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字里的故事（二）：从燕京大学到燕山夜话
【接上文：“燕”字的故事（一）：从燕王到千古帝王永乐大帝】
七、燕京大学：玄鸟最后的飞翔
历史走到二十世纪，“燕”字又一次被赋予新的重量——这一次，不是国家，不是帝王，而是一所大学。要说燕京大学，就必须先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年）。没有司徒雷登，就没有燕京大学。
一八七六年，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他的父母都是美国南长老会的传教士，在杭州落地生根，一住就是几十年。司徒雷登从出生起便浸泡在中国的声音、气味与风土里，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能辨各地方言，吃得惯中国菜，喜爱中国的点心和水果。他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小时候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跟着父亲走遍杭州附近的乡间，和形形色色的中国人聊天。
十一岁那年，他随家人回到美国念书。那是他一生中少数几次真正“离开”中国的时刻。美国的大学读完，神学院读完，得了博士学位，再娶了妻子爱琳（Aline Stuart）——然后毫不犹豫地，打包回中国。那是一九〇四年，他二十八岁。
回到中国之后，他重新从头学中文，这一次不只是日常口语，而是认认真真钻研古典文献：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一部一部地读下去。他在日后的回忆录里写到读这些书的感受：“中国传统文学的核心，指出了人要与宇宙道德秩序相互和谐，长期的阅读除了加深我对中华文化的敬重，也陶冶了我的性格，并让我对神的信仰更加坚定。”一个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在儒家典籍里找到了与自身信仰的共鸣，这大概就是他后来那种东西方融合的教育哲学最初的种子。
他在杭州和南京从事教育、传教工作，在金陵神学院执教前后达十年之久。朋友都说他是个天生的教育家——记忆力惊人，交际能力出众，对人有一种罕见的亲和力，不论对方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总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让人觉得如沐春风。这个本事，后来在他为燕大四处奔走募款的漫长岁月里，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一九一九年，司徒雷登出任新成立的燕京大学校长。为什么叫“燕京”？因为校址定于北京（北京古称燕京），更因为“燕”这个字所凝聚的全部历史记忆——它指向召公的封地，指向永乐的故都，也指向了一所立志于中国的大学应有的根脉。
司徒雷登替学校选了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这几个字，贴在一所以“燕”为名的大学门口，竟有一种异样的妥帖——燕子归来，本就是因为自由，本就是为了服务于春天。
司徒雷登给这所大学选的校址，是北京西郊的勺园与淑春园旧址，后又陆续购得淑春园、鸣鹤园、镜春园、朗润园诸园。他亲自规划了未名湖、博雅塔。整个校园被称为“燕园”，以中式建筑为基底，融入西式功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美的大学校园，没有之一。今天的北京大学，便建在燕大的废墟上。每一个在未名湖畔散步的人，脚下踩的，都是“燕京”二字曾经的领土。
校园有了，他的下一步是招兵买马。他奉行一条原则：不问信仰，不看政治，只认才学。凡是他看上的学者，无论什么背景，他都亲自登门延请。于是顾颉刚、钱穆、许地山、吴文藻、朱自清、吴宓、陆志韦、洪业……一代名师云集燕园，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燃起了一片让人几乎难以置信的学术光芒。
燕京大学仅存在了三十三年（1919—1952年），在册学生不足一万，却培养了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五十余人。费孝通、周汝昌、萧乾、侯仁之、黄昆——这份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一九四五年“密苏里号”军舰受降仪式，中方出席的三名记者悉数是燕大校友；一九七九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二十一人中，竟有七名燕大毕业生。
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一分为八”：各院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一所有机生长了三十三年的大学，被行政的刀切成碎块，分而消之。“燕京”二字，自此从中国高等教育的版图上正式消失。
但历史有历史的办法。今天每一个受惠于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奖学金的学者，每一个走进北大未名湖畔的学生，每一个在世界各地延续燕大学风的校友后人——他们都还在替那两个字飞翔。
八、燕山夜话：一个书生的死
历史走到一九六一年，“燕”这个字又一次成了一场血案的标题。
那一年三月，《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上开了一个杂文专栏，作者署名“马南邨”。专栏名字取得很雅——《燕山夜话》。在燕山脚下，在北京的夜里，一个读书人提笔闲谈——谈历史，谈治学，谈做人，谈生活中的小事。文章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引经据典，举重若轻，是老舍口中所赞的“大手笔写小文章”。从一九六一年三月到一九六二年九月，《燕山夜话》一共发表了一百五十二篇。当时正是“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殍遍野，人们在报纸上难得读到一点有温度、有见识的文字，《燕山夜话》于是不胫而走，风靡一时。
马南邨是谁？他是邓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前线》杂志主编，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整整十年。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老共产党员，十八岁入党，在晋察冀边区办过《抗敌报》，在毛泽东面前主编过《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可就是这样一个对党的忠诚近乎本能的人，最终却被他毕生信奉的那个体制亲手撕碎。
一九六一年九月，邓拓又邀来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人合署“吴南星”（吴晗出“吴”，邓拓出“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他笔名“繁星”），在《前线》杂志开设另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三家村”三字，本出自苏东坡诗，意为偏僻寥落的小山村——三个书生的一点闲笔而已。从一九六一年十月到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六十余篇文章。
要说这些文章写了什么？无非是借古讽今——谈“伟大的空话”（讽刺浮夸风），谈“一个鸡蛋的家当”（讽刺空想致富），谈“专治‘健忘症’”（讽刺自食其言、喜怒无常之人）。在一个刚刚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国家里，这些文字像是一阵微风——很轻，但每一个读者都知道它从哪里吹来。
可是有一个人也看见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直指吴晗。这篇文章是文革的第一个试探——毛泽东后来说，《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半年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姚文元的第二篇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次日，全国各大报纸统一转载。
那篇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
“《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
“黑店”二字，把三个读书人一夜之间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姚文元在文章中咬定，《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他号召“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五天之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五一六通知》正式通过——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场锣。又过了两天，五月十八日凌晨，邓拓在北京家中服安眠药自尽，年仅五十四。他留下一封六千字的遗书，反复向党表白的，只有一件事：自己“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成了文革第一个死于非命的高级知识分子。
但这还只是开始。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晗死于狱中——具体死因至今不明，据说头发被一根根揪光。他的妻子袁震早于那年三月已先他而去，女儿吴小彦精神失常，于一九七六年自杀。一个历史学家的全家，在“三家村”三个字下，被连根拔起。
三家村中，唯一活下来的是廖沫沙。他在牢里关了八年，又在江西劳改了四年，一九七九年才平反。出狱那年，他写了一首诗：
燕山偶语招奇祸，
海瑞登台启杀机。
有鬼为灾偏作梦，
三家村里尽痴迷。
“燕山偶语”——四个字，道尽一切。在燕山脚下说了几句平常话，竟换来这样的灭顶之灾。邓拓一定没有想过，他取“燕山夜话”这个名字时的那份温雅闲适——燕山是他眼前的山，夜话是他案头的灯——竟会成为书写他人生墓碑的字。
燕子归来时，本是要报告春天的。可一九六六年那个春天，从燕山脚下飞起的，不是燕子，是一群血色的乌鸦。
尾声
从甲骨文上那只飞起的玄鸟，到商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祖先传说；从召公封燕、荆轲易水的悲歌，到石敬瑭割地与徐达光复；从燕王朱棣的金銮大殿，到司徒雷登种下的那片燕园——“燕”这个字，在中国的版图与心灵上，已经飞了三千多年。
它是一只鸟，也是一个民族对“归来”二字的执念。“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没了，燕子还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人事代谢，燕子依旧。“满地芦花伴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朝代亡了，燕子也不知该认谁为主了。＠*#
责任编辑：古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