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4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戴德蔓台湾台北报导）在掌声响起的那一刻，《造山者》纪录片导演萧菊贞站在舞台上，从资深导演万仁手中接过“杨士琪纪念奖”，这不只是一次得奖，更是一条跨越四十年的创作接力——从记者杨士琪为电影争取自由，到今日纪录片工作者为台湾留存记忆。
“能够在这个时刻，从万仁导演的手里拿到这个奖，心中还蛮激动的。”她说。这份激动不只是来自得奖的肯定，更来自她长年投入纪录片创作的感触。
第6届“杰出影视听工作者联合颁奖典礼”于3月27日举行，杨士琪纪念奖颁给萧菊贞，由当年拍摄《苹果的滋味》的万仁担任颁奖人，格外具备象征意义。万仁回忆道：“杨士琪记者当年写了一般人不敢报导的新闻，在那个时代是很不容易的。”那篇报导让《儿子的大玩偶》免于被删改，也让台湾新电影得以喘息。
杨士琪曾任报社影剧记者，在戒严时期关注电影审查议题，透过报导揭露审查争议，为电影创作者争取发声空间，被视为推动台湾新电影的重要关键人物之一。她辞世时年仅33岁，但留下的影响，至今仍在影视圈延续。
而站在台上的萧菊贞，其实早在2002年拍摄《白鸽计划——台湾新电影二十年》时，就已经记录过这段历史。“当年有杨士琪记者及这群年轻愤青导演们，他们争取创作到的自由是多么珍贵。”她说。
24年后，她不只是记录者，也成为这段历史的一部分。
纪录片不是娱乐 而是一种“文化书写”
颁奖之后，萧菊贞接受《大纪元时报》的专访，对于纪录片的定义，她说，“在电影的各种形式中，纪录片是最具文化意义的。在商业剧情片中，我们追求票房。在艺术电影中，我们追求导演的创作形式。在纪录片中，我们追求社会文化意义。”
这样的答案，没有华丽包装，却精准的指出她创作三十年的核心。对她而言，纪录片不是娱乐，而是一种“文化书写”。“一个国家需要有自己的文化历史的梳理，需要有自己的历史脉络。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影像年代、数位年代里，纪录片可以扮演非常好的文化书写的角色。”这也是她拍《造山者》的原因。
她形容，纪录片创作就像是一门工艺。前期发掘题材，就像在历史的尘埃中“挖矿”，那些动人的故事往往埋在不被注意的角落，需要耐心与判断，一点一点挖掘出来。“你要怎么挖出这些珍贵的矿石，是很难的事情。”
但挖出来之后，真正的创作才开始。“你挖到矿之后，要想怎么把它变成一条项链，或是一个可以传世的作品。”她说，素材本身再珍贵，如果没有一条清楚的核心线去串连，就无法成形。
她进一步比喻，就像一颗颗珍珠，如果缺少中间那条线，“它就是散在那里一颗一颗。”唯有找到叙事的关键与结构，才能让这些片段被组织起来，成为一件完整而动人的作品。
“如果找到一个观点，找到一个叙事的串连，它就可以成为一条很美的珍珠项链。”她说，观众看到的，是最终的成品，但背后其实是一连串选择与取舍。在她眼中，说故事从来不是拼贴素材，而是一种转化与重组。“你这样子去想，就会发现说故事是一件很有创意，而且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拍的不只是成功 而是“忧患中的勇气”
《造山者──世纪的赌注》讲的是台湾半导体的崛起。她强调，自己并不是在拍典型的成功故事，而是“逆境中的勇气”。她看到的，是一群在资源匮乏年代、仍选择冒险的人。“我们都知道结果，但不知道我们怎么走到今天。”她不追逐结果，而是回头挖掘过程——那些即将被遗忘的情感、选择与挣扎。
纪录片的路，从来不轻松。“一部片都拍四年、五年，那在四年、五年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很孤独漫长的过程。”她坦言，过程中不只一次问自己：“为什么我要这么累？”
支撑她走下去的，不是市场，而是观众的回应。有在美国史丹佛念书的台湾学生告诉她：“谢谢导演，你让我找到我来自台湾的DNA。”也有高中生看完说：“我现在也好想为台湾做点事喔！”甚至竹科工程师对她说：“谢谢你让我找到我努力的价值跟方向。”她说：“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我们见证当下 也为台湾留下资产
回顾她的创作轨迹，从红叶少棒、老兵、铁道，到农民与半导体工程师，她拍的不是单一题材，而是一整条台湾的历史侧面。“我们见证了当下，我们创造了故事，但我们也为台湾要留下了文化跟历史。”她说，“未来每一部纪录片都是台湾的文化资产。”这句话，不是夸张，而是一种责任感。
谈到台湾如何被世界看见，萧菊贞把时间拉回五十年前。她说，“那个时候是一个很风雨飘摇的年代。”台湾退出联合国，国际社会接连断交，在国际舞台上几乎失去位置。她回忆，这样的历史经验，也成为她在拍摄《造山者》时反复思考的起点——台湾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世界中心，而是在困境中，一步一步走出来。
对照今日，她看到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转变。“现在在全世界，你讲到台湾，大家会讲TSMC（台积电），或者想到台湾在文化艺术上的表现。”从半导体到影像创作，从产业实力到文化能量，台湾逐渐在全球建立自己的辨识度。
她认为，这不是单一产业的成功，而是长时间在各个领域累积的结果。“这五十年来，台湾人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在各个领域，想要在世界上站稳脚步，我觉得这种精神是很动人的。”
她提到，《造山者》在海外巡回放映时，常有观众在映后分享观影感受。有观众对她说，“终于知道你们这么小的岛，为什么可以这么强大。”也有人说，第一次理解支撑台湾的不只是科技，而是背后那种共同的信念与精神。
这样的回馈，让她更加确信纪录片的价值。“大家看到成果会觉得理所当然，可是你只有看到过程的努力，你才会知道了不起。”她说，纪录片的工作，就是把那些被忽略的过程重新呈现，让人看见结果背后的选择、挣扎与坚持。
然而，相较于国际的肯定，她更在意的是台湾内部的变化。面对当前社会氛围与年轻世代的心态，她坦言最在意的，是一种逐渐出现的冷感。“我觉得忧患意识很重要，在忧患意识的过程中你会努力，你会展现韧性，你会更加勤奋努力。”她说：“最怕就是冷感、无感。”
在她看来，台湾并没有条件松懈。这座岛屿的发展，始终是在压力与挑战中前行。“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冷感、无感，我们必须为了我们的存在，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安定的生活，是需要打拼的。”
她所说的，不只是产业竞争或国际局势，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精神状态——是否仍记得来时的路，是否仍愿意为未来继续努力。也正因如此，她选择用影像记录这一切。不是为了歌颂成果，而是为了留下过程。
期盼更多年轻创作者 把镜头对准公共议题
访谈尾声，萧菊贞把话题拉回创作本身，“我觉得台湾太精彩，台湾的故事非常的多。”她说，这座岛屿在历史、政治、文化与社会层面交织出的复杂性，本身就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来源。
而此刻，更是一个关键时刻。她期盼，有更多年轻创作者愿意把镜头对准公共议题。“我希望更多的一些影像工作者或文化工作者，可以多关注一些公共议题。”
在她看来，纪录片不只是作品，而是一种时间的交付。“能够为此刻当下留下好的纪录和作品，这也是给未来50年或下一代、下下一代很重要的礼物。”
她曾说，拍完《造山者》后，“我也觉得自己是造山者，即使是小沙粒，也是造山运动的一分子。”这句话，也像是在描述她自己。萧菊贞并非电影科班出身，大学时期因选修课接触影像创作，开始走上纪录片之路，并在早期作品中拿下金穗奖肯定。此后三十多年，她一路拍下台湾的人与土地，或许不是最耀眼的导演，却始终在做同一件事——把台湾，一点一点留下来。
“能够在这个时候坚持，然后酿出一部好作品，我自己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在这个快速遗忘的时代，萧菊贞选择慢慢记录，也许正因为如此，台湾才不会被遗忘。◇
责任编辑：陈玟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