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期,爸爸的坐骑——一辆永久牌二八男车是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
前梁是我的专属宝座,后座既可骑上哥哥亦能横坐妈妈,车把上还可以挂一网兜蔬菜,一块刚切下的带皮五花肉,三分钱一纸袋的玉米花和其他杂七杂八。上车顺序是我先坐上横梁,爸爸一片腿翩然上车,姿势可以媲美芭蕾舞者。哥哥或妈妈小跑着紧紧尾随,然后就像跳山羊,抓住一个恰当的时机,滑稽地窜上后座。别以为坐上后座就万事大吉,爸爸有时会忘了后座有人,飞腿下车,踢懵还在做着白日梦东张西望的哥哥。当然前座也并非绝对安全,我的右脚就曾被前轮裹卷进去,红花灯芯绒小布鞋掉落在后方马路上,孤零零的。
这辆结实的大坐骑配有十分稳健的后支架,是我心目中可以百般信赖的巨鲸,常常载着一家人在尘世风浪中浮沉。可是,一九七六年的七月某夜,它却马失前蹄,平白摔倒在屋子正中央,睡得糊涂的爸爸爬起床将它扶起来,它立即再次仆倒,如此重复四次,爸爸方才从梦中醒来。哥哥鳗鱼般灵巧地爬下上床,叫醒下铺的表哥,大床上夹在父母中间的我也被抱出家门。户外已有不少衣冠不整的邻居,还有人正三三两两地冲出家门……
后面的很多天我都和隔壁家小英坐在搬到户外的木床上过家家,塑料杯盘中盛着喝不完的“小酒”,吃不尽的“佳肴”。雨一直下,父亲为我们在床的四角绑好竹竿,上面搭一张塑料布,布上印有美丽的水果图案。姨爹光速从外地赶来,慌张地结束了表哥的假期,好像多待一天表哥都会被掩埋于废墟之下。曾经香喷喷的北京犹如半夜撞鬼,被莫名嫌弃起来。住宅的一侧墙角张开蜿蜒漫长的裂缝,好像一条蜈蚣精占据了我心爱的家。妈妈把小炉子搬到院子里做好饭端出来给我们食用,每次进院做饭或回屋取东西我都暗暗替妈妈担心。小孩子不再允许迈进家门,平时总要被强行喊回家的我心中的畅快自不待言。
接下来的好事更是不可想像,我们这一小片的邻居竟然结伴搬到了两里外的杨树林里生活,我是被幸运馅饼砸中了吗?妈妈讽刺我“屁股都笑圆了”,我一点也不生她的气,估算着按她的说法,所有小孩子都是圆圆的屁股,大人中也极可能占据了一大半。利用杨树干固定好蚊帐,下面罩住一张简易床铺就是一个家的雏形。小孩的床多数用桌椅高低不平地拼凑,一翻身就摔下床或者床断开人漏下来的状况时有发生。
杨树林里盛产浑身是刺满肚黄水的杨喇子,泉泉爸爸召集小朋友用树枝将杨喇子夹进吃剩掏空的咸鸭蛋壳里,集中起来烧掉。起初众人干得起劲,争着数谁的蛋壳里虫多,当小手都被刺毛蜇得红彤彤的刺痒难耐后,大家不由得疏远起泉泉爸爸。要不是泉泉哥哥有一双巨大的脚掌,能在无意中一脚踩死一只正在奔跑的小黄鸭;要不是她哥还能夜晚去运河边的柳树下挖回大批的季鸟儿猴(知了幼虫),然后泉泉妈又把它们腌渍成一玻璃罐密密麻麻令人垂涎的美食;要不是泉泉家有一个谁家都没有的神奇盒子,能让你自己跑进去说话(录音机),我们都不想再跟泉泉玩了。
晚上,一只小蜡烛在微风中映照着哥哥摇曳变幻的脸庞,岁数更小的孩子表情复杂地坐在小板凳上听他讲鬼故事。关键时刻他一声低吼吹熄蜡烛,同时打开早已备好的手电从下巴颏向上照出自己令人惊恐的变形鬼脸,引得我们尖叫着四散奔逃。跑得最起劲的小英踢翻了凳子边的暖水壶,瓶胆“嘭”然爆裂,弄得她小腿上镶满金光闪闪的碎片,小英爸齐伯伯拿出一瓶酱油涂满她的小腿后,才带着黑腿儿小英前往诊所。
只有住在野外的人才能真正明白月光有多么明亮,那种清澈透明,灿若脂玉的光线好像可以穿透皮肤漫浸肺腑,我不禁把头伸出蚊账外,摊开手掌感受它细致绵密的重量,叹息已渐渐入睡的人们正与此刻的素银玉屑之境失之交臂。清晨被一声惊叫打碎,大达子刚刚睁开眼,与夜间钻进蚊帐的一条蛇四目相对。他弟小达子叫不出声,因为昨晚含着水果糖睡着了。嘴被化掉又重新变硬的水果糖粘得死死的无法闭上。
九月里返回幼儿园不久,两位阿姨就穿着白大褂拿着手绢跑进来哭哭啼啼地宣布:“某某某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接下来小朋友一起放声大哭,我偷瞄见邻居小迟哭不出来,就把头深深垂下来,支在手臂上,看上去痛苦不堪。我明明已经哭过了,阿姨还要过来追问为什么哭得不厉害。阿姨的手绢确实有些湿答答的,可我不以为然,觉得那大都是鼻涕的功劳。
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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