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一个炎热徬晚，“叮当车”来回地行驶在电车专用线内的繁华的街道中央，叮叮当当如水一般地畅流。我在湾仔下车后，走过一家电器行门前，店内灯火通明，店里卖的冷气机齐开着，吹着飘起的彩带，凉风一直吹到门外的行人道上。橱窗里所有的电视机齐播着电视剧《上海滩》。
我不由自主停下脚步，画面与旋律，将我的思绪带回过去两年多在香港的日子——
无可取代的“东方明珠”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入所谓的“拨乱反正”时期，开始了保守色彩浓厚的“改革开放”，试图将中国的经济与国际接轨。香港这个中国长期以来最重要的对外窗口，被赋予了无可取代的角色。数年后，我与姐姐来到了这座城市。
经济起飞的香港，吸引了大量内地人，尤其是广东一带的民众，冒险偷渡而来。港英政府为防止太多偷渡客冲击香港，实施“抵垒政策”（The Touch Base Policy），只要成功进入市区，并与在港亲友会合，便可获得合法居留。每天有数百人成功偷渡来港。与此同时，也有几百在边界被截获而未能成功进入市区者，从边界直接由巴士遣返（许多人会过几天再试）。每天早上，红棉路入境事务处外人龙蜿蜒数条街，合法与非法的移民混杂其中，等候一张身份证。这些人，成为香港繁荣背后基础的劳动力。
城市高楼间学会生存
来港次日，在九龙工厂密集的青山道一座工业大厦的楼下，看到几张红纸黑字广告，其中一家制衣厂招募工人，每日工资33元港币。按照指示，搭上一个可容20多人的大型货运电梯，上到7楼整层的工厂。电梯铁栅拉门开后，涌现无数的缝衣机声，震耳欲聋。女工头马上就安排我搬运流水线上的牛仔裤去货仓。一天下来，发工资时，给了我30元。我说，广告上不是说33元吗，她说：“没错，不过你唔（不）识广东话，所以30汶（元）”。我听了没说什么，心想：这牛仔裤搬来搬去又不需要讲话。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另类待遇”。
由于我们得从借住在朋友的公寓中搬出，急于找新住处，朋友介绍去一工厂，有提供工人宿舍，可以解决眼下住宿问题。这是一个大型的纺织厂，占地宽广。男工宿舍位于山下一排平房里。房间内光线暗淡，两旁靠着墙，放置着八张小床，每张小床上都装有蚊帐来抵挡热带潮湿季节的蚊虫。盥洗室位在不远的另一栋建筑物里，只是没有热水供应，但设备算是齐全。在酷热的季节里冷水冲洗也可以接受。同室的工人都是年纪较大的单身人士。也都是为了节省昂贵的租金而在此住宿。
半勺饭的待遇与人情温度
工厂离市区较远，有自己的食堂。每天中午，工人们排着长长的队，到供餐的柜台领取饭菜。分配食物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广东男人，他将满满一勺勺的菜饭放入容器中递给大家。每当轮到我时，他通常会把满满的一勺改为半勺，装入餐碗内给我。每次都是如此。
有一天，在聊天中，我把此事告诉一位在食堂里认识的工厂文职人员。听完之后，他说：“这样，明天我同你一起去领饭。”次日中午，他排在我身后，当那个厨房工人如往常一样，给我半勺菜饭的时候，他对那人说：“大佬，俾多啲佢啦（大哥，给他多点吧）！”那人朝他看看，翻了一下眼睛，也不说什么，就再加了半勺给我。
自那天后，他每天都给我和大家一样的分量。我想这就是在地人（特别蓝领阶级）排外省人（他们统称之为上海人）的情绪表现吧。但比起大陆文革运动中人斗人的阶级斗争情形，算是好上千万倍了。
安身视野 自由可贵
不久搬到了荔枝角的一栋二十多层楼内的公寓房间，公寓分成数个房间。除了一个上下双层铁床，只能放两个椅子和一个小桌子。大楼旁边是荔园游乐场，内有“宋城”。每当夜色降临，华灯起，乐声响，歌舞升平。加上园内动物们的叫声，热闹非凡，直至深夜。
附近的美孚码头有气垫船渡轮直通港岛中区。人们生活节奏紧凑，轮船上船员兼为乘客供应现做的鸡蛋火腿、土司、咖啡和奶茶。人们利用早上25分钟的渡海时间，一边看着报纸一边早餐，准备开始一天的忙碌工作。
中环是金融区，银行、商号等的高楼大厦林立。看到报上有广告招messenger，就去应征。公司位于大厦的43楼。女主管说工作范围是将公司的文件送往附近各商业大楼里的业务公司。这工作有机会识别中区及各商业大厦地理位置，我接受了。几天后的一个早上，在业务员到达之前，主管跟我说：你的责任也包括将每个写字桌上的这些咖啡纸杯收掉，并清除垃圾。我说：难道这也是工作分内的事，为什么之前没有说？第二天，我选择离开。
随后在中环皇后道中一家画廊工作。文革期间，学校停课，我曾跟随上海画院的老师学习美术，所以画廊录我画画。为了省一点，中午总是吃得少，饿肚子。我写信给妈妈告诉她一切都好，只是吃不饱。妈妈来信说如果这样的话不如回家。我回信告诉她，我宁愿在自由的地方饿肚子，也不愿回到那个痛苦和充满眼泪的地方。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林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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