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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陆配参政 杜奕瑾:等于让中共直入政治核心

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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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5年11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吴旻洲台湾台北报导)台湾近期针对是否开放中国来台人士的公民权及参政权,引发争议。台湾AI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以AI方式整理出中共“攻台操作路径”的五个阶段,他警告,在没有安全缓冲下,完整开放中国人公民权与参政权,等于让受中共强制法律控制的人,直接进入本国政治体系核心。

蓝白阵营近来力推“不在籍投票”修法,绿营立委与专家纷纷表态反对。图为选举投票示意图。
蓝白阵营近来力推“不在籍投票”修法,绿营立委与专家纷纷表态反对。图为选举投票示意图。(Getty Images)

杜奕瑾表示,此阶段的目标是在制度允许下,最大化“在台、具中国国籍、可被北京法律控制的人”的数量与关键位置。具体有3种作法,第1是利用现有或松绑后的管道,鼓励中国的交换学生、研究合作、跨境婚姻、投资移民、产业合作派驻人员来台。

第2是统一战线系统打造“社群枢纽”,以“同乡会、商会、校友会、文化交流协会”等名义,组织在台中国公民与亲中人士,形成平时看似正常的社团网路。

第3是透过中共的《国家情报法》与《国安法》,以家人、资产、回中国探亲的安全为筹码,要求这些人“保持联络”、“适时提供资讯”。

第 1 阶段:基层政治与社会影响力固着

杜奕瑾表示,一旦这些人取得参政权,路径可能是“由下而上”。首先是渗透里长、村长、地方民代助理、政党地方干部、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等基层公职与地方组织,因为这些位置掌握的是选民动员、地方资源分配与舆论管道,比中央官职更容易渗透,且较不受注意。

其次是“服务选民+统战资源”结合,对在地居民提供各种“福利”,包括旅游补助、奖学金、医疗检查、赴中参访等,实际资金可能部分来自统战与外围基金会,甚至在选举与公投时,把“我帮你拿到的好处”与“支持特定路线”捆绑。

第三是票仓与“摇摆选区”策略,在特定选区集中投资,把中国公民+亲中选民组成“稳定票源”。在县市长、立委、公投等关键选举中,发挥“1%至2% 关键差距”的杠杆效应。

第 2 阶段:资讯战与法律战联动

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
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宋碧龙/大纪元)

杜奕瑾表示,当在台中国公民可以合法参政,包括投票、甚至被选举时,中共就可以把“法律义务”与“民主制度”绑在一起使用,并由此衍生出3个可能的问题。

首先是系统性搜集政治与社会情报“情报义务”,杜奕瑾解释,中共可以透过《国家情报法》对中国公民下达任务,包括掌握地方政治人物、媒体、社运组织、军警家属的关系网路,搜集电力、通讯、交通关键基础设施的人事与流程资讯,并利用这些资讯与开源情报(OSINT)结合,有助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精准化。

第二个是反分裂法与“惩治台独”意见,对台湾政治人物与公民施压。杜奕瑾表示,中共可能对台湾内部挺台湾主权的政治人物、社运人士、学者,进行“跨境法律威胁”,包括列入“台独顽固分子”名单,宣称终身追责、冻结在中国资产、禁止往来,甚至威胁死刑。

至于台湾在中国的公民,杜奕瑾说,这些人可能会被搜集相关的言行证据、社群发言、国外活动纪录,上交中共司法或国安机关,作为“起诉材料”。

第三个是透过《反间谍法》,增加“接触台湾人等于高风险”印象。杜奕瑾表示,中共可能透过宣传把“与某些台湾 NGO、媒体、政党接触”塑造成可能涉及“间谍”与“为外国势力服务”。

他表示,这样的做法会导致在中国工作的台湾人、中国公民亲友,因此对“台湾主体”议题更加噤声。结果是台湾内部言论空间被间接收窄,而在台中国公民,又成为这套法律威吓与情报搜集的节点。

第 3 阶段:经济与关键资产控制,作为压迫杠杆

民众到投票所投票,资料照。
民众到投票所投票,资料照。(宋碧龙/大纪元)

杜奕瑾表示,在中共的《国防动员法》框架下,引导中国公民与企业投资台湾的关键领域,包括媒体与新媒体平台,以及电力设备、资料中心、云服务、物流与港口相关公司等关键基础设施的供应链,甚至是超市、运输、旅游业等民生必需品与特定地方型企业。

他表示,一旦战时或危机时,中共会以“法律加上爱国义务”,要求这些中国籍股东、董事、高阶主管,配合进行停供、延迟或错误供应关键物资。刻意抛售、谣言、资金抽离,造成金融市场恐慌,并针对特定城市或族群实施差别化服务,制造社会撕裂。

他说,中共还会对内宣传为“依法动员资源维护国家统一”,把所有这些行动包装为,根据《国防动员法》与《国家安全法》,动员境外中国公民与企业资源,是合理合法的“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行为。

第 4 阶段:给入侵借口下的“保护侨民”与“第五纵队”叙事

杜奕瑾表示,当台湾面临重大政治冲突,如修宪、公投、重大选举争议或灰色地带军事危机时,有几种可能剧本。首先是北京对外宣称,台湾政局混乱,境外中国公民受威胁,因此以《国家安全法》中“保护境外中国公民”条款,声称有权要求设立所谓“安全区/保护区”,要求台湾当局提供特殊保护与通行权。

其次是动员在台中国公民及其统战网路配合行动,发起集会、示威,要求“共军或中共政府保障安全”,阻挠台湾当局正常执法,例如减少维护示威秩序的警力。

第三是中共军机、军舰同步升高压力,对外宣称只是“保护本国公民”;对内宣传“台湾同胞要求回归祖国保护”,把在台中国公民的行动包装成“民意”。整体效果是在于,把原本应是“在台外国人/中国籍居民”的议题,变成中共军事与法律介入的借口。

杜奕瑾表示,中共过去几年立了几部法律,单独看时很多人会以为“那只是中国内部法律,跟台湾没关系”。但从《反分裂国家法》、《惩治台独意见》、《国家情报法》、《反间谍法》与《国安法》等相关规定显示,一旦台湾在没有安全缓冲的前提下,开放中国公民完整的公民权与参政权,就等于让一批“受另一个主权国家强制法律控制的人”,直接进入本国政治体系核心。

责任编辑:吕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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