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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红色海啸》揭中共超限战伎俩

2024年3月8日，中共军方代表抵达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共橡皮图章式立法机构——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6-02-03 22:43 中港台时间|02-05 08:13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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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6年02月02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Casey Fleming撰文／信宇编译）我近期撰写了《红色海啸——扼杀自由的无声风暴》（The Red Tsunami—The Silent Storm Killing Your Freedom, 2026）一书，既是揭露真相的揭密之作，亦是民众求生指南，因为时间所剩无几。那些关于全球竞争的种种言论和掩盖行为，都忽略了受其影响最大的人群：普通民众。

各种战略在会议室和政策圈内被讨论，但其后果却通过价格、就业、隐私、信息获取和对机构的信任等方方面面，在家庭、社交媒体、人际交往和学校等渠道中每日显现。当竞争仅仅被视为国家之间的较量时，普通民众就被忽略了。这是我们再也承受不起的错误。

当今威胁国际环境的本质特征并非传统战争。27年前，中国军旅作家乔良和前中共空军大校王湘穗发表军事理论书籍《超限战》（Unrestricted Warfare, 1999），中共重新定义了战争，使其不再局限于军事领域。它是一种超限制战争——一种和平与冲突、平民与军事、经济与政治之间界限模糊的战略。在这种模式下，一切都成为攻击目标：贸易、科技、教育、媒体、医疗、基础设施，甚至社会凝聚力等。在这种战略下，平民并非附带损害，而是首要的毁灭目标。

这就是《红色海啸》（The Red Tsunami）背后的真相。它并非单一事件或激烈冲突，而是邪恶势力在民众日常依赖的各个系统中持续积累影响和权力的结果。供应链决定着商品的可负担性和可获得性；数字平台决定着人们看到和信任的信息；劳动力市场影响着安全和机遇；数据流动影响着隐私和自主权。当这些系统受到外部影响或控制时，其影响并非抽象的，而是切身相关的。

超限制战争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它运作的尺度低于引发公众警觉的阈值。没有坦克越境，没有正式的宣战声明，也没有任何突发事件促使人们采取行动。相反，压力是逐步、持续且秘密地施加的。经济依赖被建立起来；技术标准被制定；数据被收集；叙事被塑造；非法毒品每年夺走15万年轻人的生命。他们的思想被永久性地损害和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通民众的选择越来越少，韧性越来越弱，自主性也越来越低——而他们往往并不清楚个中缘由。

这并非党派之争，而是结构性问题。开放社会旨在实现透明、高效和增长。这些特质极大地造福了普通民众，但当竞争对手不在相同的假设或约束下运作时，它们也可能被武器化，造成脆弱性。当对手在不受法律、道德或政治限制的情况下，在“无规则”（No Rules）状态下追求长期战略目标时，这种不平衡并非理论上的——它会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显现。

最大的误解在于，人们认为超限制战争首先针对的是政府。但实际上，它有意绕过政府。普通民众直接受到消费依赖、数字影响、就业压力、教育以及模糊了真相与操纵界限的信息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信任的丧失并非源于民主制度一夜之间崩溃，而是因为人们开始感到现有的制度不再为他们服务。

风险不在于参与本身，而在于缺乏对公民保护的参与。当关键行业以成本而非持续性为优化目标时，一旦出现中断，普通民众将承担后果。当数据安全被置于便利性之下时，普通民众的隐私将受到损害。当经济韧性为短期效率而牺牲时，社区将承受冲击。这些并非抽象的权衡取舍，而是累积性的后果。

我最担忧的并非专家缺乏意识，而是国家战略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脱节。当民众理解利害关系并在应对措施中看到自身利益得到体现时，民主制度才能有效运作。而当竞争被视为发生在“外部”（Out There）的事情，其影响却在“我们身边”（Down Here）感受到时，民主制度就会步履维艰。

这并非呼吁孤立、意识形态对抗或持续不断的恐慌，也不是鼓吹采取不受限制的策略。这是呼吁以公开讨论、公民责任和团结为基础的务实态度。如果竞争对手将每个领域都视为战场，那么保护公民就必须承认安全、繁荣和自由密不可分。

韧性必须建立在知识之上，以公民为中心。这意味着多元化而非依赖，透明而非否认，以及长远可持续性而非短期便利。这意味着政府、产业界和公民社会必须围绕保护公民自主权这个共同目标而携手合作，而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利益。

威胁或许永远不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变得无可辩驳，不会出现戏剧性的转折点，也不会出现“现在”（now）必须采取行动的普遍共识。这正是无限制战争的威力所在，也是忽视它的危险所在。等到后果显而易见时，塑造公民生活的体系可能已经为时过晚，无法做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