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男星于朦胧9月11日凌晨离奇坠楼，尽管官方火速定性为“酒后意外”，但随着重重疑点接连爆出，以及当局对相关评论的全力封杀，让许多人惊觉，背后的黑幕可能远超想像。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黄士维在新唐人《健康1+1》节目中分析，于朦胧事件背后是中国社会的恐惧与深层的困境。
明星屡传离奇身亡
37岁的于朦胧9月11日在北京一居民小区堕楼身亡，尽管官方极力封锁真相，控制舆论，但迄今仍有民众坚持发声。于朦胧生前所属的经纪公司“天娱传媒”是中共国企，也被质疑与于朦胧之死有关。
网民翻出2016年猝然离世的艺人乔任梁死亡事件中，警方当时宣称其死因为抑郁症所致，然而外界质疑他可能遭受虐杀后被伪装成自杀，甚至有传闻指其遗体出现断肢缺手及倒吊等迹象；2017年艺人任娇则被发现全身赤裸陈尸于草丛中。这些案件皆在短暂调查后迅速结案，官方将其归类为自杀或意外，却难以让大众信服。
于朦胧事件也引发了民众对“少林最帅武僧”秋风之死的再次关注。有网民怀疑他也像于朦胧一样被虐杀，甚至被活摘器官。
21岁的少林寺第三十四代武僧“秋风”（法号延珩，本名邢中平），2024年8月7日凌晨在浙江诸永高速公路遭遇车祸身亡。网传“秋风”在死亡前，遭到虐杀与活摘器官。有网民称秋风的遗体返回故乡时，出现超长缝合刀口，这被视为可能器官被摘除的证据。
此外，网络爆料称于朦胧生前的经理人杜强，也曾担任乔任梁及秋风的经理人，引发舆论发酵。
中国人难逃韭菜命运
香港作家冯晞干撰文表示，“于朦胧之死，已经不是单纯的娱乐圈新闻，因为很多中国人都逐渐明白：如果有2,000万粉丝的于朦胧也能这样不明不白死去，那一介草民又会如何？”
“于朦胧让许多民众意识到，在中国，你永远都是韭菜。”黄士维说。即使进入“体制”内，大陆还有一句顺口溜叫，“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一层一层，永远有比你更大的官，永远有人会觊觎你的东西，永远有人会牺牲你。
即使已经当上“国家主席”也不能保证安全。作为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第二号人物，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被打倒后，一年多便悲惨离世。黄士维感叹，“在共产党体制之下，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谁都可能会被牺牲。所以我们看到连李克强都被心脏病了，那习近平呢，每天都担心被暗杀。”
黄士维表示，众所周知，在中国被官方认定为散播谣言或制造事端的内容，往往反映了真实情况。真正试图救助他人、传播资讯或揭示真相的人士，在中国往往会迅速遭遇打压，甚至面临迫害。
以COVID-19疫情为例，当时李文亮医生仅在其同学群组中提及武汉的疫情发展，随即被警方指控散播疫情谣言，“作为一名医师，他只是想保护武汉居民和同学的安全，并仅在私人群组中传递此讯息，却因此遭受处分。”
基于良知与道德的“勇”
黄士维感叹，很不幸的是，一些中国人对于这种因发声遭受迫害的受害者，通常漠不关心，甚至习以为常地检讨受害者。黄士维认为，在被共产党统治后，中国人的冷漠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被遗弃有很大的关系。
古人认为“勇”与道德修养密切相关。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又说“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智、仁、勇，是儒家思想中的“三达德”。有仁爱之心的人一定会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这是一种“仁义之勇”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揭竿起义、替天行道之勇。这是一种“侠义之勇”。
道家则讲无惧生死，顺应自然之勇。当人能看淡生死，超越物质的限制，就能达到真正的自在与解脱。 顺应自然则使人能够在顺境时不骄纵，在逆境时不怨尤，安于所处的时机与境况。这是一种内在的“超越之勇”
勇在中华文化是一种很重要的内涵。可是共产党统治中国之后，发动历次运动：土改，工商改造，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八九六四，镇压法轮功，反送中，新疆集中营⋯⋯通过不断“改造”、“批斗”，将传统文化从人们的思想中根除，道义之“勇”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党文化的好勇斗狠、人心冷漠。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曾经历纳粹大屠杀的作家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说：“中立是帮助压迫者，从不帮助受害者。沉默是鼓励折磨者，从不鼓励被折磨者。”
活摘器官危害全社会
黄士维提到，从1999年中共镇压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甚至大规模活摘器官。他说：“当时几乎每个中国人的身边都有法轮功学员，有些是家人、亲戚、同学、同事⋯⋯但在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开始后，即使中国人发现身边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非常凄惨，但没有人敢于为他们发声。”
在1999年前，中共官方估计中国大陆有七千万至一亿人修炼法轮功，超过中共党员人数。199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打压法轮功，其迫害政策“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持续至今。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有至少5273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致死，由于中共严厉封锁资讯，真实数字仍不得而知。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器官移植呈爆炸性增长。据“追查国际”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统计，从肝移植案例的数量上来看，1999年前，中国20多年的肝移植累积总数仅135例，平均每年只有5-6例，但自1999至2006年，8年间肝移植爆增到15207例，平均每年1700多例，增长约180多倍。
黄士维说，器官移植的发展，本是为了让一个濒临死亡的生命，通过捐赠的器官重生。但在中国，更多的器官移植是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
2015年3月凤凰卫视节目上，原中共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说：“这（器官）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器官移植）做了多少也是秘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一笔糊涂账，是多少你不清晰。”面对记者的追问，黄洁夫回答，这个问题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讲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清楚了。”政论家胡平认为，黄洁夫的回应间接证实了关于中共当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
沦丧的医学伦理
黄士维表示，在中国古代，许多医学大家也是儒学学者，因而被称为“儒医”。明代名医李梴在其《习医规格》就把阅读儒家经典作为医者每日的必修课，而后才研习医书。这类医者不仅精通医术，亦以“仁”的儒家理念作为行医的道德基础，强调仁心仁术与济世精神。
同样地，在藏医传统中，医者多为佛教徒，他们必须先修习佛法、培养慈悲心与智慧，之后方能学习医术。医学被视为修行的一部分，治病救人不仅是技术的展现，更是实践慈悲与业报观的途径。
在西方文明发展中，医学也曾与宗教密切相关。早期的医者多出自修道院或是神职人员，他们将医疗视为侍奉上帝、救助众生的使命。
无论是东方的儒医、藏医，或西方的修士医师，皆以崇高的道德准则与精神信念为行医之本，使医疗不仅止于技术，更成为一种道德与心灵的实践。然而，在中共的医疗体制内，许多医护人员面对扭曲的环境与利益的诱惑，主动或被动选择成为“白衣恶魔”。
去年因不明原因坠亡的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的实习医生罗帅宇，揭示出中国大陆医院器官移植的黑幕。他曾被上级要求在医院内寻找年龄介于三至九岁的儿童作为潜在器官供体。也就是说，一旦这些儿童被选定，医院的目的可能并非救治，而是藉由牺牲其生命来获取器官，用于移植手术。
黄士维指，中共当局在面对外界指控时，往往采取两种策略：其一是全面封锁、压制相关资讯；其二则是在封锁失效时，宣称事件仅属“个别医院”或“个别医师”问题，官方可能像征性地将少数人判刑，以示“问责”，被处罚的原因往往并非因其犯罪行为本身，而是因为“消息外泄”，损及当局形象。
他续指，中国人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已多次见证沉默的代价。“你保持这样的沉默，助长了所有的恶行，这些暴行以后一定会蔓延到所有的族群，我觉得历史就是一直在重演。”
责任编辑：张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