常难得的高级人才。章诒和来兴趣了,问:“他怎么个高级法?”章伯钧扳着手指说:“向达精通中外交通史、西域史、唐史、敦煌学,还能编蛮书,搞翻译,对中国美术、壁画也是很有研究。”

北京大学一级教授

向达跟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是老乡,湖南湘西人。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1935年,被北平图书馆作为交流研究员派往英、法、德三国著名图书馆研究流失海外的中文古代典籍。1938年秋,向达携带他抄录整理的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回国。1939年,先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不久转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1946年9月,北京大学复校后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是中外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第一流学者,译著的论文和专著达100多种,重要著作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

1949年中共篡政前后,向达有多种选择的机会,比如,有人邀请他到美国讲学,他婉言谢绝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多次邀请他南下,他也婉言谢绝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一些批评性言论,使他一度被认为是“民主教授”、“进步教授”,成中共的统战对象之一。中共当政后,向达成了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全国政协委员。

史学界第一大右派

向达深受北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又“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他曾公开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北京大学成了重灾区,向达则成了重灾区中的众矢之的。1957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座谈会,“批判史学界右派分子向达、雷海宗、荣孟源和陈梦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向达一下子成了全国史学界的第一大右派,遭到猛烈炮轰。

第一个炮轰他的是北京大学副校长、被称为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翦伯赞。翦伯赞在长篇发言中,揭露了向达一贯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他揭发说,向达攻击党的领导,把中国科学院一些行政干部比喻成“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形容中国的“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

向达曾提出:1949年10月1日以后,中国“历史学只有五朵金花”,绝大多数搞历史研究的人,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五朵金花”上面,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翦伯赞说,向达讨厌这五朵花,“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来的花朵”。

怎么可能只有“五朵金花”?

向达被打成史学界第一大右派,与他过去的经历密切相关。向达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像所有老一代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精英一样,他深爱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曾不远万里跑到英国伦敦、德国柏林、法国巴黎、意大利梵蒂冈,用笔一个字一个字抄写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仅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抄写中国近代史料,就抄了20多万字!

他还把能看到的敦煌卷子做了详细的卡片,并抄录、写成目录提要,记上卷子的编号、名称、长短、所存行数,并抄下其前五行和后五行,重要的卷子还拍了照片,带回国内。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是强烈要求日本赔偿战时中国文化损失的学术界代表之一,专门写过一篇重磅文章《日本对我赔偿中关于文物部分赔偿的问题》。中华历史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怎么可能只有“五朵金花”?

向达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都是在中华民国时期相对自由的学术气氛下完成的。他曾写道:“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这才是北大的传统精神,也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教育的精神。这种精神,需要创始者,也需要继承者共同珍重。民主、自由,有历史作纪录与证明,诡辩宣传都不足以淆乱颠倒。”

他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泰斗级人物陈寅恪的好友。陈寅恪最看重的品格就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1953年,陈寅恪从前的得意门生,后皈依马克思主义的汪篯到广州,劝陈寅恪北上,遭陈寅恪痛斥。后陈寅恪致信北京的各位好友表明他的态度,其中就有向达。

然而,中共建政后,一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都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让向达很不理解。他曾发挖苦地说,考古发掘,你怎么区别这一铲挖下去是无产阶级的,那一铲挖下去是资产阶级的?

中共高层决定的右派

尤其令向达没有想到的是,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竟然是有人揭发他搞民族分裂活动,甚至有人说,他想当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州长。

1950年,湘西土家族人就提出,自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而不应再被视为苗族。直到1956年10月,中共最高当局才接受他们的要求,但没有正式公布,湘西土家族仍处于被苗族自治州“代管”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湘西土家族人就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要求认定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

作为土家族人的知名人士,向达自然成了家乡人寻求下情上达的对象之一。1956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向达曾回老家湘西考察。回京后,写了一份报告,发表在全国政协刊物上。1957年3月18日,向达和社会学家潘光旦在政协联名发言,认为在湘西北、鄂西北、川东南有一个少数民族——土家族。这些言论现在看来仍然十分中肯,并无过激之处。但是,在反右派运动中,他俩的这一行为被认为是“搞民族分裂主义和破坏民族团结”,双双被打成右派。

据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田余庆、夏自强回忆,当时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在宣布给向达定性的批判会之前,他俩到江家,江隆基在给有关方面打电话请示后,才在会上宣布。可见,当时将向达定为右派,最终决定权不在北大,而是中共高层。

文革中再次蒙难

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的大右派向达,自然在劫难逃。向达是文革爆发后第二批被揪出批斗的“牛鬼蛇神”。先是被一再批斗,随后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昌平县劳动改造。对于向达文革中的一些遭遇,他的同事有一些零星的记载。

北大历史系教授邹衡回忆说:“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

同是北大历史系的邓广铭教授回忆:1966年9月27日,中共的“国庆节”快到了,北大这些“反革命分子”难受的日子也到了。学校命令他们立即下乡,向达也去了。下乡以后,分为两组。一组是严重的“牛鬼蛇神”,二组的罪行较轻。向达在一组。那时,他有尿毒症,腿肿,走路疼痛。他找监管的医生,医生不给他看病,只给他消炎片。哪知他这病不能吃消炎片,越吃越坏。邓广铭等人10月14回到北京,向达因“问题严重”不能回家。

凄风苦雨中离世

再后来,向达的身体越来越差,走路都很困难,不得不回家。回家时,他的浮肿已经到腰了。向达夫人送他去校医院。几个医生一见是向达,就骂道:“右派分子”,“反动权威”,不给好好看病,胡乱开了点药,就打发回家了。向达夫人要求住院治疗,这些人不准,还骂人。

从校医院回家后,向达躺在床上对夫人说:“我恐怕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夫人哭问:“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向达指着地上的书说:“我一生的积蓄都在书上,我死后你就卖书度日吧。万一你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去找燕生,就跟燕生过吧。”燕生是他们的长子,在天津工作。大约两天后,向达含冤去世。

向达去世不久,他留给夫人的书,全部被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偷走了,一本不剩。其中很多书极为珍贵,不乏善本。

章诒和回忆说:“向达是右派,算‘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1966年11月30日,曾经名震海内外的一代历史学家向达,在瑟瑟寒风中撒手人寰。

结语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时,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一时开风气之先,使北大成为人才云集,英才辈出的学术殿堂。中华民国时代,北大出了不少大师级学者。

自从1949年中共建政后,在历次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中,北大都是重灾区。许多学贯中西的学者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到今天,北大事实上已成为中共的党校,“独立之精神”难寻,“自由之思想”难存。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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