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字裡的故事（二）：中國被害得最慘的教會大學
【接上文：「燕」字的故事（一）：從燕王到千古帝王永樂大帝】
七、燕京大學：玄鳥最後的飛翔
歷史走到二十世紀，「燕」字又一次被賦予新的重量——這一次，不是國家，不是帝王，而是一所大學。要說燕京大學，就必須先說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年）。沒有司徒雷登，就沒有燕京大學。
一八七六年，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他的父母都是美國南長老會的傳教士，在杭州落地生根，一住就是幾十年。司徒雷登從出生起便浸泡在中國的聲音、氣味與風土裡，說一口流利的杭州話，能辨各地方言，吃得慣中國菜，喜愛中國的點心和水果。他在回憶錄裡說，自己小時候最大的樂趣之一，就是跟著父親走遍杭州附近的鄉間，和形形色色的中國人聊天。
十一歲那年，他隨家人回到美國唸書。那是他一生中少數幾次真正「離開」中國的時刻。美國的大學讀完，神學院讀完，得了博士學位，再娶了妻子愛琳（Aline Stuart）——然後毫不猶豫地，打包回中國。那是一九〇四年，他二十八歲。
回到中國之後，他重新從頭學中文，這一次不只是日常口語，而是認認真真鑽研古典文獻：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一部一部地讀下去。他在日後的回憶錄裡寫到讀這些書的感受：「中國傳統文學的核心，指出了人要與宇宙道德秩序相互和諧，長期的閱讀除了加深我對中華文化的敬重，也陶冶了我的性格，並讓我對神的信仰更加堅定。」一個美國的基督教傳教士，在儒家典籍裡找到了與自身信仰的共鳴，這大概就是他後來那種東西方融合的教育哲學最初的種子。
他在杭州和南京從事教育、傳教工作，在金陵神學院執教前後達十年之久。朋友都說他是個天生的教育家——記憶力驚人，交際能力出眾，對人有一種罕見的親和力，不論對方是達官顯貴還是販夫走卒，總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讓人覺得如沐春風。這個本事，後來在他為燕大四處奔走募款的漫長歲月裡，發揮了無可估量的作用。
一九一九年，司徒雷登出任新成立的燕京大學校長。為什麼叫「燕京」？因為校址定於北京（北京古稱燕京），更因為「燕」這個字所凝聚的全部歷史記憶——它指向召公的封地，指向永樂的故都，也指向了一所立志於中國的大學應有的根脈。
司徒雷登替學校選了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這幾個字，貼在一所以「燕」為名的大學門口，竟有一種異樣的妥帖——燕子歸來，本就是因為自由，本就是為了服務於春天。
司徒雷登給這所大學選的校址，是北京西郊的勺園與淑春園舊址，後又陸續購得淑春園、鳴鶴園、鏡春園、朗潤園諸園。他親自規劃了未名湖、博雅塔。整個校園被稱為「燕園」，以中式建築為基底，融入西式功能，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美的大學校園，沒有之一。今天的北京大學，便建在燕大的廢墟上。每一個在未名湖畔散步的人，腳下踩的，都是「燕京」二字曾經的領土。
校園有了，他的下一步是招兵買馬。他奉行一條原則：不問信仰，不看政治，只認才學。凡是他看上的學者，無論什麼背景，他都親自登門延請。於是顧頡剛、錢穆、許地山、吳文藻、朱自清、吳宓、陸志韋、洪業……一代名師雲集燕園，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燃起了一片讓人幾乎難以置信的學術光芒。
燕京大學僅存在了三十三年（1919—1952年），在冊學生不足一萬，卻培養了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五十餘人。費孝通、周汝昌、蕭乾、侯仁之、黃昆——這份名單可以一直列下去。一九四五年「密蘇里號」軍艦受降儀式，中方出席的三名記者悉數是燕大校友；一九七九年鄧小平訪美，代表團二十一人中，竟有七名燕大畢業生。
一九五二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被「一分為八」：各院系分別併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一所有機生長了三十三年的大學，被行政的刀切成碎塊，分而消之。「燕京」二字，自此從中國高等教育的版圖上正式消失。
但歷史有歷史的辦法。今天每一個受惠於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獎學金的學者，每一個走進北大未名湖畔的學生，每一個在世界各地延續燕大學風的校友後人——他們都還在替那兩個字飛翔。
八、燕山夜話：一個書生的死
歷史走到一九六一年，「燕」這個字又一次成了一場血案的標題。
那一年三月，《北京晚報》副刊《五色土》上開了一個雜文專欄，作者署名「馬南邨」。專欄名字取得很雅——《燕山夜話》。在燕山腳下，在北京的夜裡，一個讀書人提筆閒談——談歷史，談治學，談做人，談生活中的小事。文章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引經據典，舉重若輕，是老舍口中所讚的「大手筆寫小文章」。從一九六一年三月到一九六二年九月，《燕山夜話》一共發表了一百五十二篇。當時正是「大躍進」之後的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餓殍遍野，人們在報紙上難得讀到一點有溫度、有見識的文字，《燕山夜話》於是不脛而走，風靡一時。
馬南邨是誰？他是鄧拓——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前線》雜誌主編，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整整十年。一個高度政治化的老共產黨員，十八歲入黨，在晉察冀邊區辦過《抗敵報》，在毛澤東面前主編過《毛澤東選集》第一版。可就是這樣一個對黨的忠誠近乎本能的人，最終卻被他畢生信奉的那個體制親手撕碎。
一九六一年九月，鄧拓又邀來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三人合署「吳南星」（吳晗出「吳」，鄧拓出「南」——筆名「馬南邨」，廖沫沙出「星」——他筆名「繁星」），在《前線》雜誌開設另一個專欄《三家村札記》。「三家村」三字，本出自蘇東坡詩，意為偏僻寥落的小山村——三個書生的一點閒筆而已。從一九六一年十月到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家村札記》共發表六十餘篇文章。
要說這些文章寫了什麼？無非是借古諷今——談「偉大的空話」（諷刺浮誇風），談「一個雞蛋的家當」（諷刺空想致富），談「專治『健忘症』」（諷刺自食其言、喜怒無常之人）。在一個剛剛餓死了幾千萬人的國家裡，這些文字像是一陣微風——很輕，但每一個讀者都知道它從哪裡吹來。
可是有一個人也看見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矛頭直指吳晗。這篇文章是文革的第一個試探——毛澤東後來說，《海瑞罷官》「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半年後，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姚文元的第二篇文章《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在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同時刊出。次日，全國各大報紙統一轉載。
那篇文章的開頭是這樣的：
「《燕山夜話》的作者是鄧拓，《三家村札記》則是鄧拓、廖沫沙、吳晗合股開辦的一個黑店。」
「黑店」二字，把三個讀書人一夜之間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姚文元在文章中咬定，《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他號召「徹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徹底肅清『三家村』的流毒」。
五天之後，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五一六通知》正式通過——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場鑼。又過了兩天，五月十八日凌晨，鄧拓在北京家中服安眠藥自盡，年僅五十四。他留下一封六千字的遺書，反覆向黨表白的，只有一件事：自己「並非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他成了文革第一個死於非命的高級知識分子。
但這還只是開始。一九六九年十月，吳晗死於獄中——具體死因至今不明，據說頭髮被一根根揪光。他的妻子袁震早於那年三月已先他而去，女兒吳小彥精神失常，於一九七六年自殺。一個歷史學家的全家，在「三家村」三個字下，被連根拔起。
三家村中，唯一活下來的是廖沫沙。他在牢裡關了八年，又在江西勞改了四年，一九七九年才平反。出獄那年，他寫了一首詩：
燕山偶語招奇禍，
海瑞登台啟殺機。
有鬼為災偏作夢，
三家村裡盡痴迷。
「燕山偶語」——四個字，道盡一切。在燕山腳下說了幾句平常話，竟換來這樣的滅頂之災。鄧拓一定沒有想過，他取「燕山夜話」這個名字時的那份溫雅閒適——燕山是他眼前的山，夜話是他案頭的燈——竟會成為書寫他人生墓碑的字。
燕子歸來時，本是要報告春天的。可一九六六年那個春天，從燕山腳下飛起的，不是燕子，是一群血色的烏鴉。
尾聲
從甲骨文上那隻飛起的玄鳥，到商人「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祖先傳說；從召公封燕、荊軻易水的悲歌，到石敬瑭割地與徐達光復；從燕王朱棣的金鑾大殿，到司徒雷登種下的那片燕園——「燕」這個字，在中國的版圖與心靈上，已經飛了三千多年。
它是一隻鳥，也是一個民族對「歸來」二字的執念。「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王謝沒了，燕子還在。「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人事代謝，燕子依舊。「滿地蘆花伴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朝代亡了，燕子也不知該認誰為主了。＠*#
責任編輯：古容
